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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贾南风和万贞儿为固宠固位所干出的一系列事情看，其残忍和歹毒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和做得出的。以杀人的方式消灭别人的希望以求达到自己与他人的机会均等，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道德批判的范围。如果用科学和法律的眼光看问题，对于此种人的此种行为，除了负一切法律后果之外，还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柔弱的女人去指使杀人或亲手杀人，其实这个底牌十分简单，那就是权力。为了权力，不仅过去、现在，甚至包括将来，都将是一篇永远也不可能写完的大文章。是不是这样呢？
助皇帝一臂之力：1。皇后的楷模
虽然中国古代妇女一般都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是男权的奴婢和传宗接代的产婆，但也有不少女性或因容貌绝代，或因才华超群，或因工于心计，更多的是一身数长、一专多能，她们在历史的夹缝中不但求得了生存，而且还发挥了男性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朝夕生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那些做了后妃的女性们，她们更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维。从“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最朴实也最深刻的道理出发，你就可以想像到，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国古代皇帝的治国安邦，离开了女人们怎么可能运行呢？
唐代的则天武后改朝换代、自做女皇，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令当时的男人退避三舍，让后代的男人瞠目结舌的巨大作用，这已经在“帝王篇”中有所涉及。武则天之外，更有许多才华出众、见识过人的后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巧妙的方式对丈夫和儿孙、对治国和安邦、对政治和历史施加无可替代也无可更改的影响。
独孤氏是杨坚的妻子，她14岁时便嫁给了杨坚。北周大成元年，周宣帝驾崩，8岁幼子周静帝即位，当时身为大丞相的杨坚被加封为隋王，因周静帝年少难理政事，北周大权事实上掌握在杨坚手中。独孤氏对形势看得极为清楚，她劝杨坚切不可以此为满足，说：“希望你能再努一把力，开创出自己的基业。”在独孤氏的鼓励和支持下，杨坚于开皇元年废周自立，建立了隋朝。隋朝建立后，独孤皇后仍然时刻关注着政治时局的变化，常常帮隋文帝杨坚出谋划策。她提出的许多建议都被隋文帝采纳，因此隋朝宫廷中，臣僚们常习惯地把文帝和皇后并称为“二圣”。根据历史记载，开皇七年，隋人攻下建康，灭掉陈朝。南北统一以后，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裁减冗员，改进府兵制，以及初创科举制，推行均田法。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出台，都是在听取和征求独孤皇后的意见后才付诸实施的。晚年的隋文帝，眼见海内升平，国泰民安，创业的开拓精神渐渐减弱，贪图享乐的欲望开始膨胀起来，独孤皇后为此仍常常规劝他。后来皇后去世，隋文帝失去约束，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宜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先后受到恩宠。在隋文帝病笃之时，他后悔地叹息说：“如果独孤皇后还活在世上，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由此也可以看出，独孤皇后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了。
北宋杜太后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两任皇帝的母亲。建隆元年，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然后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登基之后，尊母亲杜氏为皇太后，杜氏以皇太后身份接受赵匡胤拜见。当时朝廷大殿内外气氛热烈而庄严，朝拜仪式搞得极为隆重。这本来是一件让杜太后开心的事，但文武百官看到杜太后却是满脸忧容，大家心里纳闷：人们都说“母以子贵”，现在太祖登基，太后她老人家却为什么并不高兴呢？这时高坐在上面的杜太后严肃而沉重地说：“做皇帝可不容易呀！身为万民之主，如果治国有方，增民福祚，老百姓拥戴，那自然尊贵无比；可如果皇帝没有做好，到了被别人推翻的时候，那恐怕连争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可能都没有了。我每想到此就感到心情沉重。”当赵匡胤刚刚步入权力巅峰，杜太后首先提醒他的就是居安思危，对于一个刚刚上任的皇帝，恐怕没有比这个提醒更重要、更有远见的帮助了。
北宋建立之初，杜太后对稳定赵氏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她首先通过细致而周到的工作，加强了赵匡胤与赵普的政治联盟。赵普是赵匡胤的启蒙老师，又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杜太后对赵普的才干和忠诚都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杜太后一方面告诫赵匡胤要虚心听取赵普的意见，一方面又在诸事上对赵普既给地位又加担子。这样就极大地调动起了赵普的主动性、积极性，以致开国后的各种草创工作都做得井然有序，就是“杯酒释兵权”这样重大的政治行动也是在赵普的建议下实施的。此外，杜太后鉴于后周亡国的教训，提出“兄终弟及”的帝位继承方略。她认为儿子赵匡胤之所以能做上皇帝，并不是前世阴德，也不认为赵匡胤就是真龙天子，而认为只因周世宗柴荣让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皇位，以致形成主少臣疑的局面，这才为改朝换代提供了机会。如果周世宗的继承者是一个成熟、有经验的成年人，那情况恐怕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她主张赵匡胤退位以后，不要把帝位传给年幼的儿子，而要传给年龄较大的弟弟赵匡义。这个建议的实施，确实从体制上保证了宋初政局的稳定。
