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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研究战斗力。首要的是掌握足够的武器和火力，以将随时随地发现的游击队（不管其是在休整还是在行动）消灭。这样就需要小型的快速机动部队——空中突击队。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苏丹、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促成加利埃尼和利奥泰详细制订了反暴用的“油渍”战术。这种战术的军事成分先于民事行动，它有赖于尽可能地达成高速度和获取极可靠的情报。把最初的目标地区分成若干个作战区，这就是所说的“分区控制”。第二步是“流篦式搜索”，即派往分区的部队以快速运动分队，在己军的协助下和民众情报的支援下，清除叛乱者残余。他们这种迅速的迂回运动被描述为“旋风”——即“旋风战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更严重的对抗，萨兰采纳了奥德·温盖特的“据点”思想，掺进了自己的“空中堡垒基地”意见。这些就是空中补给的要塞，设在反叛力量曾占优势的边远地区。这种作法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象征性的，同时还能引出游击队，以便发挥火力的优势。如果游击队自已能集中足够的火力，而基地设置位置又很差，象奠边府那样的浅宽盆地，那么这种战术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美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溪山重蹈了这一覆辙。声称在那里取得胜利是不现实的，因为武元甲只是合围了那个地区，吸引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处于优势，于此同时他集结部队，准备发起“新年攻势”。
在与游击队作战时，正规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行动规模从地理上和人数上缩减下来。对于那些具有大规模常规冲突胜利历史的军队来说，尤其是应该如此。英国在马来亚的行动中占有指挥上的优势，它的指挥官曾跟随奥德·温盖特的欣迪特在缅甸作战过。学会了应付雨林和热带森林覆盖的山地环境，以小规模的独立编队进行作战。负责作战指挥的坦普勒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将当时的环境作为一种治安问题来考虑，强调维持乡村一级的治安，强调一个独立的马来亚的国家是最终目标。在塞浦路斯，哈丁看来就不十分精明，用他的对手格里瓦斯的话说，哈丁在岛上驻扎的部队已到饱和程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部队之间也相互干扰，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削弱了已掌握的控制机器。格里瓦斯暗示说，如果采用经过专门的严格训练的小规模反暴部队，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在马来亚，英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恢复了特种空中勤务部队。在马来亚取得的经验和制订的方法后来又传到肯尼亚、亚丁和婆罗洲。特种空中勤务部队是专门用于担任这种特殊任务的，近一点，在北爱尔兰用了，还用以对付英格兰的恐怖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的最明显事例是对伊朗大使馆（伊朗驻英大使馆）的占领。1961年，当时人们普遍对游击战的政治兴趣和关心达到高潮，美国组建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适于赢得人心和思想，而且还为击败游击队提供了纵深的活动中心。
1965年，美国直接地、全面地卷入越南战争，战区司令者是威斯特摩兰，他是炮兵出身。首批登上越南领土的地面部队是海军陆战队。他们简单地改变了其水陆两栖战术。改而使用垂直包围的直升机战术。空降部队战斗实质上跟它一样。这种作战强调的是根据测定的某个客观标尺去争取胜利。击毙对手的数量，说得好听一点“数人头”，成为战斗的目标。在封锁和包围越共的搜索与摧毁的杀掠行动中，重点是杀人，而不是扼守地域。人们将其简单地理解成军事目标是杀人，因而它取代了和平这一最终目标，而和平的特点和衡量的尺度就不那么有形了。美国一名高级军官曾这样概括了这种战术：“抓住人头，就可赢得人心和思想”。1968年，艾伯拉姆斯接任司令官，他的确根据环境和政治形势区别对待，缩小了战斗行动规模，采用了“鯆鱼”战术。这就是运用小规模的分遣部队，更频繁更迅速地扫荡敌区。
控制与和平职责是利奥泰“油渍”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军事行动只是必要的前提，单凭这一点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一旦肃清了叛乱分子后，国民政权就要接管“分区”。政府以保护、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争取当地部族人。这种油滴掉在这些地上，缓慢地但有条理地扩散法国的影响。在南非作战的英国军队时常受到在战术上占优势的布尔人的骚扰，因此，他们对为布尔人突击队提供后勤支援的当地居民采用了更加残暴的控制手段。布尔人分散的农场被夷平，把没有介入战争的居民集中到集中营中。在爱尔兰用以在居民中搜出游击队的方法，在巴勒斯坦逐渐演变成警戒和扫荡行动，很难有助于使其军队受人爱戴，相反，却促进了游击队的发展。
