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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能让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死亡？
莫里的父亲——人人都叫他查理——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美国的。他于的是皮毛业，但时常要失业。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直很贫穷，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后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压抑。他们没有一件奢侈品。没有汽车。为了挣钱，莫里和他弟弟大卫有时去替别人擦洗门廊的石阶，以换取一个五美分的硬币。
他们的母亲死后，兄弟俩被送到了康涅狄克州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那儿好几个家庭住在一块，共用一间大的卧室和厨房。亲戚们认为，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孩子们会有好处的。莫里和大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绿色世界，他们在野外尽情地玩耍。一天吃过晚饭，他们外出散步时天下起了雨。他们没有回家，而在雨里折腾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后一骨碌爬了起来。
“快，”他对弟弟说，“起床。”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当然，淋雨并不是得病的原因。但莫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会知道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弟弟去一个专门的诊所治疗，两脚不得不戴上护套以致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莫里一直在自责。
于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犹太教堂——独自一人去，因为他父亲不是个教徒——站在那些身穿黑长袍。身子不停晃动的人中间，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亲和患病的弟弟。
下午，他站在地铁下面叫卖杂志，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买吃的。
晚上，他瞧着父亲默默地吃着东西，企盼有——但从未得到过——一点感情的交流和关心。
九岁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她给孩子们唱歌。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们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母亲。
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问，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滚球。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有时，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大卫会问。
“什么也没有了，”她说。
她在替莫里兄弟俩盖被子时，会用意第绪语唱歌给他们听，尽管都是悲伤的歌。其中有一首唱的是一个卖香烟的女孩：请买我的烟。
干燥的烟没有被雨淋，谁能同情我，谁能可怜我。
即使处在这样的境遇，莫里还是学会了去爱，去关心，去学习。伊娃要求他在学校成绩优秀，她把受教育视作脱离贫困的唯一解药。她自己也在上夜校提高英语水平。莫里在她的怀抱里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
晚上，他在厨房餐桌上的那盏台灯下学习，早上，他去犹太教堂为母亲求主眷念——为死者作祷告。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父亲从不让他提起死去的母亲。查理希望幼小的大卫把伊娃当作亲生的母亲。
这对莫里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许多年里，母亲留给莫里的唯一信物就是那封宣告她死亡的电报。他收到电报的当天就把它藏了起来。
他将把它珍藏一生。
莫里十几岁时，他父亲把他带到了他工作的一家皮毛厂。那还是在大萧条时期，父亲想让莫里找一份工作。
他一走进工厂，那厂房的围墙就让他感到窒息。厂房既黑又热，窗户上布满了垃圾，齐放在一起的机器发出犹如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毛絮到处飞扬，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工人们彻楼着身子用针缝制着毛皮，老板在过道里巡视吆喝，不断催促他们干快些。莫里站在父亲的身边，害怕得要命，希望老板别对他也大喊大叫。
午饭休息时，父亲把莫里带到了老板那儿，将他往前一推，问是否有活可以给他儿子干。可成年人的工作都没法保证，没人愿意放弃手里的饭碗。
对莫里来说这是个福音。他恨那个地方。他又起了一个誓，这誓言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永远不会去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他不允许自己去赚别人的血汗钱。
“你将来准备做什么？”伊娃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他把学法律排除在外，因为他不喜欢律师；他把学医也排除在外，因为他怕见到血。
“你准备做什么？”
我这位最优秀的教授由于他的缺陷而当了一名教师。
“教师追求的是永恒；他的影响也将永无止境。”
——亨利·亚当斯②
coc1②美国历史学家和作者（1838－1918）。
第四个星期二——谈论死亡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莫里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
这个星期二，莫里完全处于工作的精神状态。讨论的课题是死亡，是我目录上的第一项内容。在我到来之前，莫里在小纸条上已经作了一些笔记，以备遗忘。他颤抖的字体现在除他自己外谁都看不懂。快要到劳工节①了，通过书房的窗口，我可以看见后院里深绿色的树篱，听见孩子们在街上的嬉闹声，这是他们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假日。
底特律那边，报业的罢工者正准备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节日游行，向资方显示工会的团结。在飞机上，我读到一则报道：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了正在熟睡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声称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坏人”的影响。在加州，O·J·辛普森案子中的律师们正成为新闻热点。