在中国古代这种“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内助之贤”和“母仪之正”的确有稳定、维护政权的巨大作用。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是前者，而宋太祖之母杜太后就是后者。然而，隋文帝、宋太祖之外，还有一个兼二者而得之的人，那就是以创超迈古今之大事业而著称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生成就的功业是包括两个女人的贡献在内的，这一是他的母亲诃额伦，元建国后追谥为宣懿皇后；另一个是他的元配妻子孛儿台，元建国后追谥为光献皇后。
成吉思汗在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作为一个部族领袖的遗孀，诃额伦必须承担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5个子女的生活和教育重任。就教育方面而言，她要教育孩子们特别是成吉思汗要继承父志，做一个与众不同的领袖人物。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即可见诃额伦“母仪之正”对于成吉思汗成长和功业的重要作用。一是成吉思汗的父亲刚死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母子不仅承受着外人的欺压，而且成吉思汗的异母兄长别克帖儿也经常欺负他们。有一次，成吉思汗好不容易打到的猎兔又要被别克帖儿抢走时，成吉思汗忍无可忍，和弟弟哈撒儿两人一气之下将别克帖儿射杀。母亲诃额伦听到这个消息后，盛怒之下狠狠斥责了成吉思汗，并期待他将来继承父志，统领蒙古部众，真正成为一个有大作为的人物。受了母亲这次严厉的训诫，成吉思汗从此以后果然遇事冷静，待人也宽容多了。另一件事是成吉思汗正位以后，非常相信弄神装巫、预言祸福的阔阔出，而弟弟哈撒儿勇武有力，与阔阔出很合不来。一天，两人发生口角，成吉思汗当面斥责了哈撒儿，哈撒儿心情不快，三天未出来见面。阔阔出趁机挑拨成吉思汗和哈撒儿的关系，企图假托天意，要成吉思汗杀掉哈撒儿。成吉思汗不辨真假，就要把哈撒儿捉来杀死的时候，又是诃额伦怒斥成吉思汗，用老祖宗阿难可敦用五箭合一比方团结以教育子孙的方法来教导成吉思汗，使成吉思汗避免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因此我们说，有诃额伦这样的识见远大、胸怀开阔的母亲的教导和帮助，实在是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但有“母仪之正”，成吉思汗还有“内助之贤”。成吉思汗的元配夫人孛儿台也是一个出色的后妃。孛儿台对成吉思汗成就帝业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在成吉思汗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孛儿台都坚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边，用她的温柔、体贴和深明大义来安慰和鼓励成吉思汗。比如成吉思汗与孛儿台刚成婚不久，他的近邻泰亦赤兀部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想在强邻下生存，就需寻找外援支持。这时成吉思汗想到了父亲生前好友克烈部长王罕。为了求得王罕帮助，成吉思汗想拿孛儿台献给母亲的厚礼——一件名贵的黑貂裘，作为给王罕的进见礼。母亲诃额伦当然没有什么意见，但这也是妻子孛儿台的嫁妆，还必须和孛儿台商量好才行。当成吉思汗提出这个要求后，深明事理的孛儿台一口就答应了。正因为成吉思汗带着这样一件贵重的礼品去见王罕，所以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王罕的支持。而争得王罕的支持，对成吉思汗后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成吉思汗和扎木合的关系处理上，也是孛儿台首先发现扎木合的不正常表现，提醒成吉思另觅栖身之所的。这个提醒和这个迁徙决定的形成，对成吉思汗所在部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元开国之后诃额伦和孛儿台作为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妻子，在生活中不失温情，在支持成吉思汗成就帝业方面又深明大义。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一生得到这样两个女性、两种性质的支持和帮助，应该说已经相当幸运了。
助皇帝一臂之力：2。宫廷矛盾的缓冲地带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元文化的意义上讲，这是阴阳之合，文武张弛之道。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原则。然而，事情一落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有秘书长这样一个职务，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需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事无巨细也需步步落实。而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有人出面斡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政治远见的后妃就自发地扮演起了这种幕后宫廷秘书长角色，从而为古代宫廷中的诸种斗争和冲突建立起一个疏导和缓解的缓冲带。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就是一个为唐初朝廷建立起释解矛盾纠葛、稳固大局的缓冲地带的人物。长孙皇后起码在三个方面起到了这种作用。首先，她曾诚恳地劝谏唐太宗不要过分重用哥哥长孙无忌，因为她考虑到过分重用长孙无忌容易引起其他重臣元老的猜忌，影响团结，贻误国事。同时，她认为过分重用外戚，有可能导致外戚专权，汉代的外戚祸国就是一个血的教训。虽然唐太宗没有完全采纳她的建议，但这个提醒是相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