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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风过去了，华东师大又恢复了平静……
再轰！聂元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再向常溪萍发射一炮：还是十七人签名，写了第一二张大字报，题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第一张大字报不过干把字。这一回，洋洋数千言，竭尽诬、骗、骂、假之能事，硬给常溪萍安上了个“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颗炮弹的冲击下，在华东师大对常溪萍引起了争论，分化为“反常”和“保常”两派。
“反常”唱着聂元梓的调调，咒骂起“大叛徒常溪萍”来了。但是，“反常”
派毕竟只是少数派。
“保常”派占多数，高举“心向党”大旗，跟少数派论战。
平静的校园里起风波了：这边，“鬼见愁”战斗组的大字报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径”：那边，“天安门警卫连”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好人犯错误》；紧接着来了个“刺刀见红”战斗组‘喇“向了”天安门警卫连“：”红色钢铁“战斗队上台了，跟”刺刀见红“来了个”刺刀见红“……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中文系四（3）班“红旗”战斗队贴出了《一论常溪萍》、《再论常溪萍》、《三论常溪萍》这样的“系列”大字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幸亏当年的大字报的底稿尚在，现在读来，时隔二十年，仍颇为感人。
这是“红旗”战斗队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贴出的批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以理服人，写得很有水平：
常溪萍是大叛徒，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了。
他们说，常溪萍在给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的谈话，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的看法是，向党的上级机关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意见是每一个党员的权利，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有的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告密”，是毫无道理的，极端错误的。
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的。根据党章规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这样的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也有这样的权利：“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
有些人竟把这种党员的正当的合法的行为，称之为“告密”，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样看待我们党的领导机关的？
聂元梓的第二张大字报，仍未“打倒”常溪萍。她有点焦急了，咒骂华东师大是“常家王国”、“常家王朝”，咒骂常溪萍是“常霸天”。
骂也无济于事。华东师大的“保常”势力“顽固”得很哩！
终于，江青电召聂元梓来到花园街×号；
终于，聂元梓坐着软卧专程来沪“揪常”；
终于，华东师大校园里出现那个戴着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写“打常”，不可不写那个“狗头军师张”。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之前——十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坐飞机不可一世地来到上海。当时，两千多名上海工人‘北上告状“，火车开出上海北站不久，被截留在离上海五十多公里的安亭车站，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赶往安亭，签署了”五项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时候，张春桥仍“拨冗”与到达上海的聂元梓联系。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已决定当天飞回北京。就在离开上海的匆忙之际，他在那华丽的俄式建筑物——上海友谊电影院，接待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这时候，他早已“忘了”曾圈阅过常溪萍那两封信，早已“忘了”在信上批过“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早已“忘了”他曾同意、支持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
这时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为聂元梓“揪常”鼓劲撑腰。
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
我对常溪萍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过去听说他比较好，我又没有与他同过事，坐在桌面上，见见面，这对于部是不能了解的。我觉得看一个干部应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判断好坏，这是对的。但是……
张春桥在谈完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在“但是”后面说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虽然是一个时候、一件事，但这个事比较大，是关键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是在关键问题上，这就不能与平时所说的一时一事表现等同了。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
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别的问题统统带出来。当时批《海瑞罢官》一个剧本，为什么彭真那样震动？当时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了解了。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二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彭真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对常溪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新研究。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拎高”，常溪萍的问题上“线”了，上“纲”了。
不过，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陆、罗、杨”的“彭、陆”，联系在一起，“拎”
得还不够高。张春桥又继续往新的高度上“拎”，义“但是”起来了：
但是，在那人时刻，还没有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常溪萍给中央的信，是邓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我对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揭开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现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少数派给我送来的材料很厚，你们今天又给我一叠。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常溪萍当作一个重大问题，现在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们要我今天讲，常溪萍是什么性质，我今天还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
但是在北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下子卷进去了，你想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结果扮演了一个特务……
我希望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问题作为一个孤立事情，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两条路线斗争，与彭真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比较统一了。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番“上挂下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溪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成了“特务”，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离京之前“炮打”邓小平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十一月八日，把常溪萍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要彻底镇压北大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撒了队长Z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X，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张春桥和聂元梓一唱一和，顿时使华东师大的“反常派”声势大振，以至使“反常”扩大到上海全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打倒大叛徒常溪萍”巨幅标语……
“反常”，一切反常！
在“砸烂常溪萍”的日子里
高高的上海国际饭店，从上至下，挂出了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楼，也挂出了同样的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全市许多高楼、许多围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这四句口号，还印在传单上，响在人们的嘴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全市性批斗常溪萍大会召开了。这四句口号，被确定为大会的“主题。”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烧”、“揪出”、“打倒”、“砸烂”，有着特殊的含义，仿佛在逐步升级。喊口号的时候，调门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响。喊到“砸烂常溪萍”的时候，造反派们都伸长了脖子，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可惜还没有一本《文革辞典》，还无法给“砸烂”下确切的定义。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砸烂”，意味着常溪萍的问题最严重，已进入“彻底打倒”的范畴。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嘘过：
“毛主席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奇怪，张春桥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就一口气背出来呢？！他不是说“我还背不出来”吗？
哦，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徐景贤交代了这个口号的来历，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张春桥审定的：
“我第一次接触常溪萍的问题，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筹备召开批斗常溪萍的大会。当时得到师大红卫兵的支持。当时，是我同郭仁杰、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动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即要砸烂的。这个口号，张春桥、姚文元是很赞赏的。当时，我们把这一口号印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期简报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后，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告诉我说，赞成这个口号。一月初，张春桥、姚文元都说：‘这个口号好，分四档，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此后，常溪萍就一直被我们作为砸烂对象。”
常溪萍成了“砸烂”对象之后，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经无法统计了。据当年的“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告知，那时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论是市里、局里、校里、系里、班里，不论是关于教育、关于人事、关于体育以至关于卫生的批判会，都要把常溪萍“揪”来，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最高纪录是一天出席了八个批斗会！
造反派们在他的胸前挂黑牌，那黑牌的铅丝深
附录三：张春桥著作年表
《春雨之夜》，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