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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是超员呢？底下那些重重叠叠的铺位——简直象厕所里敞着的长槽！假如又来一次连续三天的暴风雨呢？疾病不就得蔓延了吗？“
“亨利太太，这些人是经常受到恶劣的条件锻炼的。”
“难道你就没想到过，”她拧着手里的围巾。“你们这条船开不成吗？办理离港手续可能只是个圈套，为了要把我叔叔悄悄骗走吗？就在维尔纳。 贝克露面之后，你们拿到了你们的文件，这太巧了。”拉宾诺维茨做出表示怀疑的鬼脸。她很快地讲下去。“我现在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离开‘救世主号’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会离开——可是要是我们离开，埃伦可以坚持要求直接去土耳其领事馆。我们在那儿等你通过海 岸警卫队转播的信号，说你们已经过了三英里线。要是没有信号，我们就要求土耳其给予避难权，并且——你笑什么呀？”
“这儿没有土耳其领事馆。”
“你说过有的呀。”
“他是名誉领事，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可巧，是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挺帮忙的。最靠近的领事馆在亚得里亚海 边的巴里。”
“唉，见鬼！”
“不管怎样，领事馆不象大使馆那样能给予避难权。”他微笑得更厉害了。“你很费了些脑筋，是吗？”
“唉，我连信号都想好了。”
“真的吗？是什么呢？”
“嗯——”她有些窘地讲了出来——“‘明年在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塞德餐的最后一句。”
“我懂得这是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听着，亨利太太，意大利人不需要大量饥饿的无国籍犹太人。我们会走的。你也该来。”
“哦，我应该？为什么呢？”船和码头碰撞，这个烟雾腾腾的小房间也就不住摇晃，使娜塔丽想要呕吐。
“就说因为你的娃娃是犹太血统，就该去犹太人的故国吧！”
“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是吗？问问德国人看。”
“嘿，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巴勒斯坦没有感情吗？一点都没有！我是个美国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嫁给了一个信基督教的海军军官。”
“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吧。”
这个问题使她吓了一跳。她很不自然地回答说：“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他在太平洋什么地方的潜艇上。”
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皮夹，给她看了一个胸脯很大、头发浓密的黝黑姑娘的相片。“那是我的妻子。她是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炸死的，公共汽车炸掉了。”
“那太可怕了。”
“这是八年前发生的事。”
“可你还要我带我的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犹太人到哪儿生活都是在危险之中。”
“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里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袋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小彩色照片。“这是我的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她的记忆中再现了。“他看上去挺年轻。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之脑后——那些愚蠢决定把她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昏迷，周围尽是陌生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给毁了。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全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是无比甜蜜的。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拍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你从来没碰到过象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是呀。和我一起出去玩的全都是些立志做医生、律师、作家、会计师或是大学教授的人。”
“中产阶级类型的。”
“是的。”
“带你儿子到巴勒斯坦去。他会长成象他父亲那样讲究实干的人。”
“万一发生意外呢？”娜塔丽怕自己在这儿码头旁边就可能晕船。这样摇摆真叫人直想呕吐。她由椅子上站起身，靠着舱壁。“我希望这条船能横渡地中海，可是以后怎么样呢？最终关进英国集中营？要不然带着一个娃娃穿过阿拉伯山区，被开枪打死或是被俘后杀死？”
“亨利太太滞他到锡耶纳会很危险。”
“那我也不知道。我叔叔和贝克一起吃中饭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们在罗马的代办谈过。代办劝埃伦去锡耶纳。他把这次航行称作我们的一次不必要冒险。”
“你们的代办让他相信一个希特勒的官僚吗？”
“他说他很了解贝克。他不是纳粹分子。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门尊重他。 贝克提出明天开车带我们回罗马去，直接去大使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且，老实讲——咐！”这小舱房的甲板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娜塔丽站不稳了，他跳起来扶住她，她倒在他身上，她的乳房撞在他的胸上。他紧紧的攥住她的两只上臂，随后轻轻地把她拉开。
“稳祝”
“对不起。”
“没关系。”
