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他们到方家查过，没有见到打字机，哪来打字机的声音？
终于，他们决定提审方兆麟，问起了英文打字机……
他们又从方兆麟的哥哥处，查证了是否确实把打字机借给方兆麟，甚至还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摸了又摸，确实并非收发报机，才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调查！大胆推理之二：由送大黄鱼“推理”为同案犯
调查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接到重要情报：在张佩瑛猝死的当天晚上，有人送大黄鱼到方家！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想想，方兆麟进行“阶级报复”，“害”死了张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黄色表示“慰问”，此人极可能是“同案犯”！
这一线索，绝不可放过。
他们使出了比福尔摩斯高超百倍的侦查功夫，很快就查明：三月三十日晚，上海基础公司第三工程队起重工虞国夫给方家送去两条大黄鱼。
于是，虞国夫立即成了调查组的审查对象。
调查组查阅了虞国夫的档案，在档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刻骨仇恨”之类记载。
因为虞国夫只不过是一名青年工人，档案材料非常简单。
他们决定找虞国夫正面“交锋”，要他“交代”在两条大黄鱼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两条大黄鱼引出的一段“审查”。虞国夫的“交代”，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档案之中。现原文照录，可看出当年的调查组神经过敏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九年，我在上海日晖港装卸污水管时，认识了万廷钰。当时，我是起重工，万是医生。一九七○年底或一九七一年初，在大屯又碰到万廷钰。我在三队，她在四队，有一次我返回上海，万托我带东西，带的是一只箱子及一些零星的东西。
回上海以后，我把东西送到她家，这才认识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详尽地“交代”了他与万廷钰、方兆麟的“认识申”。接着，在调查组的逼问之下，他开始“交代”大黄鱼问题：
去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脸上生了一个东西，慢慢大起来了。我想他们都是医生，想托他们找熟人开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点。我跟他们的来往多了一点。
万廷针和上电医院龚医生很关心我，曾替我介绍女朋友。由万医生和龚医生当介绍人，我认识了那个女朋友。见面以后，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时间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在方医生出事情前一个月左右。
虽然女朋友不跟我来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谢万医生。三月三十日，正好是方医生出事情的那天，我买到几条大黄鱼。我就在下班之后，晚上七点钟，送到方家。
当时，方医生还没有回来。万医生叫我坐在沙发上。她的女儿也在家。万医生说，女朋友的事，我以后替你再留意，你脸上的皮下囊肿还是要抓紧开刀。我问起方医生怎么还没有回家，她说“方医生今天为张春桥的妹妹开刀，忙得很。”
调查至此，大黄鱼的来历已经一清二楚，大黄鱼与本案无关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调查组还要查下去，继续盘问虞国夫。无奈，虞国夫只得再作“交代”：
大约八点钟以后，方兆麟回来了。万医生问他，手术怎么样？方说，很不顺利。
万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方说：司XX针（对不起，我只记得“司”，讲不出名字来）
打下去以后，就不来事啦。关于开刀的事，他们讲了一会儿，我听不大懂。我见他们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里觉得不自然。我对万医生说，我该走了。万医生说，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总共只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时候，我和万医生坐在沙发上，方医生坐在对面的凳子上。
调查组并不轻信虞国夫一面之词，又分别审问了方兆麟和万延钰，口供相符，这才排除了虞国夫的“同案犯”的嫌疑。
不过，虞国夫在谈到万医生为他介绍女朋友时，另一个介绍人为“上电医院龚医生”。看来，龚医生跟方家关系密切。调查组对于这条缝，又要查一查！
大胆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审查
“上电医院龚医生”，调查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电业职工医院麻醉护士龚雅琴，女，四十岁。
调查组火速赶往上海电业职工医院，与龚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调，调查组便发现，龚雅琴确实跟方氏夫妇关系密切：
与方兆麟的关系——龚雅琴早在一九五三年入中山医院进修麻醉业务时，就认识方兆麟。一九七三年八月，龚雅琴调往上电医院之后，一直把方兆麟当作“业务靠山”，遇到疑难便向方兆麟请教。
与万廷钰的关系——龚雅琴一九五三年进中山医院时，万廷钰是开刀间护士，彼此相识。这些年，一直有来往。一九七四年二月，龚和万曾一起到长宁电影院看电影。为了替虞国夫做媒，又和万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
在调查组的眼中，“关系密切”成了“同案犯”的嫌疑。
龚雅琴比虞国夫更不幸。虞国夫送了两条大黄鱼，遭到审查，而龚雅琴替虞国夫作筏，竟被调查组立案审查！
在调查组的绝密档案中，有一厚册便是龚雅琴立案审查材料，总共收入三十三份材料！
翻开案卷，首页标题，赫然入目：《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龚雅琴的审查结案报告》！
报告居然振振有词地开列了三条“审查理由”：
一，发现龚雅琴在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前后与方兆麟及方妻万廷钰来往密切，活动频繁。
二，据揭发方兆群的材料提供：“怀疑方兆麟于三月二十九日晚（事故前一天）
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龚家也住在淮海中路XXX弄XX号。