在莫里的书房里，宝贵的生命仍在一天天流逝。此刻我们坐在一起，面前放着一件新增添的设备：一台制氧机。机器不大，只到膝盖的高度，是便携式的。有些晚上，当他呼吸感到困难时，他就把长长的塑料管插进自己的鼻子，像是鼻孔被抽血的器械夹住了一样。我讨厌把莫里和任何器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莫里说话时，我尽量不去看那玩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莫里重复道，“可没人愿意相信。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事实的话，我们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就会用戏谐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我说。
“是的，但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作好准备。这样做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
怎么能够去准备死呢？
“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元憾了？’”
他转过头去，似乎肩膀上这会就停着一只小鸟。
“今天是我的大限吗？”他问。
莫里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他出生在犹太教家庭，上学后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那是因为孩提时经历了大多的变故。他对佛教和基督教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很感兴趣。但他最接近的文化还是犹太教。他在宗教上是个杂家，这就使他更加为学生们所接受。他最后几个月里所说的话语似乎超越了一切宗教的特征。死亡能使人做到这一点。
“事实是，米奇，”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我点点头。
“我还要再说一遍，”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他笑了。我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想知道我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观点，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问，免得使我窘迫。这就是他当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患病前对死亡想得多吗？我问。
“不，”莫里笑笑。“我和别人一样，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将成为你所见到的最最健康的老人！’”
你那时多大？
“六十几岁。”
你挺乐观的。
“为什么不？正像我说的，没人真的相信自己会死。”
可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在死去，我说。为什么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呢？
“这是因为，”莫里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在体验世界，我们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
去面对死亡就能改变这种状况？
“哦，是的。拂去外表的尘埃，你便看到了生活的真谛。当你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去时，你看问题的眼光也就大不一样了。”
他叹了口气。“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
我注意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当他把挂在胸前的眼镜戴上时，眼镜滑落在太阳穴处，仿佛他是在黑暗中替别人戴眼镜。我伸手帮他移正了位置。
“谢谢，”莫里低声说。当我的手碰触到他的头时，他笑了。人类最细小的接触也能给他带来欢乐。
“米奇，我能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当然行，我说。
“你也许不爱听。”
为什么？
“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在听小鸟的说话，如果你能接受随时都会死去的事实——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耽于抱负了。”
我挤出了一丝笑容。
“你为此而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事——你所做的工作——也许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你也许会让出空间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精神上？
“你不喜欢这个词，是吗？‘精神上’。你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玩艺。”
这个么，我无言以对。
他装作没看见我的窘态，但没装成功，我笑出声来。
“米奇，”他也笑了。“尽管我说不上来‘精神产物’到底为何物，但我知道我们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有缺陷的。我们过多地追求物质需要，可它们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的关系，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世界。”
他把头扭向透进阳光的窗户。“你看见了？你可以去外面，任何时候。你可以在大街上发疯似地跑。可我不能。我不能外出。我不能跑。我一出大门就得担心生病。但你知道吗？我比你更能体味那扇窗户。”
体味那扇窗？
“是的。我每天都从窗口看外面的世界。我注意到了树上的变化，风的大小。我似乎能看见时间在窗台上流逝。这是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停住了。我们俩一齐望着窗外。我想看见他看得见的东西。我想看见时间和季节，看见我的人生慢慢地在流逝。莫里微微低下头，扭向肩膀。
“是今天吗，小鸟？”他问。“是今天吗？”
由于“夜线”节目的播出，莫里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只要有精神，他就会坐起来，对替他代笔的朋友和家人口述他的回复。
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来探望他的两个儿子罗布和乔恩都来到了起居室。莫里坐在轮椅上，两条瘦骨嶙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