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庖濉Ｎ铱怕古破耽谠诨仆谅飞系唪で敖氖焙颍肫鹆松霞洞鹩钇搪罚恢被姑黄毯谩�
光是要找到这地方就难倒我了。在官方的立场来看，这地方根本不存在，所以地图上也找不到。我迷路了好几次，一直向当地人问路，他们误以为我指的是那个被保留成为博物馆的城镇。等我终于到达位在小山顶上的村落时，我已经非常不耐烦了，我记得还在想：「最好别让我白跑这一趟。」等我看见村民的脸庞，立刻后悔自己刚才的想法。
总共有七个人，都躺在行军床上，快要失去意识了。村民将他们栘到新盖好的社区活动中心，墙壁跟地面还裸着水泥，空气是湿冷的。我心想：「他们当然会生病。」我问村民是谁照顾这些人，他们说没人，因为「不安全」。我注意到门从外面锁住了，显然村民都被吓坏了，他们颤抖着，低声说着，有些躲得老远还在祈祷。这种行为举止让我很生气，不是针对他们，不是因为个人的缘故，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真相。我们经过几个世纪列强压迫、剥削与羞辱，终于赢回了中土之国的正当地位，我们是全世界最强大、最有活力的超级强国，从航天技术到网络科技都精通，全世界都承认「中国人世纪」的曙光终于出现了，然而我们的国民还是活得像无知的乡下人，未开化又迷信，简直就是仰韶文化时期的野蛮人。
我蹲下来检查第一个病人时心里还沉溺在宏观的文化批判中。这个病人正发着四十度的高烧，而且发抖得很厉害。我想移动她的手脚时，她发出不连贯的低声噎语。右前臂有个伤口，是个咬痕，进一步检查之后，我发现那不是动物咬的，从咬痕的半径跟齿迹判断应该是一个小孩子的牙齿，或年轻人。我推定这就是感染源，可是伤口却非常干净。我又问了村民一次，这些病人是谁在照顾的？村民们再度回答：没人。这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口腔充满细菌，甚至比流浪狗的嘴巴还脏，如果这个女人的伤口未曾清理过，为什么它没有蔓延感染呢？
我检查了其他六个病人，症状都相同，在身体不同的部位都出现类似的伤痕。我问了村民中最明事理的一位，到底是谁或什么东西造成这些伤口，他告诉我，这些伤痕是他们想要制伏「他」的时候被咬到的。
「谁？」我问。
在村子的另一头，一个上了锁的空屋里，我找到了「第零号病人」。今年十二岁，手腕跟脚被粗尼龙绳给绑住了。他把束缚处的皮肤都挣扎磨光了，伤口却不见流血，身上其他的伤口也没有血迹，腿上或手臂上的破洞也没有。他右大脚趾截断后干掉的伤处也一样。他像野兽一样扭动，口里塞着东西，还在咆哮着。
村民拉住我，警告我别碰他，因为他被「蛊」了。我耸肩甩开他们，拿出口罩跟手套。这男孩的皮肤冰冷，呈灰色，就像水泥地一样。我测不到他的心跳及脉搏，他的眼神狂暴，眼睛大张，陷入眼眶中，一双眼始终盯着我，就像掠食的野兽。整个检查过程中他展现了无法理解的敌意，双手虽然被绑住，还是伸向我这边；口里虽然被塞住了，还是作势想咬我。
他的动作太狂暴了，我只好叫两个最壮的村民帮我压住他，一开始他们还不敢，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缩在门口。我告诉他们，只要戴上口罩跟手套，就不会被感染，这两人还是摇头，我直接喝令他们动作（虽然我不是执法人员）。
这下管用了。这两个牛一般的大汉跪在我旁边，一个抓住男孩的双脚，另一个紧抓他的双手，我想采集血液样本，抽出来的只是棕色、黏稠的物质。我一抽出针头，男孩立刻展开另一波猛烈的挣扎。
那个负责抓紧男孩手臂的大汉放开了手，改用膝盖把男孩的双手压在地上，他以为这样会更安全。不过男孩又抽回手，而且我听到他的左手腕折断的声音，桡骨与尺骨两端呈锯齿状，刺穿了灰色的皮肤。男孩并没有喊痛，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骨折了，但这两个助手可受够了，跳起来就冲出房间逃跑。
