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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地理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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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改进可用情报的数质量和提高搜集情报并将其变为作战情报的速度来减少的。可是,未来事件的进程显示出纷繁的前景,这些前景虽然受某种有约束力的可能性法则的限制,但在某些方面却是丝毫不受约束的,因此,其本质我们必然是看不清的。不管进行多少分析和推理都不会将这种前景的数量减少到可控制的水平。所以,为未来做准备应当是为进行一次汹涌翻腾的航行做准备。按预期将在已详细绘制了海图的平静海上堂而皇之地前进那样来安排事宜,将会招致灾难。特别是借某种过分简单的图示或地缘政治关系的概念把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态势搞得一成不变,那就会切断许多通往可接受的未来世界局势的途径。由于思想上对世界面貌的认识不足而引起的僵化和大而化之的对策,很容易导致走上相互毁灭的危途。
  战争的种类
  人类激烈的冲突有多种多样。要懂得与冲突有关的地理学应首先确定某些表示战争爆发特征的战争种类,赋予战争类型的名称即使不是故意的话也充满了情感和联想上的道义上的含义。“圣战”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战争”被应用于最反动的运动所进行的战斗。“游击战”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民众的十字军远征,对另一些人则是可鄙的无政府状态和懦弱。“核战争”的锋芒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根据敌对的科学权威集团的专门知识来决定。表示在大英帝国和美国全面胜利的“世界大战”,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是人类反对邪恶的最高表示。对某人来说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英雄,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单枪匹马敢闯入别人的领域,坐着飞机带上炸弹并把它投下去,这样做显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不然就是大脑不健全。核战略中使用的社会灭绝的威胁,大概会引起比个别暴行更大的恐怖。如果你要调查一件罪行,那么,一开始就把一些人的罪恶称为善行,那是令人迷惑的。
  战争的叫法实际上就是把对地理范围的说明与政治和社会方面相关的事情以及所使用的各种地形和战术混合起来。游击战涉及各种战术,城市战涉及地形,世界大战涉及地理规模,国内战争涉及政治界限。这些名称常常是不加区别地和不准确地加以应用。从个别的政治暴力行动到精锐兵团的精确机动,什么都被说成是游击战。国内战争有些是整个国家的社会阶级间的斗争,而其它的则是地区利益间的战斗。按照南部邦联支持者的观点,美国国内战争并不是国内的,因为它不是想争取掌管中央政府。常常是若干原因相互交迭在一起。
  为了用某种可能使我们对战争起因与本质的认识有所提高,以分清各种战争,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是处在三维空间之中,其社会、政治和地理特征是可能变化的。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可以把有关的社会因素用刻度来表示。在标尺的最低一端,总是个人或小集团出于政治目的而搞的暴力行动,通常称为恐怖主义。然而,在人类历史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家族大概是基本的战斗单位。这不单单是指为了土地或荣誉而发生的争执。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无论普罗沃的正规组织或北爱尔兰防务联盟是什么样子,在直接寄予行动的少数派中有关的基本单位显然是家族。家族以外的各种社会类别未必成妥贴排列的等级。社会阶级和种族或宗教团体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有互相联系的,使一个社会阶层里包括了某个具体独立种族阶层的所有人,以经济或以感情为基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能涉及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混同,1917年以后的年代俄国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种族团体之间的战争可能打破阶级的阵线,就象北爱尔兰发生的事一样。另一方面,种族身分和宗教信仰可能同经济地位有密切联系,如同拉丁美洲印迪奥人和策迪诺人或黑白混血人之间的战斗,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庄园中的情况那样。签于这种潜在的复杂性,所以表示战斗员身分的社会等级应当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允许有联合阶级。等级的次序不一定意味着相互的次第关系是这样的:每个较广大的阶层包含着前面各阶层的一些有限的分阶层。在这种局面中,我们把实际的空间限制再加上去,情况就变得更明显了。假如我们使用“派系”利益团体这个术语划分小于国家的区域内某种社会统一感,那么很显然,这种认为是属于国家一部分的感觉就可能超出阶级、种族、宗教信徒,甚至家族的界限,就象美国国内战争中各州之间的情况一样。在派系的范围之外,我们感到了最主要的一种身分,这种身分在过去二百年期间曾经使人们相互斗争,这就是民族。在我们的社会尺度中比民族范围更为广大的可能是文化领域,它用一套共同的品格和传统习俗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不一定表明联合和联盟可能采用的形式。同类的国家经常被卷入争夺彼此的资源、领土和权力。联盟常常超出传统的文化界限。奥林奇派(奥兰治)的威廉在博伊恩打败了詹姆斯二世及其信奉天主教的追随者,这一胜利成了新教教徒战胜罗马天主教徒的象征,而威廉那时却同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结盟反对法国的主张,这是对历史的一个嘲弄。目前各伊斯兰国家采用的联合形式呈现出文化领域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种阶层划分图的政治轴心显然必定是从低于民族国家一级开始的,某个集团试图打倒执政当局,冲突由此而起。