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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有了孩子，张普景才发现梁必达这狗日的果然阴险，有长远眼光。
那时候幼儿园还没有建起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又不敢请保姆。白天上班，梁必达便唆使孩子钻洞，“到西院去，汪阿姨会讲故事。”孩子们自然欢天喜地了。第一回，张普景就警觉起来了——这个头不能开，于是亲自把两个小东西往东院驱赶，但是赶到东院，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两口子都上班去了，只好又领回家，交给自己的老婆。
这以后就坏了，形成了惯例，每天上班，孩子准时钻洞过来，赶都赶不走，再说老婆也不让赶了，说这些小猫小狗的，带一个两个是带，带二个四个也是带——带出感情了，以致后来幼儿园建好之后，梁大耳朵和东方红放学回来，还是先到两院，跟成华阿姨撒足了娇，跟张普景的两个孩子张文韬和张原则一起撒足了野，在张家吃过了晚饭，这才磨磨蹭蹭地钻洞回家——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十二岁以前，不是特殊情况，梁尚武和东方红很少在自己的家星吃过晚饭，因为梁家的晚饭没有张家的晚饭香。
有一次开一个军民关系方面的会议，驻地市里来了几个记者，会前会后拍了许多照片。此后不久的一天，张普景到东院找梁必达有事，一进客厅，便看见偌大的一面墙上新悬挂上了许多镜框，上面的照片都是趾高气扬的梁必达。倒是有一张是和张普景的合影，但张普景一看就火了。
在那张照片上，张普景显得无比矮小，脑袋跟梁必达的胸脯一个水平，正仰起头跟梁必达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而梁必达则显得人高马大，一只手握拳抵在下巴上，微笑着俯瞰张普景，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势，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就像是毛主席接见小八路。
其实，张普景虽然个头低了一点，也仅仅是相对梁必达而言，他的身高比梁必达差不到十公分，而这张照片居然高低悬殊如此之大，显然是拍摄角度问题。
张普景沉下脸说：“梁大牙你安的什么心，为什么单把这张照片挂起来，还挂得这样醒目。这不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吗？”
梁必达说：“扯淡，这是为了体现我们军政一把手紧密团结嘛。”
张普景说：“取下来，不取我给你砸了。”
梁必达说：“你敢？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挂就怎么挂，你管的也太宽了。”
吵来吵去，梁必达坚持不取那张照片。张普景无奈，真砸当然也不合适，再说为了一张照片闹得不亦乐乎也像个师政委的气量，梁必达能玩这种小伎俩，他不能。但是又觉得窝囊，气鼓鼓地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照片，也想找一张自己高大而梁必达矮小的照片，却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理想的，只好骂狗日的梁大牙居心不良，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
第二十二章
一
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达和窦玉泉、朱预道、陈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错变化，先是陈墨涵第二次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班深造，毕业之后，一跃晋升为K军司令部的参谋长，窦玉泉几经周折，也调到军里担任后勤副军长。不久，张普景调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这几个人临时性地成了梁必达的上级。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军军长升迁，梁必达直接当了军长，并同时担任军党委书记。朱预道担任副军长。原军政委王兰田调到军区工作，张普景担任军里的第一副政委。
本来，这些人从年轻人长到了年近半百，从普通青年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可以说历尽沧桑。谁也没有想到，战争中人家死里逃生过来了，却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纷纷落下马来，成了“人民的敌人”。
K军军部驻地D城是一座省会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这座城市就乱了，并没有像伟人预计的那样“大乱促大治”，而是一乱就一泻千里，乱得乌烟瘴气。造反有理，文攻武卫，揪斗“走资派”……就在这红潮滚滚江山板荡之际，乱世中呀呀呀杀出一条好汉来——离开军队十几个年头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来。江古碑现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领袖。
地方的形势如火如荼，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温不火。
江古碑终于把目光盯向了部队，他首先找到了老战友窦玉泉，希望他出面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窦玉泉的态度很不明朗，说：“上有军长政委，下有革命战士，我这个副军长是粮草官，作不得主。你还是去同军长政委商量，他们要是不积极，你跟毛主席报告也是你的权力。”窦玉泉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表态的人，加之从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来，运动他经历得多了，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搞运动就好比开汽车，上面往哪里指，就往哪里打方向。但这里面也有学问。
有些人是快车手，转弯处不减速，这边刚转过去，又来了个新方向，措手不及就掉进了悬崖，战争年代吃这个亏的人不少。还有些人是慢车手，该转弯的时候转不了弯，不该转弯的时候转了，不是撞山就是被撞，和平时期吃这个亏的人不少。窦玉泉现在的态度是，一慢二看三通过。拿不准就靠边，嫌误事你超车，你进步是你的造化，那种热血青年的冲动他是不会干的。
江古碑对窦玉泉的表现十分不满，说：“老窦你也太没原则了，梁必达在凹凸山就飞扬跋扈，你我都是受过迫害的人。我们首先就应该解决梁必达的问题。现在上面给了我们清算的机会了，你还怕什么，未必他梁必达敢砍你的头不成？”