我则是本能的退了几步。现在说起来还是很不好意思。成年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行医，受过专业训练，甚至可以说是被人民解放军豢养长大的。我处理过太多战场上的伤患了，也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但我现在却吓坏了，为这位看似虚弱的男孩而惊骇。
那男孩蜷曲着朝我这儿扭来，他的手臂完全被扯脱了，皮肤跟肌肉分离，只剩下残留的骨骼，挣脱的右臂上面还绑着断掉的左手掌。他拖着身体爬过地板。
我赶紧冲出去，锁上门，缓和一下情绪，控制我的恐惧和羞傀，等我开口问村民这男孩是怎么感染的时候，我的声音还是怪怪的。没人回答我，我开始听见撞门的声音，是男孩拳头发出的虚弱敲击声，拍打着薄木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被这个声音吓到跳起来，并祈祷村民们没注意到我已经脸色苍白了，半是因为恐惧，半是因为挫折。我大吼说我要知道到底这男孩是怎变成这样的。
有位年轻的女士上前来，是孩子的母亲，看得出她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干涸的眼睛通红。她承认，事情是发生在男孩跟他父亲去「钓月」的时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潜水进入三峡水坝内淹没的遗迹中寻宝。水坝下有一千一百多个遗弃的乡村、城镇以及城市，总能够找到些值钱的东西。这阵子这种「钓月」活动还挺常见的，而且也挺违法的。她解释，他们不是掠夺民产，他们是回到自己的村庄「旧达昌」，从一些没迁走的屋舍中寻找传家之宝。说到这儿，她一再重复他们不是去偷东西的，我只好向她保证绝不会报警，才能要她继续说下去。她接着说，男孩出水的时候大哭，脚上就带着一个咬痕，由于水太浑浊又暗，他不晓得到底是怎被咬的。而孩子的爹却从此就没了下落。
我拿起手机，按下桂谷文医生的电话号码，他是我从前在部队里的老战友，目前在重庆大学的传染病研究所③工作。我们寒喧了一阵，问候彼此的健康和各自的孙儿孙女，就是几句社交上的问候。
接着我告诉他这里爆发的这场疾病，而他则嘲笑了这些乡下人的卫生习惯很差，我也跟着嘻笑了一阵。接着我想到我目睹的这个事件可能意义重大，他好像是有点勉为其难的问起病征细节，我巨细靡遗地告诉他：咬痕、高烧、男孩、断臂……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笑声也停了。
他要我让他看那些感染的患者。我回到活动中心，用手机拍下每位病人的情形，他要我把镜头栘近到伤口的部位，我照着做了，当我把镜头转向我的脸时，我发现他已经把影像切掉了。
「留在原地别动，」他的声音变得非常冷淡、疏远：「记下所有曾经跟感染者接触的人姓名，已经被感染的人要牢牢绑紧，如果有任何感染者昏迷，那就把其他人全部撤离那个房间，并且紧守出口。」他的声音很单调，像是机械合成语音，仿佛他已经练习过这套说词，或者正在照稿宣读。他问我：「你有配枪吗？」我反问：「我哪来的枪？」他告诉我他会再回电，他要先打几通电话，几个小时内我就会得到「支援」。
不到一个小时支援就到了，巨型的军用Z8直升机载来五十个人，都穿着生化防护装，说是卫生部派来的。我不知道他们以为在唬谁，看他们霸道蛮横的模样，傲慢自大的威吓行径，还带着那种刁民德性，一看就知道是国安部④派来的。
他们首先锁定活动中心，病人用担架抬出，他们的四肢被手铐、脚镙固定住，嘴巴也被堵住了。接着他们去找那个男孩，抬出来的时候他被装在尸袋中，当他的母亲跟其他村民被围起来「健康检查」的时候，她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们的名字都被记了下来，还抽了血，一个接着一个，还被全身脱光了拍照。最后一个拍照的是一位老到连身子都萎缩了的婆婆，她又瘦又干枯，脸上有上千条皱纹，一双小脚一看就知道曾经缠过足。她向这些所谓的「医生们」挥动着骨瘦如柴的拳头大喊：「你们会有报应的，酆都鬼城的报应。」
