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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张艺谋回来，声不吭地在房子里转了两圈，然后来到厨房，看我做饭，一直不说话。我觉得有点反常，抬头看了看他，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很兴奋，极立刻感觉到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神秘地看了我一眼，坐在凳子上，缓缓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我因拍《黄土地》得这一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
“真的？！”我惊喜得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他看我那高兴劲儿，就说：“不过还没有正式宣布，只是评委会评委们通过了。你先不要对别人讲，这是别人悄悄告诉我的。”
“嗯。”我点点头。这么大的喜事突然降临，我真料想不到。但这毕竟没有正式宣布，心里很不踏实，于是，我便问：“会不会变呢？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张艺谋会心地笑笑，他很知道我当时的心情，说：“我认为是不会变的。等正式宣布了，你就会相信是真的了。”
第二天，罗雪莹来了，张艺谋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她，她笑着对我说：“不会变，评委会上决定的事一般不会随便更改，除非再召开一次评委会，还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你就放心吧！”我心里这才踏实了。我为张艺谋高兴，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从此他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底，张艺谋和陈凯歇去香港参加第九届香港男际电影节（3月29日—4月13日）。他回来情绪很亢奋，讲了一些电影节的情况。他说，当最后一场《黄土地》放映完，他和凯歌随片登台，电影散场竟然没有人肯走，他们整整在台上站了一个钟头，接受观众和记者的提问，在国内还没有过如此热烈的场面。
张艺谋从香港回来，末末两岁生日刚过不久，他拿出在香港为末未买的玩具、画板、小头饰、胸花等给末末补生日礼物，嫁凯歇把头饰和胸花给末末别在头上、身上，末来高兴的什么似的。她举着画板让我教她画画儿。我边和张艺谋、陈凯歌说着话，一边随手两三笔画了个猫。陈凯歌见了说：“肖华的画儿，画得很不错嘛。”张艺谋接茬说：“在中学里她就比我画得好。”后来陈凯歌在他写的《森国人》中还提过这事。
张艺谋还告诉我说，他这次理了个平头，到香港后好多人把他当成日本人。有一个记者干脆说地像三岛由纪夫。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有趣的，从此张艺谋总是理平头。尤其是出国前五六天定要去理发店理成平头。我家的书架上也渐渐有了三岛由纪夫的书了。
紧接着，五月份他又去了法国，参加在戛纳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他到戛纳就寄来张明信片。
小蓉：你好1
明信片上是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举办的地方，这是戛的城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由于历届的国际电影节。使这个只有六万人的法国南部小城举世闻名！我们曾在巴黎通留三天，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在戛纳我们将住七余天，二十三日经瑞士苏黎世回国。回北京后即要去抽《大阅兵》，只有待影片完成后再回家看你们了。举好末末，祝她健康愉快，快快长大！
问候爸、妈好！
谋谋85、5、9
看着明信片上的那些异国风格的建筑，我的心也好像随他一起到了那里，我真羡慕他。一星期后。他只寄来一张明信片。
蓉子，你好！
上次的明信片不如收到否？这张是戛纳的夜景。我们看电影常常到深夜，为不量多看片，一天到晚乱跑，很累。这个小城很美丽，风景宜人，在地中海边。你和末末都好吗？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希望尽量照顺好孩子，使她吃她睡好。要慢慢对她建行教育了。我大的在八月底才能拍定《大阅兵》而后田家。忙乱之余很想念你们。问使爸、妈好！
谋谋85、5、16
在出国短短的十几天中，他念念不忘地惦记着我和孩子，我很感动。这两张明信片散发着爱的深意，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
同年十二月他又与陈凯歌一起去了美国夏威夷。他们的《黄土地》在这次夏威夷电影节上获得了摄影最佳奖。
张艺谋又要去忙他的第三部片子《大阅兵》了。临走前，他告诉我说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有意把他调到两影来。他虽然同意，但知通广西厂不会轻易放人，一时半会儿也调不来。建议把我先调到西影，吴天明答应了。
《大阅兵》拍完，张艺谋回家来，带广许多鱼、肉罐头。在湖北外景地拍摄的时候，天气炎热，体力消耗大，在作现场不时有人中暑、昏倒，摄制组每顿饭给大家发一个罐头，补充营养。他没舍得吃，都给末末带回来了。我听了后，心疼得鼻子直发酸，说：“你自已应该吃，孩子需要，可你更需要，那么消耗体力的工作，营养跟不上，身体会垮的。你身体坏了，可就什么都完了。”
就在这时，我得到通知，我调西影的事办妥了。厂里破例分给我们一套一间半的房子，我们搬到西影。后来我才知道，是张艺谋对厂里说，他在岳父岳母家住得不顺心，经常发生口角，不能再继续住下去，要求立刻能分一间房子。自从末末出生以后，我们一直在我父母家中住。父母帮助我照料末末，对张艺谋也极好，很赞赏他的事业心，而张艺谋却这样胡诌，也太不应该了。
