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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现在，我必须交代一下自从那个夏日我最后一次拥抱了我那位可亲、睿智的教授。并答应和他保持联系后我所发生的变化。
我没有和他联系。
事实上，我同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联系，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个和我早晨一起醒来的女朋友。毕业后的几年把我磨炼成了另一个人，他身上再也没有那个当年离开校园准备去纽约向全世界贡献才智的年轻人的影子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吸引人。我浑浑噩噩地打发着二十刚出头的那几年：付房租，看广告，寻思着生活为何不向我开绿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音乐家（我那时在弹钢琴），但几年昏暗。空虚的夜总会生活，从不兑现的允诺，不断拆散的乐队以及除了我对谁都感兴趣的制作人，终于使我的梦想变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败者。
与此同时，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死亡。我最亲近的舅舅，我母亲的弟弟，那个为我取名、教我音乐、教我驾驶，和我开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个在我眼里仍是个孩子，也是我长大后要学习的楷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死于了胰腺癌。他是个矮小、漂亮的男人，长着浓浓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一直陪伴着他，我住在他楼下的一间公寓里。我看着他强壮的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后又开始浮肿，看着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体趴在餐桌上，手按着肚子、闭着眼睛，嘴巴痛得都变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那稣！”其余的人——我舅妈，他两个年少的儿子，以及我——则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着盘子，眼睛躲避着这痛苦的场面。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阳台上。天气很暖和，微风习习。他望着远处，从牙缝里硬挤出几句话来，他说他看不到他的儿子读下一个学期了，问我能不能照顾好他们。我让他别这么说。他哀伤地望着我。
几个星期后他去世了。
葬礼之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感觉到时间突然变得宝贵起来，年华似水，而我却追赶不上。我不再去空着一半座位的俱乐部弹琴，不再呆在屋子里写那些没人要听的歌。我又回到了学校，读完了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找到了一份体育记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转而开始写那些渴望成名的运动员。我给报纸和杂志专栏撰稿。我夜以继日、没有节制地工作着。我早上醒来后，刷完牙便穿着睡衣坐到了打字机前。我舅舅过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后来十分怨恨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于是我发誓不要有他那样的结局。
我从纽约又跳槽到佛罗里达，最后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当《底特律自由报》的专栏作家。这个城市对体育有着疯狂的需求——它有职业的橄榄球队。篮球队。棒球队和冰球队——这给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机会。几年后，我除了撰写体育报道评论外，还开始写体育方面的专著，制作广播节目，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对暴富的橄榄球明星和好矫饰的大学体育活动评头论足，我成了淹没这个国家的传媒风暴的一部分。人们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开始买房。我买了一幢山间别墅。我买了汽车。我投资股市并建立了有价证券组合。我就像一辆推到最高挡速的车子运行着，任何事情我都规定了最后日期。我玩命似地锻炼身子，发疯似地开着汽车。我赚的钱超过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宁的黑发姑娘，她很爱我，不嫌弃我毫无时间规律的工作。经过七年的恋爱我们结了婚。婚后一个星期我便回到了工作堆里。我对她说——也是对自己说——我们会生儿育女成立一个家庭的，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却遥遥无期。
相反，我仍热衷于工作上的成就，因为只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末日到来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后的快乐。我认为舅舅的厄运也将是我命中注定的结局。
至于莫里？是的，我时常会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但这一切总显得有些遥远，似乎来自另一种生活。这几年里，凡是从布兰代斯大学寄来的邮件都被我扔进了废纸篓，我认为它们无非是来募捐的。因此我毫不知晓莫里得病的情况。那些能告诉我的人早已被我遗忘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早已束之高阁，埋在了顶楼小屋的某个盒子里，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随手调换电视频道时偶尔听见了那几句话，我的生活仍会这样继续下去。
视听教学
1995年的3月，一辆小客车带着美国广播公司“夜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驶到了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莫里家外面覆盖着积雪的路缘上。