她说的酆都鬼城，里头的寺庙是供奉冥府阴间的。酆都跟旧达昌一样，在中国最新一波的大跃进当中很下幸地变成挡路的石头，于是当地的居民遭到撤离，整座城被摧毁，然后完全淹没在水下。我从不迷信，也不允许自己接受这些村民妖言惑众的言论，我是医生，搞科学的人。我只相信我见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对我来讲，酆都只是廉价、拙劣的旅游陷阱而已。当然，旧社会里老婆婆的鬼话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她的语气、愤怒……她在世的日子里已经见证过太多天灾人祸：军阀割据、日本侵略、文革浩劫……她知道另一波风暴正要来临，不过她受的教育不多，不能理解这一切。
我的朋友桂谷文太了解这一套作业程序了。他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警告我，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卫生部」的人到达之前打电话警告其他的人。他谈到一件事，一段好久没有提起的老话。这要回到一九六九年开始说起，中苏边界的珍宝岛发生了「轻微」的边界冲突。我们在乌苏里江的这一岸，离珍宝岛下游不到一公里的上质掩蔽壕里，苏联兵正用大砲痛击我们的军队，想要夺回珍宝岛。
谷文跟我努力要从一位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士兵腹部取出砲弹碎片。这个士兵的肠子破裂了，污血及粪便溅满我们的白袍，每隔七秒钟就会有一轮砲弹落在附近，爆炸时我们不得不在他身上弯腰掩蔽，提防尘上落在他伤口上。而每一次弯身靠近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他轻声喊着要妈妈。还有其他的声音，是那种不顾死活、愤怒的声音，从我们掩蔽壕正上方的漆黑处传来，这种声音不像是从我们阵地这一边传出来的。掩蔽壕的入口处有两个我们的步兵防守着，其中一个大叫「是苏俄的特种部队！」之后就朝着黑暗处开枪，我们还听到其他的射击声，但分不清是我方的还是苏联的。
又是一轮砲击，我们两人在那个垂死的男孩身上弯腰躲避，谷文跟我的脸相距只有几公分，他额头上汗如雨下，即使是在煤油灯黯淡的光下，我依旧能看出他在发抖，脸色苍白。他看着这位伤患，又看了出口，接着看了看我，突然说：「别担心，没事儿的。」眼前这位仁兄一辈子从来就没有正向思考过，他是个爱操心的人，神经质又爱闹脾气，只要他觉得头痛就怀疑自己长了脑瘤，只要看到天要下雨就觉得全年的收成准要泡汤了。这是他与周遭环境互动的方式，也是他奉行了一辈子、他因应未来的原则。眼前，当现实比他所能预期的种种可怕情况更糟糕的时候，他别无选择，只好转而相信情况不会更坏了。「别担心，会没事儿的。」破天荒头一遭，事情跟他所预期的一模一样，苏联部队从未成功打过江，而我们甚至也救活了眼前的这位伤患。
之后好几年，我老爱取笑要他说，如果要从他身上挤出一点点正面思考的话，所要花的代价不晓得有多大。他总是回嘴说，以后必须碰到比当年更危急、更可怕的情况，他心里才会生出正念来。现在我们都已经老了，果然，更危急、更可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他刚才问我有没有配枪，我立刻回答「没有，我干嘛要配？」接着出现一段简短的沉默，我很确定有人在监听我们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