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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晚。妇产科医院三楼手术室，灯光通明。
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张佩瑛，而是兔子。
调查组正、副组长及组员在一旁仔细观察。
兔子戴上面罩。输氧。一分钟后，兔子全身青紫，与张佩瑛死亡过程酷似。
结论：
“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四月七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方兆麟谈话。
四月八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方兆麟检查：
“我在心脏按摩后，在一旁休息，突然见到麻醉机上笑气筒下部四周有湿与霜，感到奇怪。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必有漏气。我再看一下麻醉机，原来是一台单向的，只能用氧气的麻醉机，我顿时大吃一惊，几乎瘫掉了！”
根据方兆麟的检查，不妨重演三月三十日上午的镜头：
方兆麟满头大汗，赶到妇产科医院手术室。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去换衣服，洗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去，交给叶景馨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问。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叶医师未用过中山医院那台麻醉机，不熟悉性能，不知道那台麻醉机不能用笑气。她把笑气瓶装了上去，而且打开了开关。
方医师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医师，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机。不过，如他所言：“麻醉的准备工作大多数是科里同志或进修的同志准备好的。由于误装了笑气，开关又开着，大量的笑气直接进入氧气管道。”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六，而氧气仅占百分之四。
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
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
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医师承认了错误：
“第一，由于工作粗心，出了医疗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
“第二，当自己发现笑气瓶上结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于想到死者是张春桥的妹妹，心中极为害怕，不敢主动说出事故原因。”
直至今日，当我采访方兆麟医师时，他仍重复十二年前说过的话，依然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痛心。
他在写出检查之后，请求领导给予处分。
事情到此，可以说该拉上大幕，宣告“剧终”了。
四月十一日，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起草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查结果：
“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方兆麟重大政治问题。
“在业务上，方兆麟一贯埋头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较好，抢救病人随叫随到，从不计较时间，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
“方兆麟担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各种麻醉的操作都比较熟练，有关麻醉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全面。他自一九五八年起担任华东医院的高于会诊和手术时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为高干或高干家属做麻醉工作，均未出过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拥护党、拥护毛主席。
“据我们了解，方兆麟同志平时与张佩瑛同志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听到他对张佩瑛同志的什么议论。”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是张佩瑛手术的主持人。她也实事求是，不仅同意中山医院党总支的报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说：“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张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报告上加了一段话：
“我们认为，关于这次麻醉死亡事件，从方兆麟同志一贯的表现分析，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阶级报复的政治事件的依据。”
调查报告上报上海市委，还附了方兆麟医师的检查。
方兆麟写道：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一方面请求组织上给自己一定的处分，一方面要积极工作，认真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喧闹一时的张佩瑛死亡事件，渐渐平息。
“红房子医院”恢复了平静。
中山医院恢复了平静。
一封密告信飞到徐景贤手中
历来，人们总是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视为最危险、最可怕。然而，更危险、更可怕的莫过于趁人之危，投井下石！
有人向张春桥家属偷偷报告调查组“右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飞到正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徐景贤之妻葛蕴方手中，要她转交徐景贤。鉴于张佩瑛之丈夫，乃葛蕴芳之表兄，葛蕴芳表示“回避”不肯代为转交。
很快的，这封密告信又飞到徐景贤保健医生手中。于是，便展现在徐景贤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于那堆秘密档案之中，摘录原文于下：
徐景贤同志：您好！
我们想就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调查工作，向市委领导同志反映一点情况，提出一点意见……
我们参加调查工作过程中，感到上医党委Fe和中山医院总支态度暧昧……
我们的想法是，就日前的材料看未，不能用“粗枝大叶”来解释。政治疑问不少，应当趁热打铁，搞得水落石出。
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
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a是空四军的……
我们恳切希望市委领导同志组织适当人员，继续深入调查。
信末，签署着两个人的姓名，写信日期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对调查结果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
鉴于两位写信者是调查组的组员，熟知内情，而且提出的十个问题，个个在“纲”上、“线”上，理所当然引起了“马徐王”的重视。
“马徐王”当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来了。
王秀珍最为起劲，提笔批道：
“这些问题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彻底查清，查个水落石出。”
马大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过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
“同意秀珍同志意见，一定要抓紧弄清这些问题。”
徐景贤写道：
“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见。”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马徐王”决定另建调查组——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个行动诡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一九七七年一月，当北京建工部来沪外调那个调查组的“灵魂”——Q的时候，王秀珍写了如下交代：
张佩瑛死亡事件，开始是由市文教组、市卫生局和一医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下来说成是责任事故、我看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这个案件说成责任事故是右倾。
文静对我说：一医和文教组联合调查组右倾，要我告马天水认真抓这个案子。她还说，张春桥知道张佩瑛死了，他很难过。我把李文静讲的，告诉了马天水。因此，我讲调查组右倾，马天水也讲右倾。我还恶狠狠地批了调查组的同志。
那个调查报告，曾同时送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没有出面。由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还写了批示，大意是：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佩瑛的死亡，要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看、来查，是阶级报复等等。
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商量后，认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充实人。我提出把Q暂借出来，可担任调查组副组长。还要从工宣队抽一点人，加强这个调查组。马天水、徐景贤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个阶级报复案，给这个案子定了调子。调查组就是按这个框框和调子去调查的……
徐景贤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也作了类似的交代。其中谈及：
“成立调查组时，马大水说：‘这件事张春桥不好表态，我们决定算了。’但事后调查小组的报告，都由我送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由他转给张春桥看。”
就这样，本来已经闭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开。秘密调查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剧……
幕后导演稳坐“钓鱼台”
那封掀起狂澜的密告信，来历不凡……
“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为此信虽然出自调查组的两位组员之手，而不出面的的导演即是那个在北京稳坐“钓鱼台”的张春桥。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红房子”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此人跟张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Y本人交代：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天晚上，张佩瑛的丈夫打电话给他，说张佩瑛腹痛。请他安排住院；
张佩瑛住院后，起初住的是三个人的房间，是他给她安排了单独居住的病房。
不久，甚至连张佩瑛的丈夫发烧，也是经他安排，让张佩瑛的丈夫住入妇产科医院的病房—一这成了“红房子”医院议论纷纷的怪事，妇产科医院里怎么会冒出男性病人？
张佩瑛的手术方案，是在他领导下制订。那此名医，是他去请。那手术方案，是他送到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手中，请她“审阅”；当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是他当场痛哭不已；他同张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一九六六年，他第一次来到张家，张佩换的丈夫就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佩瑛一直讲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张死事件”发生之后，他跟张佩瑛丈夫的联系更加密切。调查组的一举一动，通过他这根内线，把“信息”立即传输到张家……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晚，张佩瑛的丈夫约Y在他家见面。
当Y来到张家，张春桥的二弟张铁桥、四弟张月桥、女儿张维维也在那里。显然，这是一次秘密聚会。
Y读到了来自北京的最新指令—一张春桥写给儿子毛弟（即张旗）的信：
……听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惊。为了革命事业，我己有七、八年没有看见过她了。她逝世，我当然很难过，但也不很悲伤。因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有多少好同志、好党员，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也为党贡献一个亲属吧。你代我问小白、小兰好！另外，你们自己在这个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张春桥的信是写给儿子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张春桥对张佩瑛之死的态度：绝不是徐景贤公开传达的“春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的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