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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知荣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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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分三路进入新疆。他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正确方针,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然后攻占吐鲁番,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清军得到新疆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进军南疆时,当地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加入战斗,痛击阿古柏军队。1877年,阿古柏兵败身亡,清军收复喀什噶尔。第二年,除伊犁以外,新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左宗棠上奏朝廷,提出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收复伊犁的问题,如果达不到目的,再采取军事手段。他的意见得到朝野上下爱国人士的一致赞扬。
  1880年初,根据左宗棠的意见,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在谈判中,俄国多方要挟,蛮不讲理,曾纪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左宗棠深明外交必须以军事为后盾的道理,虽主谈判,但不忘备战。为了支持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左宗棠率兵前往哈密,在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在前往哈密的征途中,他让士兵抬着棺材走在队伍的前面,表明誓死抗击俄国、收复伊犁的决心。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自古以来,玉门关几乎成为人们西行的极限。此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可他却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差堪告慰。”连当年前往哈密拜访并留住军营一个多月的德国人福克都说:“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正是左宗棠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有力地支援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终于迫使俄国将伊犁归还中国。《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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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病逝后,有人评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 文襄公,是清廷赐给左宗棠的谥号。
  “我有我的生产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军事进攻和严密经济封锁,解放区衣食物资奇缺。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解放区军民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由陕甘宁地区部队创造的。那时候,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自己种菜、养猪、打柴,做鞋,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进行宣传推广。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组成生产委员会,根据部队、机关、学校各自的具体情况规定了生产任务。几万党政军学人员,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从1940年春季起,日本侵略军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对解放区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解放区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保证部队、机关和学校的供给,同时还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发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为指挥抗日战争工作繁忙,就让勤务人员在往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勤务员们都说:“主席,您工作忙,身体又弱,就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啦。”毛泽东一摆手,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说不动毛泽东,只好分给他一亩地。当天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起锄头去刨地种菜。几个警卫员、勤务员都急忙跑来,要跟他一起刨地。毛泽东阻止他们,并且说:“你们有你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大家只好不帮忙了。
  毛泽东种的蔬菜长出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和勤务员小王一起抬大粪给蔬菜施肥,他们干得很带劲。杨家岭村有一个不爱劳动,成天闲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一口气跑到家,扛起锄头就上山劳动去了,再也不想当懒汉了。
  大生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陕甘宁边区部队1941年开荒一万四千多亩,1942年南泥湾的部队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一百八十万亩,增产细粮四十七万担。边区的工业也有大发展,到1942年年生产土布十万匹,并能够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大生产运动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同时,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曹公圳与曹公庙
  如果你去祖国的宝岛台湾旅游,在凤山市可以看到一庙曹公庙。这里所祭祀的曹公,叫曹瑾。曹瑾是河南河内人,1837年被清廷任命为凤山县知县。
  曹瑾上任的前一年,凤山县闹旱灾,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造成严重的饥荒。曹瑾上任后,见到遍地尽是饥民,心里非常难过。他走村串寨,到各地视察。他看到成片干裂的土地,又看到奔腾的下淡水溪,认识到不能让溪水白流,必须兴修水利,用溪水灌溉农田,彻底解决旱灾的威胁。
  下淡水溪,就是今天的高屏溪,是台湾的第二大河流。要修筑水利设施,当时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难筹集;再一个是技术无人懂。面对困难,曹瑾没有退缩。他首先主动捐出自己的薪金,并发动群众捐钱出地;群众见县官带头,纷纷捐钱出地,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技术无人懂,他就带人参照前辈林玉清建筑岭口圳的办法,设计出很多水圳路线。
  修建水圳的工程在曹瑾上任的当年就开工了。曹瑾指挥人们,利用九曲塘的下淡水溪床,筑堤坝拦溪流,然后建水闸,按照地势的高低来修建圳路。施工期间,曹瑾经常到施工现场鼓舞士气,使工程进展迅速,两年以后全部竣工,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旧圳”的水利工程。旧圳总共有四十四条圳道,长达一百八十多里,可以灌溉三万五千亩土地,使一大批农民受益。
  不料在旧圳建成之后,凤山再次遭遇旱灾,在旧圳灌溉不到的地方,田地里的庄稼全部旱死,受灾的百姓颗粒无收,又陷入饥饿之中。有了修筑旧圳的经验,曹瑾当机立断,决心扩建水圳。他再次捐出薪金,并派人到全县各地劝说百姓再次捐钱出力,扩建水圳。曹公率先,百姓争捐。三年以后,扩建水圳工程告竣,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新圳”的水利工程。新圳总共有四十六条圳道,长达一百二十七里,灌溉土地面积与旧圳不相上下。
  从此以后,凤山县的农民用新、旧两条水圳,灌溉数万亩土地,旱涝无虞,连年五谷丰登,瓜甜果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为了永久纪念曹公开发凤山的功绩,人们将新、旧两条水圳,命名为曹公圳,又在凤山建造了曹公庙。
  龚振麟创造铁模铸炮新技术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解决了不出蜂窝的难题,提高了火炮铸造质量。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
  龚振麟总结铸炮经验,撰写出《铸炮铁模图说》,分送中国沿海各军营,加以推广。龚振麟发明的铸模铸炮法,早于西方30年,这是中国近代少有的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铸炮铁模图说》是世界上最早论述铁模铸造法的科技文献之一。特别是龚振麟为保卫祖国,反抗侵略,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科技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郭守敬改革圭表
  元朝初年,沿用金朝的《重修大明历》。由于这部历法使用多年,误差积累日益显著,根据它预推天象,往往不准。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就在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大都,决定编制新历,特地成立专门机构──太史局。
  那时候,敦守敬在水利部门任职,但他精通天文,元世祖就将他抽调出来,到太史局从事编制新历工作。编制新历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制订历法的根本在于实际观测,而观测离不开仪表,所以准备精准的仪表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他所谓的“仪表”,是古代天文观测的两类主要工具。一类为浑仪,它是用来观察、测定天体在空中运行位置的工具;另一类为圭表,它是用来测定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冬至和夏至确切时刻的工具。
  圭表的“表”,是一根垂直立在地面的标竿,它可以用竹木制作,也可以用金石制作:“圭”,是从表的跟脚沿水平向北方延伸的一条石板。每当太阳转到正南方的时候,表影刚好落在圭面上。测量表影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冬至、夏至等节气的时刻。表影最短的时候就是夏至来临。
  圭表是古代中国人创制的一种天文仪器。这种仪器乍看起来极简单,可使用起来却会遇到几个困难。首先是表影边缘不清晰。阴影越靠近边缘,颜色越淡,到底影子的尽头在什么位置,很难判断。影子的边界不清,影长就测量不准。其次是测量影长的技术欠精密。古代量长度的尺,一般只能量到分,往下可以估计到厘,即十分之一分。按照传统方法,测量冬至影长,如果量错一分,按此推算出来的冬至时刻就会有一个或半个时辰的误差。古代将一日分成12个时辰,一个时辰合现今两小时。这在天文历法上是很大的误差。最后是圭表只能观测日影,不能观测月影和星影。
  面对这些困难,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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