莫里现在整天坐着轮椅，他已经习惯了让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难的事。他的两腿已经死了，再也无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丧。相反，他的思维比以前更加活跃。他把自己的思想随手写在黄拍纸簿，信封。文件夹或废纸上。他片言只语地写下了自己对在死亡的阴影下对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没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条这样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们谈论起它们。布兰代斯大学一位名叫毛里·斯但因的教授深深地被这些话语所感动，于是就把它们寄给了《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一名记者，后者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标题是：教授的最后一门课：他的死亡
这篇文章被“夜线”节目的制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华盛顿的科佩尔手里。
“读读这篇东西，”制作人对他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摄制人员来到了莫里的起居室，科佩尔的小客车停在了莫里家的门口。
莫里的几个朋友和家人一起等着见科佩尔，当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进屋子，他们都兴奋地骚动起来——只有莫里是例外，他坐着轮椅上前，扬起眉毛，用他尖细、富有音调的话语声打断了眼前的喧闹。
“特德，在我同意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得对你作些考查。”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寂之后，两个人进了莫里的书房。
“我说，”门外有一个朋友说，“希望特德不会使莫里太难堪。”
“我希望莫里别使特德太难堪，”另一个说。
书房里，莫里示意科佩尔坐下。他两手交叉着搁在腿上，对科佩尔笑笑。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莫里问。
“最关心的？”
科佩尔端详着眼前这位老人。“好吧，”他谨慎他说，他谈起了他的孩子，他们是他最关心的，不是吗？
“很好，”莫里说。“现在谈谈你的信仰。”
科佩尔觉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个只相见了几分钟的人谈论这种话题。”
“特德，我快要死了，”莫里从眼镜的后面盯着对方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科佩尔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对他很有影响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的话。
莫里点点头。
“现在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科佩尔说，“你看过我的节目吗？”
莫里耸耸肩。“大概看过两次。”
“就两次？”
“别感到不好受。‘奥普拉’我也只看过一次。”
“唔，那两次你看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感想？”
莫里有些迟疑。“说真话？”
“是的。”
“我觉得你是个自恋狂。”
科佩尔哈哈大笑。
“我这么丑还配自恋？”他说。
不一会，摄像机在客厅的壁炉前转动起来，科佩尔身穿那件挺括的蓝西装，莫里则还是那件皱巴巴的灰毛衣。他不愿为这次采访而特意换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学是，死亡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他不愿为它涂脂抹粉。
由于莫里坐在轮椅上，摄像机一直拍不到他那两条萎缩的腿。加上他的手还能动——莫里说话时总喜欢挥动双手——因此他显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阐述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
“特德，”他说，“当这一切发生后，我问自己，‘我是像大多数人那样退出生活舞台呢，还是继续生活下去？’我决定活下去——至少尽力去那么做——像我希望的那样活下去，带着尊严、勇气、幽默和平静。
“有时早上醒来我会暗自流泪，哀叹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时候。但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很久。我起床后便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眼下，我已经能应付了。可我能继续应付下去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为自己押这个宝。“
科佩尔看来完全被莫里吸引住了。他问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里意外地叫错了名字，他很快纠正了自己。“我是说特德……”
“这句话引出了羞怯感，”科佩尔大笑着说。
两人还谈到了来世，谈到了莫里对别人越来越多的依赖性。他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帮助。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么。
莫里迟疑了片刻。他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种事。
科佩尔说没关系。
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个节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节目开始时，特德·科佩尔在他华盛顿的工作台后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语调说：“谁是莫里·施瓦茨？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要去关心他？”
几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里，我正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我听见了那句话——“谁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的书籍，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荫道。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大地鞋①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灯芯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注释：
①一种前掌比后掌厚、穿看舒适的方头鞋。
入校
当我那辆租来的车子拐上莫里在波士顿一个僻静的郊区西纽顿的那条街时，我手里握着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间夹着一只手机。我正在跟一个电视制片人谈一个节目。我的眼睛在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