三，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鉴于上述理由，认为有必要对龚雅琴的政治面貌、龚雅琴在“张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
咄咄逼人的口气，几乎欲置无辜的龚雅琴于死地！
调查组居然开列了龚雅琴的“五大问题”，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例举调查组对那“五大问题”的种种审查，这里仅以调查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后与方兆麟的联系为例，便可见调查组曾花费了多少气力！
调查组不厌其烦地“考证”了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一天及当日的活动：
“三月二十九日，龚雅琴上午在手术室，做颚裂手术。下午在科内业务学习。晚，科内政治学习。然后值夜班。没有发现调班或有人代班等情况。也没有发现龚雅琴与院外有电话联系。
以上情况，有五份旁证，一份本人交代，还附上电医院工作人员值班表。
三月三十日，龚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一起到瑞金医院观看阑尾针刺麻醉手术，十一时结束。下午在本院参加一例头皮再植手术，五时离院。
又是三人旁证，本人交代。
最为详细的调查，要算“考证”龚雅琴何时获知“张死”消息。
据龚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四月八日，亦即“张死”之后第九天，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调查组认定，龚雅琴在耍花招！因为“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有着“同案犯”的极大嫌疑，怎么可能直到“张死”之后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里里外外地查，一个一个地问，调查组把上电医院搞得人心惶惶。
卖身求荣者虽有，但毕竟不多，上电医院的医师、护士们，在审查面前不说假，不诬陷加害于人，使调查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写出如此曲折、如此繁琐的查证：
标题——《龚雅琴如何获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证——“据查，在上电医院内第一个说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医务组副组长邵幼善。他的消息来源是通过其子邵元麟在瑞金医院外科进修的机会，从那里听到后，向其父转告的。四月八日，邵幼善进手术室时，将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诉护士赵影，要她在麻醉用药时多加小心。当时还提到，‘不要给龚雅琴听见’。
同时在场的有外科主任黄士勤等。同一天，黄士勤遇见龚雅琴就问：‘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龚雅琴一呆，回答：‘没有听说。’黄士勤就把从邵幼善那里听来的情况告诉龚雅琴，并说明是‘听邵幼善讲的’。“
附件——
（1）外科主任黄士勤旁证；
（2）手术室赵影旁证；
（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证；
（4）方兆麟交代；
（5）万延钰交代；
（6）龚雅琴交代。
就这样，一个与“张死事件”风马牛不相干的女护士龚雅琴，遭到无端“立案审查”！
调查组的成员们忙得“废寝忘食”。像他们如此这般的荒唐调查，即便是福尔摩斯，恐怕也会累得倒下！
大胆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谋”
关于龚雅琴的“立案审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据揭发，“怀疑方兆麟于三月二十日晚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在调查组的眼里，这是极端重要的“敌情”！
须知，方兆麟在“蓄意谋害”张佩瑛的前夜，骑着自行车外出，必定是进行“预谋”！尤其是晚九时左右还骑车外出，行踪蹊跷，值得打上个大问号。
龚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牵连。方兆麟的妻子万廷钰，竟也受此连累。
本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年月，方兆麟成为“政治谋杀犯”，理所当然，妻子万廷钰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谋”。调查组对万廷钰进行“立案审查”，其中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万廷钰在“张死”前夜于上海耳鼻喉医院值班，而这家医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调查组调查了万廷钰开出的处方、病人病假单，查阅了病人病历，证实“张死”
前夜，万廷钰确实在上海耳鼻喉医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九点去医院找她，那必定与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里来过耳鼻喉医院，给万廷钰送过东西！
“重大线索！追！”调查组死死抓住这一问题，要万廷钰“交代”。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绝密档案中，有一厚本《万廷钰谈话记录》。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不到三个月内，调查组便审问万延钰达二十三次之多。每一次审问，都作了详细记录。其中有一次审问记录，竟达十九页！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实，在“张死”前夜，万廷钰自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在医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与方兆麟见过面。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医院，从晚六时至夜九时，在一医党委办公室出席针刺麻醉会议。万延钰则从晚七时至次日晨八时在耳鼻喉医院值班。妻子根本没有与丈夫照面，毫无“预谋”的“迹象”。
可是，调查组一口咬定，有人见到方兆麟连夜去过耳鼻喉医院，送过东西。
“方兆麟真的来过吗？他送过东西，送什么东西？”妻子苦苦思索，回忆。
幸亏她的大脑记忆仓库之中，还储存着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