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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马上转告林副主席。”江青明白了张春桥的用意，挂上了电话。
张春桥与林彪之间，本来连话都说不上。“文革”前，林彪身为元帅，来来去去上海，从不把柯庆施的那个“政治秘书”张春桥放在眼里。自从张春桥进入“中央文革”，林彪才注意起张春桥其人。不过，这时的林彪居高位，住深院，张春桥难以接近他。虽然张春桥借助于江青，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赖，但是他为了能在中央牢牢扎根，不能不企望着巴结林彪——因为林彪已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号人物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的一句话，无意之中为张春桥搭起了与林彪高攀的梯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了，他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叶群向张春桥透露了来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应当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明白的聪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后，便放出风声：“上海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在党章上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色！”
于是，在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上，出现了所有中共党章上未曾有过的词句：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马上“回赠”张春桥一个军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从那以后，张春桥跟“林副统帅”之间。架起了热线：张春桥籍口汇报南京军区工作情况，常常给林彪挂电话，向他请示这，请示那。林彪呢？也拖着腔，拿着调，跟这位秀才说上几句“熟络”话。
在“四·一二”这风雨飘摇之际，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发出了“SOS”讯号……
果真，林彪伸出了救援之手。
那个在“杨余傅事件”中红得发烫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奉林彪之命，在四月十二日下午飞抵上海。
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当年“狄克”曾在那里度过不平常的岁月，如今上海党、政、军、文各界头目急急赶往那里的“市革会礼堂”。
中央军委吴法宪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纸公文。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气敛息。对于吴法宪从天而降，许多人曾作了美妙的推测：一定是来宣布当场逮捕“杨余傅”黑后台张春桥的命令！
吴法宪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四点指示：
第一，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第二，张春桥同志仍然是市京军区第一政委。
第三，张春桥同忑仍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第四，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完了！完了！这四个“仍然是”，顿时把一场如火如荼的“炮打”，降到摄氏零度！
印刷机在飞速运转。印着四个“仍然是”的传单，撒向四面八方。
“—·二八”炮打，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吹灭；这一回，“四·一二”炮打，又被来自林彪的“四点指示”所压服。
张春桥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哦，“仍然是”长在脖子上！
张春桥笑了，哦，“仍然是”胜利者的微笑！
张春桥还未笑毕，秘书通报，有客求见。不用问，来客“仍然是”游雪涛。
一大堆刚刚冲出的照片，放在张春桥的桌子上。看得出，由于过分匆忙，上光时过早地取下，照片表面坑坑洼洼。
“中国有句古话，凡事有三。三打祝家庄，三顾茅庐，三气周瑜，三让徐州，都是个三。”张春桥一边翻看着那些“四·一二”炮打照片，一边提醒着游雪涛，“不要以为一·二八、四·一二都过去了，就太平无事了。我看，还会有第三回炮打！”
游雪涛透过近视镜片望着张春桥，竭力要记住张春桥的每一句话。他发觉，张春桥的深谋远虑，确非等闲之辈。
突然，张春桥把一张照片甩到游雪涛面前，压低了声音说道：“这件事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看，背后有长胡子的人！”
游雪涛接过照片。那是南京路上的一条大标语，写着“张春桥=狄克”……
藏书楼里的斗争
“狄克”，一直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每当他的轿车驶过离他家并不太远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如同驶过一座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的军火库。《大晚报》一张也不缺地收藏在那里。
他曾做过一个梦：雷电交加的夏夜，一声霹雳啊过，徐家汇藏书楼火光冲天，一张张《人晚所》顿时化为灰烬……
可惜，梦只是梦。徐家汇藏书楼装着避雷针。
后来，曾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各地图书馆，都成了红卫兵“铁扫帚”进行清扫的目标——因为图书馆几乎集“旧思想、旧文化”之大成。
我查到咸本禹在当时接待各书店、图书馆代表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大革文化命”的活生生的见证——
新华书店代表：“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书店里的古旧书被查封了。有些造反派来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出版的书，除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外，都要鉴别后再发售。”
中国书店代表：“中国书店现在不收古书。有些学校在烧古书，认为古书没有用了。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满楼道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不少人家在烧字画。”
造纸厂代表：“我们已收来了不少古书，有些已经化浆造纸。还有很多古书堆在那里，当作造纸原料。北京师大刘盼逐的古画，也送进了造纸厂。通县纸厂已收到几千吨线装书！”
北京图书馆代表：“我馆清理了书库，已有不少书送入造纸厂。”
红卫兵代表：“大作家郭沫若不是说，恨不得把自己过去写的书都毁之一炬。毁之一炬，就是烧书！”
戚本禹：“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靹也焚过书。他们代表新生产力么！他们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
戚本禹的话，为焚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红卫兵们壮胆。
北京吹什么风，上海掀什么浪。
上海铁道医学院的红卫兵高举红色大旗，杀进“封资修大本营”，勒令上海图书馆领导交出所有书库的钥匙。他们拿钥匙干什么？为的是要杀进书库“扫四旧”——烧书！
张春桥得意了。他推波助澜，说了一句具有很大煽动性的话：“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真正有用的不过一架子！”
北京一批红卫兵杀进上海，冲到徐家汇。他们看见徐家汇大主教堂尖屋顶上的十字架，气急败坏：“红彤彤的上海，怎么能容忍黑色的十字架？！”
他们冲进了天主教堂，居然把英文打字机当成“间谍”的“发报机”！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顶的热火朝天的时刻，红卫兵们听说，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还有个“毒草库”——徐家汇藏书楼，马上朝那里冲去——上海图书馆锁上了大铁门。
徐家汇藏书楼关紧了那扇小门。
好不容易，才算躲过了这场焚书的危机。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徐家汇藏书楼开门了，一群又一群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那里。他们不再是来烧书，却是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查阅发黄了的报刊杂志。他们的目光，甚至把旧报纸上的每一条“启事”都一一审视一番。这一回，他们把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掀动着发脆了的书页，唯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涌向徐家汇藏书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里。
一时间，“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各式各样的介绍信，递到图书管理员手中。
红卫兵、造反派们怎么忽然对这座“毒草库”产生了兴趣？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革命”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酋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六十一人在解放后有二十二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康生深知，一旦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就可以扫除一大批政治对手，可以藉此打倒刘少奇、张闻天。
精于权术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写的报告，未必能够推翻党中央原来对六十一人的结论。于是，他“发动群众”，把“抓叛徒”的风声泄漏给红卫兵、造反派。
由于那些“反共宣言”、“脱离共产党声明”都是登载在解放前的旧报刊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
其中，最积极的，要算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了。大抵他们仗着“地利”
——他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太不在行。
他们就连“民国二十四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们要求葛正慧给予辅导。
葛正慧真的给他们以辅导：他拿出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的《申报》、《立报》，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
《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一篇又一篇文章，都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
他转身进入书库，拿出了“炮弹”——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大晚报》，放在红卫兵面前。
葛正慧指着那篇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道：“这篇文章很要紧，你们好好看一看。”
在葛正慧的“辅导”之下，红卫兵用带着敌情观念的目光，把那篇文章扫视了好几遍，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又请求葛正慧“辅导”了。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开头的一句话就看不懂。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田军是谁？”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