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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虽有微词，诸如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但并没有视他为张春桥的“帮”中同伙。
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
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
严格的科学态度。
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他从未批评过张春桥。
虽说何庆施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论革命资历是很深的，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柯庆施博得毛泽东好感，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时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态度的新的观点：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何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何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
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
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于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
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何庆施那里的毛泽东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共委员。
张春桥呢？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成为中共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的一个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消息灵通多了。
一九五七年，风啸浪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
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四十岁的张春桥，比二十六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我逐版查阅着一九五七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向我提供了张春桥“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我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我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
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二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七月十七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七月十九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声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六月二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
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何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也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北京消息”：毛泽东对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毛泽东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何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思想，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吃力地念完长篇报告。这篇报告稿飞快地送到毛泽东手中。那时候，毛泽东又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怎样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这股劲头作为东风，在一九五八年来个大跃进，而柯庆施的报告恰恰符合了在西子湖畔沉思着的毛泽东的心意。
领袖的思想，立即化为《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的元旦社论。社论的题目只有四个字：《乘风破浪》！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这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会上，柯庆施又一次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党的“八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反感。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
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便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样批评“反冒进”，吹嘘要“乘风破浪”之外，还进了一段“名言”：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柯庆施的这段“名言”，随着成都会议向全党传达，竟传遍四面八方。于是，何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
柯庆施深得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