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这个美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资本主义异化人的批判，更是一挂堵在辜鸿铭的耳朵眼上“噼里啪啦”的大鞭炮。 “神甫蜕化成一个空架子，律师蜕变成一部法典，机匠蜕变成一台机器，总之，人蜕变成物件，各式各样的物件。”看着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扬起明晃晃的大刀朝西方社会劈下去，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向东方文明静默地跪下叩首，辜鸿铭也在丝毫不敢懈怠地反复掂量。 1880年前后，辜鸿铭结束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游学生涯，揣着爱丁堡大学和德国某大学土木工程学的文凭，踏上了东归之路。这一年，他的福建同乡严复，才在左宗棠等洋务大老的安排下，刚刚踏上英伦三岛，开始留学生涯。 辜鸿铭是语言天才。他除精通英、德、法、意、日语外，还通晓拉丁、希腊两门古语。少年出洋，操一口好英语的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中一个便是辜鸿铭。 辜鸿铭的外语本事，使他成为一张具有国际影响的名嘴，在他的孜孜努力下，西方人开始接触真正的儒道精神，明白了人们尊崇“孔圣”的缘由。精湛的外语技艺，也使他有机缘进入以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声播天下的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幕府。 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3） 章太炎当年曾有话：汤生嘛，英文行，国学不能。 可辜鸿铭天性逞强，绝不肯在国学上逊色。这位因读过洋毛子书而不好找先生的国学迷，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身为总督大人的张之洞不但教辜鸿铭如何行师道之礼，帮他物色一流先生，而且还亲自教他如何查《康熙字典》和《解读论语》。 在张大人的幕府里，辜鸿铭不但搂住了几堆白花花的银子，还开始了认识地道的儒家学问。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钻探，以及在幕府中与同僚的互相切磋，辜鸿铭的国学根基渐渐夯实。通过对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辜鸿铭发现，养育浸淫他的中华文明，即便不比西方高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劣，洋鬼子们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说短道长！ 当年，尤其是在甲午海战之后，一些对中国现状不满的年轻人，片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全盘西化来改造中国落后现状。辜鸿铭十多年的留洋经历，使他既能够了解西方世界的真正面貌，也能远距离的审视中华民族的短长。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有资格评价东西方文化在这个星球上各自所占的分量。 辜鸿铭说：“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一切都变得比实际伟大、卓越。而他们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把一切都看小了。” 国人自甲午海战之后，就已将自己的民族自信当口喷嚏一般“哈欠”了出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偷瞄一眼人家的脸色，生怕再使自己缝缝补补几十回、好不容易盖住自己一张大脸的“面子”破损个凤毛麟角—一个中国人随地扔纸屑的事情，都会光荣地晋升为洞察华夏民族的劣根性的大窗口。 四 辜鸿铭1903年春随张之洞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年冬天回到武汉。 1907年，辜鸿铭携妻带子一家16口再次入京，这次他在北京踏踏实实地住了下来。 在北京，辜鸿铭过了几年平静、爽心的生活，可好景不长，随着武昌革命一声枪响，辜鸿铭精神上构筑的天朝王国的玻璃房上，留下一个圆溜溜的弹眼。历史像是个健忘的妇女，面对中西方这两个孪生的宝贝儿子，当西方已经在近代化的澡堂子里泡、洗、搓揉得浑身是病，乞求精神疗伤的时候，中国却还在中世纪黑屋子的门槛前的泥汤子里滚。 超前的思想、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时空的错位，给这位学界的星宿画上了背时、保守的小丑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辜鸿铭成了众矢之的，更成了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活靶子。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在挨打的时候，任凭辜鸿铭有三头六臂，其失落、败退在所难免。这个中西不同文化浇铸的守旧汉，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短兵相接的战场上顾此失彼、分身乏术。 在辜鸿铭的脑子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群体记忆，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在大声呐喊无望的时候，他变得怪戾起来，以极端的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到了后来，辜鸿铭甚至把中国的封建国渣，诸如纳妾、缠足、贞节牌坊等臭名昭著的东西，都视为宝贝，一再赞美。 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缠足，如同欧洲女人的“束腰”，都是为了追求美感。中国妇女用的长长的裹脚布，就是西方女孩用来捆腰的细细长长的鲸须。 辜鸿铭觉得中国男人纳妾，就好比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不会有四把茶壶配一个茶碗的。 一位西方人权妇女当面质问辜鸿铭，为何替封建思想巧辩？辜鸿铭笑而不答，反问女士是坐洋车还是乘汽车而来？女士说乘汽车。他又问汽车几个轮胎？女士答四个。接下来他又问车上几个气筒？女士不假思索说一个，结果逗得哄堂大笑。 针对一些洋佬对中国民族性的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