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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他已经开始写起来，又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这太离谱了。
“鲍勃。”我发现自己在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
“姓什么？”
“琼斯。”
他点点头，“这东西会在下一期《雇员通讯》上发表。”
他又回到了工作中。
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回家时简不在家。冰箱上有一张她留给我的便条，告诉我说她去图书馆找一本关于怎样使学龄前儿童的潜力得到自由发展的《蒙台索利教育法》。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没有心情说话或者听别人说。我只想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我把一卷冷冻烤面饼扔进了微波炉。
我跟德里克简短的对话过后，整个下午我再也不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剩余的工作上。我拿过桌上的用户手册，手里拿着一支笔，假装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可是我的心不知在哪里，反正不在用户手册上。我不停地在心里重复着德里克对我所说的一切，想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不愿意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开始期望他问我拼写，那至少使我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假如他知道我的名字而不知道怎样拼写，我也许还能理解这件奇怪的事情。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
无论我在心里重复多少遍我们的对话，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分析我们两个人所说的一切，我得到的始终是同样的结论。
尽管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分享了同一个办公室，他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尽管我站在他面前的主席台上，他却没有看见我中了大奖。
我对于他来说是隐形的。
见鬼，也许他从不跟我说话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我的存在。
微波炉上的计时铃声响了一下，我取出我的烤面饼，放进碟子里。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牛奶，走进起居室，打开了电视机，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试着边吃东西边看电视，努力不去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吹了吹烤面饼，咬了一大口。汤姆。布鲁克正在宣读最近对爱滋病作出的问卷调查，他严肃地看着摄像机镜头，好像古希腊默丘利神双蛇节杖的幻象似的，在他身后的蓝色荧光屏上不停地闪烁，他说，“按照《纽约时报》和国家广播公司最近的联合调查结果，中等水平的美国人相信——”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这个词跳进了我的脑子里。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它说的就是我。我就是这种人。我盯着布鲁克，我感到自己好像病了，而且我的病已经被准确地诊断出来了，但是随着这一医学上的突破而来的是，我连一点儿轻松的感觉也没有。诊断是正确的，那时它太一般了，太寻常了。在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安慰，即意味着正常。而我并不正常。我是普通，但我不是一般的普通，而是过于普通，极度普通，普通到了甚至我的朋友都不认识我的地步，甚至我的同事都注意不到我。
我对此感到十分沮丧。路易斯和弗吉尼亚曾经争辩说，她们在斯泰西的生日聚会上见到了我，当时我浑身发冷的那种感觉现在又回来了。这整个事情太离奇了。一个平庸的家伙是一回事，如此令人可怕的平庸又是另一回事。从各种角度来看我都是一个隐形人。这令我感到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某种恐怖的、几乎是超自然的东西。
我心里产生了一阵冲动，从桌上拿起了昨天的报纸。我找到了日历部分，看着最上面加了方框的统计表，那是上周电影排行榜的前5名。
那是我最想看的5个电影。
我翻过一面，寻找那10支本周的排行榜歌曲。
它们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排列顺序完全跟我喜欢的程度一样。
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着，我站起来，在书架与音响架之间的小小空间里走来走去。我仔细创览我收藏的那些激光唱片和录音带，我发现它们全都是近十几年来流行排行榜上的歌曲。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但是从理论上完全解释得通。
假如我是个平庸的人，我应该事事都很平庸。不仅仅在外表上和个性方面，而是所有的事情上。全面地。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坚持着“中庸之道”的信念，我毫不犹豫地以中庸的态度做一切事情。我一生中从未在任何方面走过极端。我从来都吃得不多不少。我从不自私贪婪，也从不舍己为人。我从来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反动保守主义者。我既不是享乐主义者，又不是禁欲主义苦行僧，既不是个酒鬼，又不是滴酒不沾的人。
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要协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理想方式，但是事实上在敌对的双方之间，总是需要有这种解决方式。
在对与错，好与坏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语言，坚定地站在中间，绝对不能明确地倾向于某一边。
一个平庸的美国人。