英国在马来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进行了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曾建立了中国土地占有者的权力）；在于推行“新材”计划，增强了治安，便于管辖农村居民；还在于当局任务明确，即建立自治的多民族社会。1959年，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开始实行类似的“农业城市”计划，加强对战略村和乡村的控制，防范越盟的袭击。1962年，在罗伯特·汤普森根据在马来亚的经验的建议下，南越开始实行一项发展“战略村”网的计划，把军事和政治目的结合为一件。实质上，这一作法是为吴庭艳政府花美国援助的钱，增强对民众进行政治上的监视提供一个借口。然而，事态发展不是象汤普森建议的那样，从湄公河三角洲象油渍一样稳定地扩展开来，而是整个国家都普遍建战略村网，过于扩大了。1963年年底前，11，000个村庄都成了战略村（整个村庄的三分之一）。然而，操纵这战略村网的地方的和军事的人员及机构却没有。援助的经费为贪污腐败者提供了一个贮蜜囊，许多情况下，战略村实际上只不过是集中营而已。村中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越共则为与人民建立的这种密切关系而辛勤耕耘。
1954年一大群从印度支那回来的法国官员承认游击战争的威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鼓动。“革命战争”理论需要人们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以用于灌输军人和老百姓，同马克思主义者作战。这种理论问世后，具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因此证明当时并不十分受欢迎。
历史上游击战的动机和背景是各种各样的，说明了赋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简单的唯一的重要意义是虚假的。在煽动游击战或常规战争中，民族主义仍然是唯一的最强的力量。
地理分析
游击队和反暴部队之间在政治和心理上有利条件的均衡，也许是随地理处理不同而有新变化，但是这涉及普遍接受，我们至今还未获得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在此种情形出现以前，地理学家能为人们提供两种类型的见识。首先，具体地对发生战事的地区的独特环境进行描述和分析是做得到的。游击战和恐怖活动研究的前辈拉克尔倾向于把这视为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著。其中大部分可能都受益于对地理上培养理解力的重视。相比之下，我这里提议的是，采用一种更为抽象的方法，归纳出游击战可能胜利或者可能失败的地理环境的特点。
关于游击战和反暴战斗效力辩论所依据的衡量尺度是正规军与游击队在兵力上的对比。通常，军界或宣传部门提供的资料说正规军在人数上至少要七倍于叛军，这样才能有机会打败对手。这种理论最近在萨尔瓦多重现了。这种比率在关于游击战的论著中是有见的，但是未见其它什么地方有支持这一主张的分析根据。然而，从历史上看，十分明显，游击战就人数上而言，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即使仅仅钳制它们，通常也往往需要很大的兵力，在1809年至1812年西班牙战争中，3，000名游击队牵制住了18，000名拿破仑军队，使他们忙得团团转，游击队与正规军队的比率是一比六。而英军为了打败布尔人，则需要二十比一的优势。本世纪五十年代，法军在阿尔及尔尽管有类似的人数优势却被打败了。在1919年至1921年的动乱中，兵力仅3，000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功地牵制了43，000名警察和军人（以上的数字均是拉克尔在1976年提供的）。在麦克斯韦尔·泰勒和威斯特摩兰指挥的越南战争中，这种十比一的比率广泛流行。但是，1965年，泰勒却声称，需要有二十五比一的优势以击败越共。这种想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需要庞大的支援和作战部队与战斗保障部队的比率低，因此美国和南越当时在战斗中只能集中五比一的优势。
要研究这一兵力优势的地理方面，我们只能求助于历史记载。而这种历史记载错误颇多。上表中列出了经筛选的1945年以来的一些战争中游击队和其对手的兵力对比。这些数据出自各种来源，因此不免有误。出现这类错误的原因，一是缺少资料，二是由于施行政治欺骗的缘故。鉴于有些游击运动是自发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而且游击战士又很容易与平民化为一体，这样就很难计算出游击队的具体兵力，因而时时要考虑到数字上有很大波动，有时交战的任一方都可能出于宣传目的而故意夸大或缩小作战人数。在写本书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发难，搞了个激烈辩论，指责威斯特摩兰将军扣发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共的资料数据。这一指责的大意是，实际估计的是越共有600，000兵力，而当时说只有285，000，也许正因为低估而可能导致约翰逊总统于1968年决定撤出越南。
当游击组织扩张，超出政治边界时，要确定有多少战斗人员跨过边界行动就有困难了。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很难确定谁在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同样，对于这种双重力量，也不容易确定哪一部分是完全投入反游击战的，警察和民兵参战的程度有多大，战斗和保障人员的比例是多少，还有多大部分的勤务支援是专用于反游击战。由于存在对现实的辅助的或秘密的支援，例如在阿尔及利亚的美洲国家组织或北爱尔兰志愿军，兵力数字统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观测范围限到一个国家军队的主要职能是对付叛乱的那些事例上。凡有关参与反叛行动的正规军、警察和民兵的数字只要确切就给与使用，而非官方宣布的参战人数则不包括进去。凡有关所有游击队的“有生力量”的数字，不管其基地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的，都算在内。不过，“有生力量”没有确切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