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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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跑到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结果不到一年,就杀回到北京。1927年5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他实已将乡村运动看作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1月,他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三把火烧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像个苦行僧,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借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

    然而1937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像大口唾沫,正儿八经地吐到了梁漱溟的“乐土”上,什么美好的田园梦都抵不过他心中的羞耻感。梁漱溟一气之下再次钻进了炮火窟。

    也是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同毛泽东展开了一段为世人瞩目的君子之交。

    五

    梁漱溟逃过了1958年反右一劫。

    “文革”时,他虽然没受多少皮肉之苦,但还是被撵出了小铜井胡同1号,于1968年7月,被赶到鼓楼铸钟厂胡同一所破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年。批林批孔时,要他表态,他的态度是“只批林不批孔”,他由此惹火烧身,在以后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开了上百场批斗他的大会。梁漱溟在批判间隙,竟然在全国政协礼堂大门口练起了太极拳。当会议主持人让他交代被批判的感想时,他傲然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9年,梁漱溟迁入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

    1980年,梁漱溟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以90高龄担任全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

    胡耀邦对外国友人说道:“梁漱溟过去不为我们说好话,现在开始说了!”

    肉眼发现不了的事物并不能同“不存在”直接画上等号。人在幼儿时期常常为侦探类的推理片所吸引,主人公的案情往往喜欢在一个密室中发生,这便使人万分的纠结和恐惧。但主人公在如此一个不明不白的环境中被夺去生命的案件,是必然会遭到侦探破解的,必然会在故事的结局处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意义上的“密室”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一条诡计多端的道路,在某个暂且不为人知的地方蜿蜒屈曲,主人公的命运正是因为它而遭遇最强大的颠覆。

    梁漱溟貌似“密室”的内心一个有一个隐蔽的缺口,使他独立于世外,人们却又看不见他是如何金蝉脱壳的,这个缺口或许是宗教,是他个人的意志力,或许是《论语》,是亡父在天之灵的庇佑。

    在美国学者艾恺同梁漱溟的一次谈话中,俩人聊道:

    梁:“现代化是什么?”

    艾:“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

    梁:“噢哟!”

    梁漱溟说自己是个乐天派,什么事都不必悲观,对世界“不必悲观,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4)

    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讨厌哲学,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很多人认为人类绝望的直接导致者是不可躲避的政治高压、无处不在的思想禁锢或是某种固有模式的僵化,其实,真正的绝望是生活无从着手改变的惯有,是以逻辑性合理表达的荒谬。如今“希望”遍地开,就连蚂蚁出洞也得失足踩瘪两株。这些“希望”继而长出铁臂将人格式化,人被温柔地束缚在笼子里,栅栏上头开满了廉价欲望的塑料花,殊不知这假花外头已是一片道德和思想的小坟堆。现在的人们,去哪儿收割梁漱溟所谓“希望”的麦穗呢?

    梁漱溟咂咂嘴:“这个世界会好的。”摆摆手,于1988年6月23日凌晨往生。

    2006年,在梁漱溟去世十八年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梁漱溟生前天天盼望的农村生活美景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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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老马识途(1)

    常年泊靠在未名湖湖心小岛上的汉白玉石舫,出自前清大贪官和〉暮蠡ㄔ埃贝笕嗣挥幸蛭呈呛瞳|的遗物,就把它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