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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腐败的问题也必然会在这个时候尖锐起来。腐败问题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市场的完善、法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的扩大、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整个民族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正处于剧烈变化中的社会责任、权力、利益失去标准，到了政府执行者的手里竟然变成孙悟空手中可大可小的金箍棒。利益驱动，有利的，各部门都来管；没利的都不管。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为官者，要做到至清也是不可能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腐败是因为权力集中、权力过滥造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将来还要还政于民，很多事情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最终要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政治格局。到那时候因权力过滥造成的腐败才能消除。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政府不管不行，管多了不行，管少了也不行。转型阶段思想观念大碰撞，社会道德、社会风气都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官场自古以来感情因素太多，公私不分。要说这是腐败，那也是收入分配失衡和文化因素多种原因造成的。
腐败现象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看看中国的历史，哪一个王朝不是因为腐败而亡。文化的继承性表明腐败也是有传统的。所谓劣根性，实际上是文化病。
现阶段的一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存在是合理的，有腐败的土壤，有腐败生成的环境条件，还有病根，现在只能控制，防止泛滥。腐败这个病可不是一下就能治好的。
现在有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者。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这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
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礼，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废物，它比腐败本身更可悲可叹。
经济腐败是个人腐败，政治腐败是集团腐败，政府软弱无能是最大的腐败。
反腐败就象是文物发掘。因为文物发掘主动进行的少，只有在某地要搞工程建设了，先让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挖到了成堆的文物。换句话说，哪个地方不建“工程”，哪个地方的腐败分子就不用担心被“发掘”。反之，哪个地方要建“工程”了，连看起来还“廉洁”的官员也被挖出了腐败的面目。
可怕的不在腐败，而在对于腐败的态度。在西方国家，很多官员都是搞法律出身，所以在他脑子里时刻绷着这个弦，很有法制观念。官员治理一个城市，不需要懂得工程技术，但一定要懂得法律、懂得规则。
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放苹果的筐子。
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杀贪官最多的时期，朱元璋说“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前赴后继，气得朱元璋说“我欲除贪官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大规模的杀人而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究其原因，仅靠个人的愿望和手段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各朝代、政权不断更迭，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的，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又如出一辙。究其原因，这种普遍性，恐怕与君主对权力的控制程度不无关系。处于金字塔顶端皇帝，只要还有足够的清醒，总是要惩治时弊的。但是由于是一个人的天下，而腐败是朝廷众多官僚共同之腐败，用一双眼睛去监督成千上万双眼睛，即使鼓励告密、大开杀戒，也是劳而无功；以一人之力和威严监督天下，必然失败。
现在的腐败问题严重不严重，不说人们也知道；因为腐败不腐败，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别人说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体会到的。
陈毅将军有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现在不要说“伸手必被捉”，实际上没有揪出来的腐败分子肯定比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多得多，现行的反腐败机制远远没有达到“伸手必被捉”的境地。前腐后继只能说明我们的预防机制漏洞太多，腐败的破案率太低，惩罚的力度不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了腐败分子的救命稻草，只要装糊涂，最高刑期5年，可以规避杀头的风险。面对机制疲软、监督缺乏的困境，死刑是防止腐败的最后一道底线，放弃这道底线，则意味着再次向腐败分子退让；虽然死刑的存在并不能完全竭止目前的腐败，但如果废除了死刑，腐败分子无疑将变得更加猖狂。
尽管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为了打击贪官污吏用尽了心思，但是并未达到其根本目的的原因，正是在于其专制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来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
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进程是：80年代枪毙腐败的县级干部，90年代枪毙腐败的厅局级干部，再到枪毙省级干部如胡长清，最后枪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却始终没有见到50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敲山震虎的效果。
高官腐败案件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既说明高官腐败的手法越来越隐蔽，斗争越来越激烈；也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斗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中国反腐败有这样三句话：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
有人搞过一次调查：“假如你发现有人在搞腐败，而他的行为又不会伤害你的利益，你怎么做？”结果是超过八成的人选择了沉默。这“八成人的沉默”心态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沉默心态”，而是相当复杂的沉默心态，其中既有无奈，又有不满；既有对现实调侃式的宣泄，又有玩世不恭的反讥。
人们对腐败虽然有恨，但更多的是恨自己没本事搞腐败；更有甚者，直接拉拢领导腐蚀领导。在痛恨腐败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沉侵其中，一次次地投腐败分子所好，利用腐败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
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早已察觉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正是这种“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收钱、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钱就打水漂了。二是他腐败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领导权力太大，怕以卵击石，遭受报复。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装糊涂，我何必做“出头鸟”。五是大家都送钱了，我也送了；他们都沉默，我也沉默。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批评过，但不起作用，干脆就沉默了。干部对贪官的沉默，跟相当数量的干部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潜规则”有关。
羡腐心态比腐败更可怕
提起腐败，谁都恨它，谁都说它祸国殃民，不过，若是问一句：“假如你有权，你会不会腐败？”答案多是这样的：“我可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到那时，说不准我也成为腐败分子”，“大腐败不会搞，小腐败保不准，吃点、玩点、喝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周围的人都腐败，你能洁身自好？你还得随乡入俗”，“我自己主动索要也许不会，但人家送上门的我怎好拒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腐败已成为许多人口头诛之，而内心求之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羡腐心态”，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腐败的认同、嫉妒、羡慕和期盼。
腐败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执政的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身的腐败，而羡腐的心态比腐败本身更令每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忧虑、恐惧。何哉？一是有其普遍性。社会上持有这一心态的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为数不少的人，很有群众“基础”。本来是一种邪恶，却成了一块“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都想趋之、为之，无形之中为腐败提供了一种宽容、纵容的土壤。二是有其渗透性。权力的渗透力是无限的，腐败的渗透力也是无限的。即使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从业人员，手中只要拥有哪怕微不足道的权力，一旦有机会、有可能，也会淋漓尽致地发挥羡腐“文化”的“功能”，使得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是有其渐进性。“大腐败”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诚如民俗云：“做贼就打偷菜起”，贪官往往是从“吃点、拿点、玩点”这类小腐败开始的，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尝到了“甜头”，又不会受惩罚，于是欲望和胆子便越来越大，只要有条件就会不择手段，一发不可收，终至不能自拔。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羡腐心态”？
腐败官风熏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引导民风，甚至决定民风。官员的言行举止、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风气的形成，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如果官员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嘴上反腐，行为搞腐，那么他的治下官风必然不正，民风必然受到污染。
嫉妒心理使然。嫉妒心理人皆有之，周围的人包括同学、同乡、亲戚、好友，凡有点权当个官的，有的莫名其妙地“发”了起来，吃香的喝辣的，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日地鞍前马后有人抬着、捧着；毛病有人掩着、护着；错误也有人担着、保着……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做官与不做官之间。于是，大众的嫉妒心理便渐渐萌生。
补偿心理作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收入有限，要办成一件事颇不容易，自己的利益时不时受到损害，在无奈、气愤的同时，谋求“报复”和“补偿”。
法不责众所致。时下腐败分子丛生，不再是鼠辈独行，而是一茬茬“前腐后继”，“出生率”高，而“死亡率”即被查处法办率却很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猖獗。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引得许多人对贪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少人恨腐败，实际上是恨自己没有资格搞腐败。一旦他们有了资格，腐败起来比谁都厉害。曾经一度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