窦玉泉仍然阴阳怪气，说：“那不是一回事。清算什么？他梁必达一不搞女人贪污腐化，二不里通外国，三没有去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我凭什么造他的反？一个副军长去造军长的反，不是明摆着要当司马昭吗？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可不去捅这个纰漏。”
江古碑见窦玉泉已经丧失了革命斗志，又去找“张克思”。
因为军里的政委是军区副政委兼任的，张普景以第一副政委的身份主持军里的政治工作，所以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普景的态度倒是很明朗，说：“斗争梁必达我没意见，但是总得有依据吧？”
江古碑说：“现成的证据。我们在凹凸山的时候，搜集梁必达的劣迹材料，我还保存着。”说完，当真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
张普景戴上老花眼镜，认认真真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说：“这些恐怕不行，组织上早已作过结论了嘛。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琢磨梁必达，也经常跟他开展斗争。但是，越斗争还越发现，这个同志其实是很能干的。我现在都还能记得当年梁必达给组织的交代，第一，说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纯属扯淡。他祖上是当过商人，但是商人不等于就是剥削阶级。他本人参加革命前是有点薄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给人家当学徒挣的，是劳动所
得。第二，说他从前有过投国民党的想法，是事实，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算不上投机。因为那时候不了解八路军。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他是英勇杀敌屡建功勋，浑身七处负伤，事实有目共睹，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共产党员不能昧良心。第三，你看你这材料，什么座山雕有八大金刚，梁必达有四大美女？子虚乌有嘛。说梁必达生活作风恶劣，从前在蓝桥埠搞腐化，抗战期间到斜河街逍遥楼狎妓，没有证据，再说这种事情也上不了，台面，现在还用这些脏事搞一个高级干部，显得低级趣味。而且，据我所知，事实上梁必达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是严肃的，全国解放了，部队进城了，许多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犯了错误，而梁必达一尘不染。从前是对东方闻音忠贞不渝，后来是对安雪梅相敬如宾……”
江古碑被张普景的这番话说愣了，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看猴子一样地看着张普景，说：“这么说来，你也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
张普景不紧不慢地说：“我说过我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吗？可是也不能不讲道理地造啊。造反有理，我当然支持。关键是证据。”
江古碑极其不悦地说：“老张，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对于李文彬被俘，你是怎么看的？”
张普景为之一震，沉默了。江古碑的这个问题再一次刺痛了他内心那根隐秘的神经，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咬噬着他，多少次他都想向梁必达问个明白，可是每次又都制止了自己的冲动。毕竟，李文彬最终当了叛徒，就算是梁必达当时处置不当，他张普景作为一个政工首长，也断没有为一个叛徒翻案的必要。
“梁必达这一手好毒辣啊，他搞掉了李文彬，也把我们这几个人搞得抬不起头。我一直认为，这是梁大牙蓄意制造的阴谋，是他，或者是他暗示朱预道把李文彬的行踪通报给汉奸的。这就是对付梁必达最有力的武器。老张，我看我们可以从这个突破口下手。”
张普景仍然沉默不语，思忖许久才说：“江古碑同志，请你面对两个事实，一是说梁必达或者说朱预道故意把李文彬的行踪透露给汉奸，查无实据，死无对证。二是李文彬确实叛变了，证据如山。我劝你不要在这上面打主意了，弄得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江古碑说：“只要你肯出面，你就是证据。李文彬那天离开分区的时候有预感，他向你透露过。”
张普景愕然，说：“是吗，我怎么记不得了？就算他向我透露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江古碑呐呐地说：“我推测的。”
张普景断然说：“没有的事。既然他有预感，他为什么还离开部队到崔家集去搞女人？经不起推敲嘛。你的推测不能作为证据。”
江古碑一脸沮丧，气愤地说：“证据，证据，老张你这一辈子吃的就是证据的亏。你怎么不开窍啊？梁必达对我们的排挤还少吗？只要你坚持说一句话，就说后来崔二辫子私下里向你坦白了，他的口供是屈打成招，事实真相是有人事先给了他大洋，让他演苦肉计，那件事情就可以推翻重理了。反正崔二辫子已经死了。”
张普景说：“你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啊。如果崔二辫子真的私下向我坦白了，我当时就应该戳穿，还等到现在？那我不是对梁必达的犯罪行为姑息养奸吗？不是姑息养奸也是麻木不仁啊。这是我张普景的作风吗？”
江古碑不屈不挠地说：“可以这样解释嘛，你当时是考虑为了团结，顾全抗日大局，才暂时没有戳穿事实真相的。还有，当初策动陈墨涵部队起义的时候，你这个政治委员都蒙在鼓里，难道这些你都忘记了？新仇旧恨啊，我是至死不忘。”
张普景淡淡一笑说：“老江你这个思路看来确实有问题了。瓦解敌军，策动起义，是绝密的。我们的地下工作有一个纪律，单线布置单线执行，你是老党员了，我想这个情况你不会不知道。我事后是有想法，但想法不能代替原则。”
江古碑说：“至少，在凹凸山，梁必达私自带人带枪给汉奸维持会长祝寿助威，还侵吞了战利品二百块大洋孝敬汉奸，这是事实吧？”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组织上已经有结论了，不能老翻历史的老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有缺点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
江古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