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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百元一个，我说这个卖烧饼的人，真是谋取暴利，发国难财。但是再贵也得买，因为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就是那么多的人，都自觉排队，没有一个抢的。
我们把饼拿回来，弟妹们可喜坏了。这时我们同车有位老太婆，她比我们饿的日子还要长，她偎缩在车角落里，已奄奄一息，我们实在不忍，于是就让了一个给她。剩下三个，全家七口人分。又熬过一天，我和父亲大着胆子，离开马路，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买饭，终于给我们买到了，拿回来大家饱饱的吃了一顿。
第九章 大小桥梁被炸，汽车如何过河
离开独山的第九天，也就是十一月四日，突然公路又被大量汽车堵塞。本来行车情况已稍有好转，而且进入了贵州高原地段以后，爬坡相对少了，为何又会堵得这么不寻常。原来是前面一座公路桥被我们自己的工兵部队炸了，据说是根据军事需要，要在敌人打来时，制造一道天然屏障，使敌人的汽车、坦克不能顺利通过，以期达到延缓敌人前进速度之目的。这对于保卫大后方来说，当然是需要的，但却把未过来的大批难民，推向了“虎口”——敌人枪刺之下。
桥虽不长，也就三、四十米，但中间突然截断，车辆已无法通过，这使得未过去的难民，心急如焚，紧张万分。这里是没桥过不去，那里是炮声隆隆，说明敌人已经临近。但急也无用，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另找通路自救。常言说得好：
“急中生智”
这“智”使人们得到了自救的“良方”。人们找到了另一条过河的通路。在公路桥下游五十米处，平行横跨有一座铁桥，这是黔桂线上尚未通车路段建成的一座铁桥，现在还没有被炸，人们就可以设法将汽车从铁桥上开过去。但汽车过铁桥，有好几道难关，也有几成险情。首先汽车要从公路上冲下陡坡，下到稻田，这就有翻车的危险，然后经过四、五十米的稻田地，幸好此时稻谷已收割，且稻田干枯，汽车可以勉强行驶。要是在三月间，稻田正是积水淤泥之时，汽车则休想在稻田移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汽车通过稻田，也有几道小的障碍，要经过好几道田坎，经过人们修整，和多部车辆的碾压，过田坎已不太难。难就难在，最后汽车要冲上铁路路基，并在铁路上及铁路桥上行驶，一般马力的汽车冲不上去，即使冲上去了，汽车行驶在铁路桥上也很危险，桥很窄，比一辆汽车宽不了多少，而且没有栏杆，汽车走在枕木上，上下一颠一颠的，司机方向盘稍掌握不稳，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汽车过得河来，又要重复上述过程。再从铁路路基冲向稻田，走上一段，再爬陡坡上公路，才算脱离险境。
轮到我们的汽车过桥了，为了确保汽车能安全通过，乘车的人全部下来，车上所有行李、物品也一律卸空，只剩空车行驶。经过这么精心安排，我们的汽车通过了上述几道险关，每过一道关，我们都捏一把汗，算是庆幸，平安到达了对岸，爬上公路，进入正常路段运行。
人员和行李过桥，成了一大问题，因为此时，车上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及拉家带口多的，都是自顾不暇，只能各家顾各家。那些弃车步行逃命家庭的行李，则无人过问。我们家过河时，母亲背着六弟，父亲抱着五弟，我提着一件小行李，三妹、四妹自己跟着走，全家就这么紧跟在汽车后面，也经过了汽车驶过的所有路段。当我们来到桥上时，从铁桥的缝隙可以看到河底，就连我这十一岁的大男孩，都有些心惊肉跳，何况两个小妹妹又怎敢在这种路面上移步，不得已，父、母亲赶紧把两个小弟弟送过对岸，再来抱她们，过到对岸后，将弟妹安顿在车上坐定，然后我与父亲、母亲又回到河那边原来堆放行李的地方，去搬运卸下的行李。
本来我们自家的东西已是很少很少，只有三大件，一个皮箱，一个包，一个网篮，再加上几件小东西（其它已在金城江大火中烧光），这样，就只需要我们三人搬运一趟就够了。但现在有一现实矛盾摆在我们面前。当时，满舅公他们弃车步行逃命时，曾将行李简单托咐给父亲，希望帮助照看一下，当然普普通通的照看也是可以的，但那时并没预计到会有如此复杂的情形。可是现在却要做出决断：是否帮助舅公搬运这十几件行李，这可不是件简单事情，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全靠肩扛，手提，且要走上好几百米的艰苦路程。当然，完全撒手不管，将来也可以交待得过去，因为可以说，实际上我们并无那份能力。但父亲仔细又想，我们家坐的是舅公租用的汽车，应该说舅公对我们家还是有恩，再说还是远房亲戚，无论从感恩的角度出发，从亲戚的关系而论，完全撒手也是不行的，应该想方设法帮他把东西搬过去。另外父亲还有一层更深的想法，即舅公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我们逃到目的地贵阳后，能够以保住他的行李去“请功”，从而好向他“领赏”——开口找他谋个职业。正因为这么几点考虑，我们决计帮舅公一个大忙。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决策，使我们到达贵阳后，遭受了一场悲惨的灾难，其苦罄竹难书。
要想帮助舅公搬那十好几件行李，单靠我们家的三人：一个是文弱书生，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是小孩，那是决不可能胜任。于是父亲费了好多口舌，花了三千块钱雇了三个路人，和我们一起搬运。第一趟除了搬我们自家的东西外，只能帮助舅公拿了他们家东西的五分之一。当我们将这些东西搬至河边时，只见铁路桥正在燃烧，这是工兵爆破队为阻止敌人行进采取的第二步措施。
