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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四人帮”作了检讨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6。28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康生“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