在这种州内一级的政治机构上面,我们应该加上一个跨国的阶级,表明还存在着某个追求权力的团体的组织系统超出国家范围的情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传统的战争种类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战。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一些国家是超民族的,例如联合王国和苏联。把民族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以赢得忠心,这还是比较新的一种方针,基本上是从法国革命才开始的。然而,民族国家很少单独进行战争。它们通常与盟国一起,企图从翼侧攻击或包围敌人。这种互相结盟的战争,是目前对我们生存的主要危险。在这种战争中,偏执狂达到狂热的程度,主权和责任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作战或介入战争的地理范围,即我们所说的第三维,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地区、地区之间、大陆、洲际、直至全球,任何一种冲突都可能在地理范围上进行升级,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进去,从而增加大部分文明国家毁于核灾难的危险。目前,大国的策略是,试图设法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而把任何实际战斗控制在可能减少逐步升级前景的最狭窄的地理界限内。可是,战争升级的威胁,已成为事实,而且就在眼前。
  用来描述战争的地理名称——城市的和农村的——并不说明地理范围,而是指遇到的各种地形。这种相遇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以及大大小小的空间范围内。
  分析战争的频度和分布情况完全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分类法,它至少能把社会构成、政治范畴和地理范围这些基本因素区别开来,并有效地避免一种基于意识形态上的骂人或自吹的分类学。把战争的动机作为分类的一个依据是会引起争论的,但是,控制人口、领土和资源显然是一切战争的主要目标。从地理上来概括,战争的分布情况显然是由于三个主要问题的结果造成的:某种形式的政治不平衡引起战争;为了消除国家内部的异议而挑起对外威胁以弥合国家团结上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裂缝;一国的国土和资源基础与经济和政治能力不相称,因而可能危害和平。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和德国都没有得到一个人口稀疏的空间来谋求他们那种形式的命定扩张论。另一方面,一个其边界与许许多多利益根本不同的国家接壤的、疆土过于辽阔的国家,可能招致共同的敌人试图压缩它的领土。象俄国这样遭受过征服和破坏的国家,可能会因为害怕出现混乱而不得已扩大其边界的控制,以便寻求一个防御守得住的边境。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发生,因为处于转变中的人民对建立传统的或旧时的经济这一期望与抱住特权不放的毫不妥协的上层集团发生了冲突。凡这种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可能打乱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能源供应的地方,都有发生爆炸性事件的可能性。促使能源供应产生混乱使潜在的敌人感到不安的吸引力,几乎同对石油输入国用武力去保护石油补给的诱惑力一样大。
  要想预知最大的战争危险在何处,显然靠从最近发生的事件得出的推断,是不可能提供简单明了的答案。谈论中的事件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偶然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客观现象,并研究与之相关的环境,这样做将有助于理解和判断潜在危险。显然,采用这种做法时必须把战争的频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衡量。从死亡人数看,战争对人类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和苏联的武器潜在杀伤能力从未被利用过,而且它可能造成的结果也不能用先前的看法去推测。长崎和广岛投下的炸弹是现今武器的微小原型。除了互相投掷核武器的前景外,其它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作为最后的手段,其它战争的意义仅在于它们不是增加就是减少这种发狂的可能性。因此,有些战争对于整个人类实际上可能具有人性的真正价值。假如北约和华约的利益间的一场局部冲突使全面对抗得以避免,它就可能避免数以亿计人死亡的恐怖前景。其条件是一方或另一方不寻求报复或试图调整均势以利己方。这在开始时是无法判断的,因此从逐步升级的明显危险来看,最好还是将慎重的和解作为最安全的行为。
  把每一场战争的爆发都作为大国竞争的机会并介入与已无关的小冲突使对方不安,这是政治性不强的军事竞争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策略。由于经济和技术上的进展,竞争实际上变成了两家垄断,使较量中出现了双方对立的极不稳定的局面。虽然从政治制度上看,根据美国和英国的样子,两党制被认为是稳定的,但是,当得失在此一举时,真正的双方对立就绝无妥协的余地。美国的政体实际上更象是有50个党派。在英国,第三党不管争取入阁选举的情况如何仍采取中间立场,这个实际的威胁使英国政界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中立趋势。在军事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使日本、欧洲、中国、印度以及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有了更强的实力。所以,随着实力更广泛的扩大,可能又要重新对战争施加曾经使欧洲文明从乌德勒支条约签订到1914年得以保持的限制。双方为寻求对世界最大范围统治权而进行的竞争,必然会促使在意识形态上走极端。假若继续得到效忠的代价非常高,那么每个竞争者都会指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借助于其仆从国的可靠性。每个竞争者通过象他们的对手那样提供一个政治讲坛,扩大了其能够吸引追随者的可能的地理范围,但却减少了可以借助于他们的可靠性。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会缩小号召力的范围,但能确保很大一部分领域里会有可靠的追随者。提倡用共同的努力集中的解决贫困问题,一般说来对那些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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