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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和曾今可很要好，在《新时代》月刊上，也发表过几篇创作，他和曾今可互相标榜。在去年，因为利害冲突，就反了脸，还在报上登过启事，大骂曾今可。（引者注：
曾今可，一九○一——一九七一，江西泰和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北伐。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出版《新时代》月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申报》特派员身份前往台北，道留台湾。任台湾文献委员会主任秘书二十年。并编辑《正气月刊》。一九七一年病逝于台湾。）
他和曾虚白很要好（引者注：曾虚白，原名曾焘，乃曾朴之子。一八九四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父亲曾朴同办真善美书店，主编《真善美》月刊。
一九三二年，上海《大晚报》创刊后，任总经理兼总主笔。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一九四九年赴台湾，翌年任中央通讯社社长）。现在他在《大晚报》上编《火炬》《三六影刊》二副刊，常常拉些名家，替《火炬》撰稿，所以在黎烈交脱离《自由谈》（引者注：《自由谈》为《申报》副刊，黎烈文曾任《自由谈》主编）以后，《火炬》大有“取《自由谈》而代之”之概。
近来，他因为职业关系，常常写点电影方面的稿子，电影明星如阮玲玉、叶秋心等，他也时常去拜访。有些人造他谣言，说他是风流编辑。
他这个人，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体去和他接洽，他的话说得很恳挚，没有文人骄傲的习气。关于这，他许有点是沽名钓誉的。
他的作品，大都是恋爱的故事，文笔朴直，格调方面，不无陈腐，内容是很空虚的。
如《新路》那部创作，已经比较有点意义了。近来常和左翼诸公有所来往，鲁迅、茅盾诸氏的文章，也常在《火炬》发表；有人说他最近的思想有点左倾，但是他愿意做一个“尖头鳗”，不愿意冒大险，使得脑袋搬家。至于登左翼诸公的文字，无非是学时髦，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心理，一方面不被人骂作落伍，一方面又可以讨好左翼诸公罢了。
以上可以算是关于崔万秋的特写。虽然只写及崔万秋的公开的一面，但是毕竟为当年的崔万秋，留下了幅剪影。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崔万秋混迹于文坛，不光是作为编辑，而且他也算是个作家。
我在发黄的旧杂志中，寻觅着崔万秋的踪迹。除了他的一些言情小说之外，我查到他写的一些散文。特别是他早年所写的散文，往往也反映出他的“自我形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号上海《新文艺》杂志在《编辑的话》中写道：
散文一栏里有穆罗茶先生的《林》和崔万秋先生的《钱》均是隽永蕴藉之作。崔先生还有《忆故居》和翻译日本“普洛”派巨子叶山嘉树的散文三篇，但因来不及编入本期，只好留待下期发表了。
崔万秋的《钱》，篇末注明“十一月二日在广岛”，显然是一九二九年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开头，引了一句日本谚语：“一钱使人哭，一钱使人笑。”
下面便是他的散文《钱》，摘录于下，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风格：
钱之可贵，要没有钱的人才痛切地感得出来。我便是痛切地感得钱之可贵的人们中之一个。特别感得钱之可贵的经验，印得满脑子里最深的，有下列几件事。
民国十六年秋天，一位受洋大人、官大人、党大人三重压迫的苦朋友写信来告急，说是初到东京，人地生疏，没有现钱竟不能吃饭，现在每天只吃七个铜板一块的面包，有时有一杯热水吃，有时竟不得不喝凉水。我看了以后心里难过到万分，想到朋友那里借几块钱寄了去，但是结果只赚几个轻视的冷笑。借钱不到，正在没好气，房主人却凑热闹地来催房金。刚忍着气把房主人敷衍着下了楼，有一位官费欠发的朋友来向我借钱搬房子。搬房子好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位朋友是忍受不住那房主的轻蔑中国人，与之口角，为争一口气，不得不搬家的——那时我想：“钱是真可贵。”
今年暑假以前，足有三个月我手里几乎把一文钱多没有。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到东京去，但没有路费，虽急得心焦如焚，也竟无可奈何。七月二十二日午后我从商业专校领到了我一个月劳苦所得的“月给十五国也”，先到理发馆把长得和南洋土人似的头发剪去，把满脸的黑胡子剃了，对镜一看，我居然也像一个人。到“汤屋”里洗了个澡，浑身轻松舒快。又到牙齿医生那里把消毒消了三个月的龋齿补上一块橡皮，左边的牙齿也居然能嚼东西了。狠了狠又到冰店里花费了十钱吃了一杯冰淇淋，真是凉沁心脾，浑身清爽。到了夜晚八点，提着手提包便坐到东京行的火车上，从车窗望着将行圆满的月光了。托了这十五圆纸币的洪福，我竟那样舒服起来，使我不能不想到：“钱是真可贵。”……
从崔万秋的散文《钱》中，也可以大致觑见他当年留学日本时的生活情景。
在一九三○年第一期《新文艺》上，刊出崔万秋的散文《怀旧居》，同样记述了他在日本的生活。文末注明“十一月十九日于广岛”，当是一九二九年的事。
《怀旧居》分为三段，摘录如下：
其一
一楼一底的一座小房子，位于广岛市的南端之海岸近处，那便是我的旧居了。
