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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人工关节的零件也到货了，我住进了医院八楼，又住进了那个熟悉的病房。坐在轮椅上的一路上，我和我所认识的每个医生、护士快乐地打着招呼，感觉像是回到了另外一个家。我不知道有多少病人会有我这种感受，但是，我每次到瑞金医院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受，在这里我总能找到一种安全感。
我的病床在我第一次住院时的那个病床的对面，是824床。同病房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可能是我表现得对病房太熟悉了吧，同病房的病人开始猜测起我的年龄来，“18岁？”，我没想到自己一到医院就会显得那么年轻，不禁有点得意。爸爸妈妈帮我收拾好东西，就回家了，留我一个人在病房里，他们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寂寞。我换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病人服，蹦紧了几个月的心情突然放松了下来，我很快就躺在病床上睡着了。直到下午医生们来到病房查房，我才醒过来。在我面前有一些陌生的脸庞，都是到瑞金医院进修或者实习的医生。由于我是新住进医院的病人，医生们都围在我床前，开始看我那厚厚的一叠片子。我看着自己的片子从这双手转到那双手，不禁有些茫然，这就是生命么？经过不同人的手，经过不同人的眼，最终会到哪里？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做好了一些必要的常规检查后，我就只需要住在医院里等着动手术了。住院的生活是空闲而又有规律的，每天只有下午三点钟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探望病人时间，每到那个时候，爸爸和妈妈就会来医院看我，给我带些书、报纸、杂志、水果，有时候妈妈也会在来的路上买件衣服给我带来，虽然我根本没有机会穿，但是新的衣服似乎就是一种希望，让我憧憬着手术以后穿着新衣服的生活。爸爸妈妈会坐在我身边，陪我说说外面发生的事情，或者说说前天晚上电视里的一些节目。说来奇怪，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之后，我竟然开始怀念起我最痛恨的电视起来了，甚至产生了一种想要回家去看电视的欲望。后来仔细想想，其实不是想看电视，而是有点想家，想和家人在一起。
爸爸妈妈每天来看我的时候，还会把笔记本电脑一块带来。我住院前教会了爸爸妈妈上网，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就帮我把电脑的电充足，再上网帮我收发好E…mail。我有张小木桌，是第一次手术后爸爸妈妈为我买的，正好可以暂时充当小电脑桌。这张小桌子可以折叠，打开的时候可以放在胸前，因为我手术后要在床上躺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有这么一张小桌子可以方便许多。我坐在床上，一边跟爸爸妈妈说我这一天的情况，一边打开电脑看着来自熟悉或者陌生的网友的E…mail，顺便把E…mail都回好，这样，爸爸妈妈回家后就可以帮我把E…mail发出了。能够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和网络保持着联系真好，每次看着电脑屏幕上来自不同地方的E…mail，我就一点也不觉得寂寞。我每住一天医院，和网络之间的联系就更深一分。虽然我在医院里没有办法上网，但是，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上网”。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和别人一样地生活，这种方式不行，那就动动脑筋吧，换一种方式，一样可以获得最大的乐趣。
每天都有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去动手术，转眼间同病房的病友也都一个一个动完了手术，开始了她们的恢复阶段，很明显，一天比一天好。我想着，就快轮到我进手术室了，等我从手术室出来我就可以开始恢复了，然后，我就可以开始锻炼腿的功能，再然后，我就可以走路了，再然后……等待的过程也因此显得一点也不漫长，我还经常告诉病友手术后应该注意些什么，看着她们一天天地恢复，就好像看到了希望在一天天地滋长。
为了手术后伤口能够长得好一些，我每天得强迫自己吃一些平时最痛恨的东西，以至于直到现在我看见鸽子、甲鱼、黑鱼、鹌鹑、牛蛙之类的据说很有助于长伤口的食物都害怕。爸爸妈妈看着我把这些都吃下去的时候，总是非常高兴，会很满意地表扬我：“今天很乖嘛！”
因为离动手术的时间还有好几天，渴望和家人呆在一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下午探望时间，爸爸笑眯眯地告诉我，周小燕先生请我晚上去上海大剧院看“艺术歌曲音乐会”。我用最快的动作把病人服换下来，穿上自己的衣服，向护士请了假之后就和爸爸一起先回家吃晚饭。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坐在轮椅上打着把伞，爸爸穿着雨衣推着我的轮椅，雨滴冷冷地打在身上，我的兴致却没有因此而稍有低落，我的心被喜悦涨满了，哪管它是晴天还是雨天呢！在家里吃好晚饭后，爸爸就直接带我去上海大剧院。因为下雨天，再加上我们有辆轮椅，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载我们，爸爸只好推我到地铁车站入口，爸爸搬着轮椅先走下楼梯，然后再上来接我一级一级地走下楼梯，地面很滑，我们不得不特别地小心。好不容易走到地底下的地铁站，看着身边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单向向上的电梯，我们只能相视苦笑。我一直都觉得奇怪，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新建的地铁站竟然只有单向的电梯，难道规划中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有的人走楼梯会很不方便吗？是因为设计者觉得这些人不重要吗？还是因为只造单向的电梯，可以省下很多的费用去做更有意义的好事？在我印象中，只有医院是最畅通无阻的，到处都有无障碍通道，而在别的地方，能见到无障碍通道的实在是太少了！这是否也应该是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文明的标准？
