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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召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林彪作了长篇演讲历数“杨余傅”之“罪状”：
“……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还说，“杨余傅”是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对于“杨余傅”的“批判”，在三天之后——三月二十七日，又升级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涌入十万之众，倾听着“中央首长”对于“杨余傅事件”的说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登台，作了极为“精彩”的演讲。
陈伯达这位“哲学家”，着眼于事物的“彼此联系”，作了如下推理：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
你看，陈伯达一下子就把杨余傅、王关戚、刘邓陶串连在一起。
康生主管组织大权，此人最擅长于“揭老底”。他仿佛忘了王、关、戚一直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却翻出了陈账烂芝麻：
“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成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说：‘初次到您的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瞧，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您平易近人！有善于诱导的作风。’……“
康生的话，令人大惑不解。既然王力的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关锋、戚本禹给彭真的信写于一九六四年，你康生怎么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揭老底”呢？
江青呢？她扮演了一个“受蒙蔽”的角色：
“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被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中造成中央文革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的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上海市民议论纷纷。经过将近两年的“文革”锻炼，人们也变得聪明起来：这样再次大动荡的时刻，岂不是揪出张春桥的良机！
于是，《北京日报》四月七日社论中提出的口号——“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马上在上海产生了反响。人们巧妙地把这句口号移用到张春桥身上：张春桥就是“杨、余、傅的黑后台”！
借助于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超手法，上海街头陡地冒出一批大字标语：
“揪出杨、余、博的黑后台！”
还有的标语真微妙，特地加了“上海”两字：“揪出杨、余、博在上海的黑后台！”
真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都明白，这“上海的黑后台”指的是谁。
张春桥哭笑不得。派人去撕标语、覆盖标语吧，这不就等于自己承认了是“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由它去吧，这些大字标语把上海闹得满城风雨，他成了人们暗中议论的中心话题。
正因为这样，四月十二日，当《文汇报》突然转载了《北京日报》四月七日社论。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怒潮，磅礴于上海……
也就在这一天，张春桥的“老底”被人揭穿，在张春桥的脚下响起一声炸雷。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多少年来，一直用浓发遮盖着的张春桥头上的这块癞疤，被用大标语、大字报公诸于睽睽众目之前……
林彪救了张春桥
永福路三四四号。四月十二日清早，“扫雷纵队”全体紧急集合。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春桥同志！”
在领着呼喊了口号之后，游雪涛沉默了半晌，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用低沉的声音发表“训话”：
“同志们，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刻到了！
“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最敬爱的春桥同志。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了春桥同志，我们要豁出去厂！”
稍停一会儿，他拿出了笔记本，轻声地说：
“刚才，我接到文静同志的电话，她要我向全体同志交底，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同志们。”
“文静同志说，春桥同志的历史完全清白，一点污点也没有。这样干净的历史，在老干部中是少见的。任何关于春桥同志的谣言，都是最恶毒的攻击和最无耻的捏造。”
“文静同志还指出，春桥同志说话，总是引用毛主席的原文，很少发挥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对他非常信任，他对毛主席非常忠诚。春桥同志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他曾说过，他平生的夙愿，就是用全部精力写出一部《毛泽东传》，此外一无所求。”
“同志们，我们一直在为捍卫春桥同志而战。春桥同志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幸福。在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文静同志亲自给我们这个小组打来电话，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