铁桥上不能走了，人们只好涉水过河。当时已是十一月的天气，脚涉入水中，冰冷刺骨，但人们全然不顾这些，淌着淹过膝盖深的河水，负重而行。当第一趟东西搬运过河以后，母亲看我实在太小，水深又到了我的大腿，裤子全部打湿了，涉水过河，对我这十一岁的小孩来说还会有危险，所以不忍心叫我再涉水过河搬运，就让我留在车上，照顾小弟妹们。
后来，父母亲和雇的三个人又来回搬了两趟，一共搬了十二件。可是汽车上的人，不能因为我们一家久等，怕汽车停久了，车子又被堵塞走不动，都催着司机快开车，这样还有舅公几件东西没能替他搬过来。据父亲说，河对岸，到处扔的是行李物品，就说我们汽车卸下的那一堆，就还有十好几件，连父亲最要好的朋友的，也没顾得帮他一把。河对岸，东西堆积如山，谁有能力拿走，就属于谁的，这也是在战争年代，特殊境地的特殊事情。
我母亲在最后一次涉水搬运中，将一只鞋掉进河里，被水冲走，在这荒郊野岭，又到那里去买鞋，只好赤着脚挨冻。真是可怜！
汽车重又启动，此时汽车行驶已松动多了，有时一气可以行驶一个小时而不被堵塞，这是行车以来少有的顺利，这样，涉水过河的第二天，汽车即到达了都匀。
从独山到都匀按里程计算，也就百几十公里路程，可我们的汽车却整整行驶了十天，平均每天才三十华里，若是换成步行，顶多四至五天也就够了，这样汽车比步行还要慢一倍的时间，真是如蜗牛爬行。
到达都匀进入城区，只见公路两旁，又像南丹一样，摆成了汽车长龙。所不同的是，南丹的汽车上都坐满了面黄肌瘦的难民，随时都在等待汽车开动，而都匀的汽车上，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一人，且行李物品也都基本卸空，似乎都到了终点站，汽车只是等在那里待命。而马路上则挤了更多抱着包袱、行李走路的难民，立刻一种不祥的预感和诸多的疑问涌上心头。
为什么汽车上寥寥数人？
为什么行李物品都已卸空？
难道都是到了都匀就不再前进？
但战局又似乎预示着敌人已经临近。
带着这一系列疑问，乘着我们的汽车，左拐右弯的来到了工厂驻都匀办事处，这才解开了心中的疑云，但却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困境。
原来是城北头，有一座七孔石拱公路桥已被工兵炸了，目的还是为了延缓敌人的前进（据史料记载，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都匀以后，就没有再向前推进），但这却苦了后续上来的难民，现在任何汽车都已无法通过，唯一的求生之路只有弃车步行，难怪那么多的空车拥挤在路边，似在待命。
得知这一情况，我们家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即对舅公的行李，究竟作何安排处理？是留在车上，听凭舅公租用的汽车司机把它拉走，由他处理，亦或把它卸下，由我们来想办法抢救随行。采取后者，则比前次涉水过河更为复杂和艰难，因为从这里到贵阳，有着比独山到这里的两倍以上的路程，这谈何容易。
最后父亲还是出于原来的几点考虑，采取了后者。但这正是又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给我们家带来了难言的无情处境。
父亲和两个押运兵，先将六只公文箱卸下，交给工厂办事处，算是完成了这次押运任务和使命（公文箱在第一次桥断后，由两个押运兵搬运过河）。然后将我们自己的三件以及为舅公抢救过来的十二件行李，一并卸下，工厂征用车的行动，也就到此结束，其它人员与行李已与我们无关，就留在车上，任凭汽车开走，去自寻出路逃命。
我们将卸下来的行李物品，寄放在办事处的一间小屋内。下面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赶快填饱肚子。从独山到都匀的十天，是我们逃难出来最饥饿的十天。十天中，我们只吃了四顿干饭，四顿稀饭，外加一次七人共分三个烧饼的“午餐”。其中有近四天粒米未进，可以想象我们饥饿到了何等程度。
我们从办事处领来了米，煮好了饭，虽然没有菜，我们吃着白饭，也觉津津有味，这一餐，我一人就吃了六碗，说来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十一岁的小孩，会有那么大的饭量。一满锅饭，全家人把它吃个干净。
晚上，逃到都匀的各家各户，都在清理东西，打点行装，准备明日一早就上路步行，逃难去贵阳。我们这个拖儿带女的七口之家，现在也无别的生路，也毫不例外的只有参加到明日步行逃难大队伍中去。于是当晚，我家也进行了大的清理。本来单是我们自家的东西，那就非常轻装易行，可是现在我们却背上了舅公的行李这个沉重包袱。当然我们不可能将抢救的十二件全部带走。父亲打算明日雇一挑夫，这样，顶多也就能带3…4件，所以必须有选择的带些贵重的值钱的物品。于是父母亲将舅公的所有行包都打开，重新替他们放置安排，将值钱的好的衣物装满了四口皮箱，另外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尽量多穿些，能替舅公多救些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片心，而对于我们来说，也暖和了身体。
整整忙了大半个夜晚才清理完毕。从数量上说，我们只为舅公抢救了三分之一的东西，而从价值上讲，则超过了一半还要挂零。
次日一大早，我们又做了一大锅饭，饱饱的吃了一顿，准备上路，但要雇长途挑夫，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情，直到中午十二点，才请到了一个，与他谈完条件：
他帮我们挑东西到贵阳。到达贵阳后，我们帮他介绍工作，父亲心想，舅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