搬家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大纸箱。这张床还是我姐姐一九七七年在北京给我买的。厂里借给我们一张写字台和一个书架。我把那间小屋作为卧室，放上那张床和装被褥衣物的大纸箱，大房子作为起居室，摆上写字台和书架，还有一把椅子。由于没有什么东西，房子里空空荡荡，显得特别大。末末可高兴了，在房子里骑车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朋友或同事来家里，我都很尴尬，因为只有一把骑子，让来让去，最后总是大家站着说话。所有我家里人都说：“你们这个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临时的。”但这些在我的眼中却是那么完美。我和张艺谋经历了十几年的磨难和分离以后，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是多么值得庆贺啊！这个家虽然清贫、简陋，却是一个温暖的家。我精神十分愉快，夜里常常睡不着觉，看着身边熟睡的丈夫和女儿，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拥有一个有事业心的丈夫，还有一个漂亮、听话、可爱的女儿和一个清贫而温馨的家，我已心满意足了。
当然，我决不会心满意足得忘掉了过去。
从张艺谋给我写第一封信起，到一九八二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止，整整十四年，其中三年的农村生活，七年的工厂生活，四年的学校生活，我保存了他写给我的书信大捆。搬家到西影厂的时候张艺谋见儿还保存着这么多的信，就让我把信全部都烧掉，还索回了他在一九七二年写给我的一封血书。记得当年我收到他的血书后，约他回西安，见面时，我发现他的右手中指上裹着胶布，立刻明白了血的出处。我查看他的伤势，他告诉我：他下决心后，先拿针扎了两次，出血不多，写一两个字就凝了。后来他用木刻刀使劲捅了一下，这才血出如注，写这封三张纸的血书，他在手指上共捅了三次……。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发誓，再不使他流血，不管是心录上的还是躯体上的。
说实话，为了表达坚定的信念和赤诚的爱情，我一直认为血书这种形式不一定必要，尤其是一个真正的的男子汉，本身的自信和能力就足够了！所以当他向我索要血书时，我很理解地还给了他。但他要我烧掉十四年间全部的信件时，我却痛苦了。
“为什么不能再保留这些信件呢？”我问。
“我们现在已是老夫老妻了，还留着谈恋爱时期的东西干吗？如果什么都舍不得丢的话，光旧东西咱们这间屋子都搁不下。你现在整天上班、管孩子、干家务，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看那些信呢，就是以后孩子大了，你有时间了。看那些信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会离婚。”
听到“离婚”两字，我感到屈辱和陌生，我决心把信烧掉。可最后烧信时。我还是没有舍得把信全部毁掉。只烧了在农村和工厂时的信，他上北京电影学院那四年的信我仍保留至今。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回亿的、无论是苦难的回忆还是美好的回忆。
一九八五年底，张艺谋来西影厂报到，他和广西厂签了一年合同，给西影厂干一年，与吴天明合作拍《老井》。
调进西影后，厂里安排我在图书室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既安静又可以看书读报。看的东西越多，越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又勾起想上学的念头。我满怀希望地和张艺谋商量，想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没想到，他听完我的打算，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去上学，那末末怎么办？”
“放在你家里，让你妈妈帮忙带。”我建议道。
“那不行，我妈还要上班，再说弟弟他们的孩子已经在我妈那里，哪能再看末末。”
“那就雇个保姆”我说。
“说的好听，哪来的钱，再说我长期不在家，你去上学，把这个家和末末交给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你能放心？”他连连摇头摆手地说。
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争了起来，我很生气。他说的那些话，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对他的态度生气。他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你是女人，你不能去上学，只能在家里管家看孩子。
这一次我没听他的，还是坚持报了名，自己开始复习。可惜的是，临到考试那几天，末末突然生病，张艺谋又不在家，我只好又一次地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这段时间我突然感觉身觉强烈的不适，仔细一想，不禁叫苦连天，我怀孕了。没办法，只得决定做人流手术。
那天下午，张艺谋去托儿所接末末，回来后忍着笑告诉我，他一去托儿所，末末和他们班的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老师叫：“张末，你爸爸接你来了。”末末抬头看了看张艺谋没有动。老师又说了一句：“你爸接你来了，还不跟着回去？”末末说了声：“我让妈妈接，每天都是妈妈接我。”就仍然玩她的。张艺谋走过去拉她，她扭身就跑和张艺谋在托儿所的院子里转起圈子来，不肯跟张艺谋回家。托儿所的阿姨们都捂着嘴笑。我听完张艺谋的叙述也不由地笑了。
晚上我吃了一顿张艺谋做的饭，这是我在病床上唯一的一次吃他做的饭。吃完晚饭，楼下有人叫。说厂长找他，他慌慌忙忙地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告诉我：“厂长让我明天去山西选演员，我想说你的情况，没好意想说出来，就这样定下来了。明天中午两点的飞机，一点钟到厂门口等车。”我听后心里很感凄然，组里的工作固然不应该因个人的私事受到影响，但我在他心里就这么无足轻重，一个女人在这种非常时期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可是我却没有这份福气。生末末时，他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没有办法；这次他在身边，却又要走，我心里委屈极了，怨恨他不把我放在心上，好像只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