他松手把她放开了。她勉强笑了笑。她的双臂和乳房都感到痛。
“风向一直逆转着。气象报告也不好。可我们还是天一亮就开船。”
“这倒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许贝克不会那么早就来。”
“他会的，你最好作出决定。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个麻烦的问题，我看得出来。”
埃伦。杰斯特罗身穿蓝色的浴衣，稀疏的灰白头发都被吹乱了，他敲了敲门，随即打开门。“对不起打扰了。娃娃动得很特别，娜塔丽。”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先别害怕，马上来看看。”
拉宾诺维茨抓住她的手臂，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在月光下狂风扫过的甲板上急匆匆地跑着，娜塔丽被吹得披头散发。路易斯躺在床铺上篮子里，眼睛闭着，握紧着的拳头不断地向左右挥动。
“路易斯！”她俯身朝着他，两只手放在他扭动着的小小身体上。“孩子，孩子！醒醒——啊，他怎么不睁开眼睛啦！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乱扭着身子！”
拉宾诺维茨把裹着毯子的孩子抱了起来。“这是发烧引起的痉挛。 别着急。婴儿痉挛很快就会好的。”路易斯的脑袋猛地从毯子上抬起来，眼睛仍然闭着。“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吧。”
娜塔丽跟着他，跑到下层甲板那里光线阴暗、臭气扑鼻——厕所的臭气、挤在一起好久没洗澡的身体和衣眼发出的臭气、人嘴里呼出来的陈腐的臭气混成一股恶臭。拉宾诺维茨挤过在医务室门外的阻塞了通道的长队。在窄小的漆着白漆的舱房里，他把婴孩递给医生。那是一个形容枯槁的灰胡子老头，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医生愁容满面地解开裹着路易斯的毯子，看了看扭动着的身子，同意说这是痉挛。他无药可给。他用嘶哑、虚弱的声音、用德国意第绪语叫娜塔丽放心：“就是这个发炎的右耳朵引起的，你知道，发烧是并发症。我肯定这跟脑子无关。你可以指望他很快就会好。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他看上去并不象他说的话那么高兴。
“洗个热水澡怎么样？”拉宾诺维茨说。
“行啊，有好处的，可是这条船上没有热水，只有冷水淋裕”
拉宾诺维茨抱起了路易斯，对娜塔丽说：“来。”
他们急急忙忙走下通道，到船上的厨房里去。这厨房哪怕在晚上已经收拾干净，关上了门，就象现在那样，仍是臭烘烘、油腻腻的。不过，有一件设备，一个巨大的桶，在摇曳的电灯光中闪闪发亮。汤是难民伙食中的主要东西。拉宾诺维茨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个饭店锅炉，安装在这里。他敏捷地打开龙头和阀门。水流进了大桶，从桶底下一个喷嘴里蒸汽噗噗地冒了出来。
“试一试，”几秒钟后他说。“太烫吗？”
她把一只手浸了一下。“不。”
她挽起了自己紫色的衣袖，脱光那个扭动着的婴儿的衣服，把那小身体浸在温水里，直浸到下巴。“在他头上也弄一点水。”她照做了。路易斯僵直的背不久放松了。拉宾诺维茨又放进了些冷水。痉挛减轻了，她的儿子在她手里变软了，她怀着激动的希望看了拉宾诺维茨一眼。
“我的小弟弟痉挛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这么办的。”
蓝眼睛睁开了，婴孩的眼光对着娜塔丽，他有气无力地向她流露出小小的微笑，这一笑使她心痛得不得了。她对拉宾诺维茨说：“上帝保佑你。”
“把他带回到上面去，让他一直保持暖和，”拉宾诺维茨说。“我弟弟事后常常要睡几个小时哩。要是你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如果必要的话，岸上有一个我们能去的诊所。”
过了些时，他来到她的舱房，往里看了看。里面点了两支蜡烛。他的脸和双手都给机油搞黑了。 埃伦在上铺睡着了。娜塔丽坐在婴孩身边。她穿着浴衣，头发别了上去，一只手搭在盖着毯子的篮子上。
“他怎么样？”
“他睡熟了，不过睡熟的时候还老是揉那只耳朵呢。”。拉宾诺维茨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瓶，倒满了一小玻璃杯。“喝这个，”他对娜塔丽说。“斯力弗维茨，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喝过斯力弗维茨的，喝过许多。”她一饮而荆“谢谢你。这电是怎么搞的？”
“发电机又不行了。我正尽力修。你的蜡烛够么？”
“够的。要是修不好，你们能开船吗？”
“会修好的，我们会开走。再喝点斯力弗维茨吗？”
“不了。酒挺好。”
“回头见。”
大约凌晨二点左右，电灯忽明忽暗地亮了起来，娜塔丽开始收拾她从一个乘客那里买来的硬纸板箱子。这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她又继续熬夜照看孩子。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她心潮起伏，毫无结果地懊悔和思考往事，一直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中间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做着恶梦的瞌睡。婴孩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她不断地摸着他的前额，觉得前额似乎还凉；然而当舷窗开始发白时，他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她只得给他换上干净的襁褓。
她提着箱子到舷梯去时，赫布。罗斯在微风吹拂的甲板上碰到了她。天开始亮了，一个晴朗可爱的日子。甲板满是兴高采烈的乘客。有一些乘客正在舱口盖上面围住一个拉六角手风琴的人唱歌，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肩上。一些土耳其船员大声地从码头到甲板来回吆喝，滑车那边传来闹哄哄的起吊声。
“天哪！”罗斯说道。“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娜塔丽？你不会把自己送到德国人的手里去吧？”
“我孩子病得要命。”
“亲爱的，孩子发烧是吓人的，可是他们好起来也快得惊人。只要在海上呆几天，你们就安全了，以后就永远安全了。 安全和自由了！”
“你们可能要在海上呆几个星期呢。你们也许还得翻山越岭呢。”
“我们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