进地铁站的时候又遇到了新问题，我的轮椅根本无法从正常入口进站，边上倒是有专用通道，可惜的是，这条唯一可以让我通过的通道被铁链锁起来了。我望着从身边走过的人流，走得那么轻松自如，他们的面前没有障碍，没有锁链，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该怎么进去。爸爸四处看了看，找到了检票工作人员，请她来开锁。过了一会儿，检票员拿着一大串钥匙走过来了，试了一把又一把，我面前的通道终于畅通了。爸爸把我推过去后，再回过去到正常入口检票。我不禁有点悲哀，如果是我一个人来坐地铁，我能顺利进站吗？我该怎么照顾我自己？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在这个地铁站里根本就没有自理能力？还未及细想，钥匙的一阵叮叮铛铛声中，我刚才通过的那条通道又被锁上了。我就像被隔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样，我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去向，我找不到通往这一个世界的入口，那根铁链冷冰冰地挂在那里，嘲笑着我和我的轮椅。所幸的是，坐地铁的人不多，我们顺利地上了车，我还是坐在轮椅上，爸爸站在我身边，一手拉着扶手，一手拉着轮椅。列车快速向前驶去，爸爸和我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湿了，贴在身上，有点冷。
出地铁站的时候，我们再次经历了在锁住的铁链前等待、开锁、锁住铁链的过程，和进站时候的感觉有点不同，当铁链在我身后被再次锁上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就像是一个动物从笼中被放出来。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开锁者的脸，上面没有不耐烦、没有厌恶、没有高兴、没有微笑……什么都没有，那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或许他见的各种各样的人太多，或许他已经工作得太疲劳，他看上去就和这个地铁站里的固定设施彻底地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站在手扶式电梯上到了地面，雨还是很大，站在地铁站的出口，可以看到上海大剧院的灯光。在这灯光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就连外面的大雨也变得可爱了起来。散场后，地铁也没有了，爸爸只好慢慢地推着我，在街上一路走一路叫车，出租车从我们身边一辆一辆地加速而过。雨越下越大，街上几乎没有人了，只有我们在反射着霓虹灯光的路面上走着。爸爸有些着急，他急着要想让我快点回到家把身上的湿衣服换下来，他怕我万一因为淋雨感冒了会无法动手术。我们走啊走啊，走了不知道几条马路，晚上的路似乎特别长。看着一辆一辆汽车扬长而去溅起的水花在霓虹灯下划出一条条细小的光彩，有些眩目。到家后，我们赶紧换下湿透的衣服，这一个夜晚，雨下得真的很大，幸运的是，回到医院后我并没有因此感冒。
痛苦中浮沉
手术前的一天，杨医生和爸爸妈妈再谈了一次话，说了手术中及手术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爸爸在家属签字书上又一次签下了他的名字。回到病房后，爸爸妈妈坐在我的床边看着我，爸爸拍着我的手告诉我：“爸爸今天签字手没有抖，心理素质比上次好多了。”我听了就笑他还是太紧张了，因为他虽然手没有抖，但是我一看到爸爸的脸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爸爸显得有点心神不定，看起来，他比我更像是那个将要进手术室的人。
我坐在病床上，打开笔记本电脑，给网友们写手术前的最后一封邮件。这时，有位医生来到我的病床前面，他问我在用电脑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写E…mail给网友，在更新自己的主页菜青虫之家。原来这是第二天手术台上的麻醉医生朱医生，他来了解我的身体情况并要和我及我的家属做术前谈话。真没有想到，因为网络，我会认识这样一位特别的医生网友，在手术中享受到了“网虫待遇”。
朱医生非常好，在检查过程中，很耐心，也很仔细。他给我解说着第二天手术时的麻醉过程，并说明一些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及我所需要注意的事项。爸爸妈妈在一边看着，显然放松了不少。我不由想到，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沟通是多么的重要，一方面医生可以更好地掌握病人的情况，另一方面可以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也可以让病人家属放心不少，同时病人还能为第二天的手术做好必要的准备。朱医生根据我的情况，决定给我做全麻加硬膜外麻醉，这样可以减少全麻的量。
由于我对麻醉的反应有点强烈，我们一致决定手术后不用那种术后可以连续止三天痛的止痛泵，如果手术后实在痛得不行，就打一支止痛针。商量好了这些，爸爸妈妈放心地回家休息去了，为第二天的陪护做准备。
按照规定，手术前的一个晚上八点以后就再也不能吃任何东西了。晚上，我早早地吃好护士发的药就躺在床上，可能是晚饭吃得少了，我总觉得肚子有点饿，看着桌子上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又不能吃；看着看着又觉得口渴，一看时间八点钟过了，于是又不敢喝水。这个晚上真是特别难熬，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护士办公室去找人聊天，正好，有几位进修医生在那里写病历。我跟他们聊了一会儿，顺便问了问自己的一些检查结果，再问了些有关明天手术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第二天的手术他们都会在手术室里，因为我这种手术不是很多，他们都希望能够看到手术的全过程。我回去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