“今天，各种各样隐藏的‘雷’，都抛头露面了，正是我们‘扫雷纵队’的扫雷最佳时机……”
游雪涛一声令下，“扫雷纵队”全体出动，在上海那滔滔人海中游弋。
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一切有关“炮打”的标语、大字报、动向，都纳入“扫雷纵队”扫雷范畴……
面对张春桥写下的“谢谢同志们”五个字，“扫雷英雄”们是当之无愧的。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扫雷纵队”就已经向张春桥密报了《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那“三驾马车”（也有人称之为《文汇报》“造反三巨头”）的“反叛”动向。为此，张春桥要秘书何秀文在暗中调来了“三驾马车”的人事档案。张春桥已做好了整人的准备。
神通广大的“扫雷纵队”还获得重要情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一兵团”曾包围了张春桥家，准备抄张春桥的家，被张春桥发觉，调来王洪文的小兄弟解围……是谁把张家的地址泄漏出去？这个哑谜被“扫雷纵队”查明，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
“原来，郭仁杰这小子背有反骨，忘恩负义！”张春桥听了游雪涛的报告，把牙齿咬得崩崩响。
张春桥记得，过去看过郭仁杰的档案。那是一九六四年，是他亲自点将，把郭仁杰调入市委写作班的。调动前，他查看过郭仁杰档案。那时，他以“十”的目光看郭仁杰。如今，郭仁杰反了，他以“一”的目光看郭仁杰。于是，他再一次调看郭仁杰的档案。
郭仁杰的历史，倒是无可挑剔的：一个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很早就参加解放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随军进入上海。一九五七年，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导记……
在翻阅郭仁杰档案的附页时，张春桥看到了一份外凋材料，笑得眯起了眼睛。
原来，此人也好色！
张春桥给游雪涛下达了“特殊任务”：抓住郭仁杰在男女关系上的小辫子！
张春桥深知，这类桃色新闻，在“文革”中只消用大字报一公布，很容易就可以把一个人搞臭的。
果真，“克格勃”游雪涛弄来了极为详细、具体的情报……
就在郭仁杰忙着与复旦大学“红革会”的那些红卫兵们频繁来往，筹划着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突然，受游雪涛暗中指使的华东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在一天深夜把他抓了去。
郭仁杰被关进了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在二楼的囚室里，红卫兵们逼问着他，要他交代“男女关系”问题。
秀才最爱面子。尤其是像“男女关系”之类隐私，一旦公诸于众，已经济身于“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之列的郭仁杰，脸往哪儿搁呢？
据当时的档案记载：“郭仁杰要看守的红卫兵给他倒一杯开水，把红卫兵诓出室外，立即把门碰上，从窗口跳下……”
地下顿时溅满一滩鲜血。
从此，张春桥少了一个政敌。
“杀一儆百。”消息传出，那些已经扯起造反旗号的原市委写作班的秀才们人人自危，深知张春桥不是好意的……
郭仁杰之死，在反张之心早已坚定的人们那里，产生的不是畏惧，却是更深刻的仇恨。“四·一二”一把火点起了堆满上海的干柴。
《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真个是星火燎原，那《十个为什么》传单已经一再加印，仍是上海的“抢手货”。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揭老底”战斗队，刊印了鲁迅批“狄克”的《三月的租界》和“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刊印了李淑芳—一当年的文静怎样成为“东方的摩登女士”……上海人民也学会以张春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起张春桥那“老底”来了。这些“揭老底”传单，一时风靡上海。
不可一世的张春桥，仿佛成了泥足巨人，风一吹，就要倒了。
一连串的新消息，通过“244”，传入张春桥耳中：《文汇报》印的《十个为什么？》已发向全国各地；华东六省的省报都向《文汇报》看齐，要在四月十三日头版头条转载《北京日报》四月七日社论，而且《解放日报》居然也要同步行动……
这一回“炮打”来势，比十五个月前要凶猛得多。眼看着，张春桥会成为“王、关、戚”第四了，成为“中央文革”“端出来”的第四个恶棍。
张春桥毕竟还是张春桥。他紧急召见王洪文。“工总司”上街了。王洪文率队冲进《文汇报》社了……十五个月前，张春桥打退“一·二八”的“红革会”，靠的是“工总司”，这一回又甩出这张在安亭结下“火线友谊”的王牌。
张春桥又一次拨通了北京钓鱼台的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是不是再给上海发一个‘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江青问道：“你现在就把电报内容告诉我，我马上发到上海！”
江青倒也痛快，她请张春桥自己拟一个“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不，这一回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恐怕还不行。”张春桥说道。
“‘中央文革’的牌子还不响吗？”江青一听，怔住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张春桥连忙解释道：“因为这一回的主要的炮打口号，说我是杨、余、傅的黑后台。杨、余、傅都是军人。只有以林彪副主席或者中央军委的名义，给上海发紧急电报，才能最有效地制止这一次的炮打……”
“好吧，我马上转告林副主席。”江青明白了张春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