我那种极其一般的平庸并不仅仅是我个性中的一个方面，它是我赖以存在的推一基础。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对任何一种选举或者任何奖励的提名结果从不质疑，也从不抱怨，我总是坚定地站在主流方面，从不对任何一件大多数人一致同意的事情表示异议。它还说明了为什么在高中或大学的任何一次辩论会上，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
它同时还能够解释，找为什么对欧文市产生了奇怪的兴趣。
在那里所有的大街和建筑看起来一摸一样，所有的房产机构不允许任何房屋和景观的外表带有任何个性化特点，它使我感到舒服、惬意。它的同质性吸引了我的兴趣，激发了我的感情。
但是如果认为是我的平庸导致了我的隐形，致使人们忽略我，冷落我，摈弃我，无视我的存在，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逻辑。
真是这样吗？仔细想想，大多数人都是根寻常的人。大多数人是正常的、平凡的人，而他们并没有被同事、朋友及熟人所冷落；不仅他们的个人气质嗜好，而且连他们的存在也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和确认。
而我也是个平庸的人。
我却被冷落了。
我试着找出～些不能证明我的理论的行为或事件，或者我所做过的能够证明我并非完全平庸的事情。我想起来，当我还在读3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受到别人的欺负。那时我还不平庸，难道不是吗？我还是那样地不同于他人，并特别被学校里的3个最厉害的家伙选中，当作他们练习拳脚的目标。事实上，他们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抓住了我。其中一个人把我推倒在地，其他两个人脱掉了我的裤子。他们演出了一场“游人止步”的闹剧，那两个人把裤子在我的头上扔来扔去，我试图阻止他们却毫无效果。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他们哄堂大笑，人群中还有女孩儿，出于某种原因，我很高兴那里有女孩儿，我甚至喜欢她们看到我穿内裤的样子。
后来，当我成了一名少年，当我手淫的时候我便会想起这件事儿。想着那些女孩儿在旁边看我怎样从恃强凌弱者手里夺回裤子，这会使我更加兴奋。
这种事并不一般，绝对如此。它是件不平庸的事。
这是我在捞救命的稻草。每个人都有过古怪的幻想和反常的行为。
很可能我的反常行为发生的次数也是很平均的。
我的那些反常的经历也是很平庸的。甚至我的不规则行为，其水平也是很一般的。
天哪，甚至我的姓名也是极其普通的。鲍勃。琼斯。仅次于约翰。史密斯。它可能是电话簿上能够找到的最普通的名字。
我的烤面饼已经放凉了，但是我的肚子已经不饿了。我不再想吃任何东西。我抬起头来看着电视。新闻主持人正在报告发生在米尔沃吉的大规模谋杀事件。
现在大多数人很可能正在看电视。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都是边吃晚餐边看电视。
我站起来，换到播放《军事外科医院》的频道。我把盘子拿进厨房，把吃剩的烤面饼扔进了垃圾桶。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我想喝得晕乎乎的，寻找一种良好的感觉。
我把啤酒拿进起居室里，开始看电视，想注意力集中地看上一集《军事外科医院》，不再考虑自己的事。
我发现观众笑得最厉害的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台词。
我关掉了电视机。
简在9点左右回到了家。我已经灌了8罐啤酒，即使感觉不是最好，起码不再关心我的那些糟心事儿了。她看着我，皱了皱眉，然后走过我身边，把笔记本放在厨房的桌上。队桌上拿起我放在那里的奖券，“这是什么？”她问我。
我已经忘记我赢得了一顿晚餐。我看了看她，把手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祝贺我吧，”我说，“今天上班时我抽中了一张奖券。”
她念出了奖券上的名称，“爱丽斯饭店？”
“对。”我说道。
“太棒了！”
“没错。棒极了。”
她皱着眉头又看了我一眼，“见鬼，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说，“什么事都没有。”我喝光了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跟其他空罐放在一起，歪歪扭扭地走进卧室，把自己扔到了床上。
3个星期之后，我们去爱丽斯饭店吃饭。
我是在郊区长大的男孩，除了快餐连锁店以外，从不记得进过任何一家饭店。从麦当劳到乐芙，从黑色安格斯到唐乔斯，我经常光顾的这些餐馆都不是私人拥有的正式餐馆企业，而是干篇一律的供应便餐的合作式饮食店，在那里就餐因为它们整齐划一的服务质量让人感到格外舒适。当我们从饭店的入口处走进去时，看见了幽雅的室内装潢，气度非凡的老主顾们，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在这里应该有怎样的举止，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为了跟饭店的老主顾们从外表上相一致，我们两人穿得十分正规，简穿着她的长礼服，我穿着面试时穿过的那身套装，但是当我们坐在其他就餐者中间时却感到了一种不和谐的气氛。我们似乎比其他就餐者年轻了十几岁。不仅如此，我们不会正常付账，而是将那张愚蠢透顶的礼券交给他们。我把手伸进裤兜，摸着那张有些变皱的奖券的边沿，我很想知道自己是否带够了付小费的钱。我突然希望我们根本就没有来。
我们提前两个星期预定了座位，所以一进来就有座位，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一张手写的当日特色菜单。从我的判断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只有一种饭是现成的，还有一种多道程序的菜式。我向男招待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把菜单还给了他。
简也跟我一样。
“先生，你们想喝些什么？”男招待问我。
开始，我看了看放在我面前的酒类目录，不想暴露出自己是外行的样子，我研究了一会儿图录，然后用目光向简求助，可是她只是耸了耸肩膀，目光转向了别处，我只好指了一下目录中间的一种酒名。
“非常好，先生。”
过了几分钟，我们要的酒和第一道菜，一种用熏娃鱼制作的开胃菜端上来了。我的杯子里倒上了酒，我用电影里的学来的方式抿了一小口，然后对男招待点了点头。他在我们的酒杯中又添上了酒，之后便留下我们自己就餐了。
我的目光越过餐桌注视着简。这是我们两人这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一起吃饭。有许多合理的原因——她得去看她的妈妈，我得去西尔斯检查一下我的刹车；她得去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