房主人姓坂本，夫妇两人。还有一位小女孩，才两岁。他们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
这处小房子，在我住过的十几家中，印象最深，可追忆的往事最多，所以不忍离开它；但圾本君他迁，我一个人住不起便不得不洒泪而别了。
这房子大门正临小巷的通路，对门是町总代向西氏之居。左邻为一军人，其家之大小与我寓相等，右邻为一木屐商人，姓尾前，因是别邸，颇为宽大。
门前的小巷，西通海岸。东通往大街上去的电车道。每朝每夕，有往山中、进德两女学上学下学的女学生通过，市女的学生（引者注：“市女”为校名简称），虽也有经过的，但比较少得多。
在这小巷内，我每天早起行深呼吸，吃过晚饭照例在这近处散步。冬天便站在巷内晒太阳。有时在夕阳将坠的暮时，和儿们游戏，也有时站在门前和左近的女人们闲话。
也有时抱着房主的小女孩子在巷内蹀躞。
因为门前便是路，所以没有树木，不免有些寂寞。
可是房子后面和右边，因为全是别邸，树木花草，都很繁盛，从我那小楼上往下看去，很可以悦目。
小楼太狭了，只有四叠半席，一张高脚写字台，一只椅子，便装得很满，除了“床之间”内堆了几十部书，靠墙放一只书架外，其他两箱书，都不得不堆到壁橱内。
小楼向南，光线很好；南北两面开窗，空气也很流通。我在这小楼上住着很舒适，所以颇做了一些事。尤其是写作方面，这小楼更可纪念。武者小路的《孤独之魂》，系搬来不久译成的。夏目漱石的《草枕》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我那本幼稚的创作小说《热情摧毁的姑娘》中之《他的新年》、《邂逅》两篇，也是在这里写的。
这小楼还有一件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便是有一位女性曾于六月一日来过一次。这位女性是我平庸生活中一点点缀，是我的昙花一现之恋爱的对象。六月一日那一天，是我二十几年来平庸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小楼便也成了我所住过的寓庐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处。她那天来时为我带来的花儿；由她亲手插在我书架上那花瓶里；为纪念她，我一直到搬家那天为止，没有忍得动它一动，虽然花儿早已于枯了。
我于十七年（引者注：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搬进来，十八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搬出去。中间除了借友人彦超住了两个月外，我差不多都是住在这里。
在《怀旧居》的其二、其三中，崔万秋分别回忆了在广岛M·K家和大手町八丁目藤田家的生活。他曾和湖北的夏卓人同住。“我的留学生活之最苦的时期，便是这两年。
我在这两年中，因穷苦回国两次，但因国内局面乱似鹅毛，失学青年如鲫，欲谋一饱而不可得，且备受向来以我为有望者之冷嘲与白眼，所以我仍不得不回到这凄凉的异国，继续我那人世所难堪的苦日子。我那时写的几本《穷留学之日》，现在我自己不忍重读呢。所以在藤田蛎田氏家住时的穷状，我不忍重述。“
崔万秋的真面目
主编着《大晚报》的《火炬》副刊，崔万秋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发表着散文和小说，崔万秋是货真价实的作家。他的第三身份，在当时鲜为人知。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我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的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这便是他的军统特务的铁证。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如今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专员。
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作如下说明；我于一九三二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务头于戴笠还叫我约住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载这些，怎么能表现我倾向“进步”呢？崔万秋告诉我，他对副刊文章的选择很认真，他约了不少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给他写稿和办专栏，对一般不相识的人来稿，如无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不采用的。
凭藉着“复兴社”之桥，“华蒂社中坚”张春桥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万秋的怀抱。
崔万秋是从张若谷手中接任《大晚报》的《火炬》副刊的。张若谷的前车之鉴，使崔万秋倍加小心。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曾发表署名柳丝的《新儒林外史》，曾为杨村人大鸣不平，斥责鲁迅对杨村人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明”的“乱砍乱杀”。“柳丝”何人？杨村人的化名！鲁迅写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锋芒直刺杨村人，顺便也给张若谷带了一笔。因为杨村人在《文化列车》杂志一九三三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