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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分钟的犹豫涌上心头。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呢？他们刚要安下心来，准备在软禁似的条件下勉强度日。除了那个维尔纳。 贝克，谁也不来找他们的麻烦。小娃娃有奶吃——山羊奶，他吃了倒也长得很好——大人也有够吃的食物。蒙特迪巴基的银行家们知道埃伦在纽约有财产，不让他们缺少钱花。这些全都是真的。但是，自从最后一次和贝克会面以后，她就凭本能行事，现在已是欲罢不能。从那以后，埃伦对贝克敷衍得十分妥贴周到，给他送去广播讲话的提纲，接受他的修改意见，以示巴结讨好，终于哄骗到官方的许可，得以暂时避开锡耶纳的酷热，去海 边逗留一两个星期，在福隆尼卡海 滨的萨切多特家作客。
两只衣箱的皮带都已扣紧。一只箱子里全是路易斯的东西。另一只装了她最起码的必需品。拉宾诺维茨的吩咐可是严峻的：“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自从得到他传来的密信，娜塔丽每天都步行六英里。她的两脚起了泡，然后又结成硬茧，她觉得身体很结实。卡斯泰尔诺沃递给她一张卷烟纸和一只放大镜的时候，她着实吃了一惊。“挺象电影里，是不是？”他这么说了一句。现在是该把纸头毁掉的时候了。她从手提包里把它取出来，在手心上摊开。
亲爱的娜塔丽很高兴你要来告诉叔叔轻装上路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我惦记孩子也惦记你一切都会顺利爱肉眼简直无法辨认的蝇头小字，直到此刻还是使她激动不已。几个月没收到拜伦的信了。她手头所有为数不多的几封，都已被她读得成了片片纸屑。她记忆中的关于拜伦的一切，尽是一成不变，翻来复去的那么一些，跟陈年的家庭电影一样。她和拜伦，天各一方，度过了以往两年的生活，她甚至不知道他如今是死是活。红十字会转来的他的最后几封信，好多个月以前他从澳大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小镇奥尔巴尼写来的，她从中感到战斗生活正在使他发生变化；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曾经使她神魂颠倒的快乐逍遥的公子哥儿了。卡斯泰尔诺沃和拉宾诺维茨之间有联系的消息，以及香烟纸上的密信，使她心如乱麻，无法平静，虽然常识告诉她，那个巴勒斯坦人的话语中除了一个犹太人的好心好意之外，没任何别的东西。
这张纸头她真舍不得丢掉，但她还是把它搓成一个小球从洗澡盆的出水口里冲走了。她给孩子穿上衣服；最后又朝这个好象一只大糖果盒似的奢侈房间四下里望了望，她久久凝视那张大床。这几年来她在那上面尝尽了孤眠独宿的滋味，只有撩人的美梦和荒诞的遐想。
“快来，路易斯，”她说。“我们回家去。”
没跟仆人们告别。 埃伦把几个壁橱里装得满满的衣服都留下了，全部藏书也没拿走一本，他书桌上堆得高高的文件夹里都是关于马叮路德的草稿。娜塔丽给女仆和花匠交代了任务，要在两个星期后他们回来之前完成。但是仆人们都是聪明人，意大利仆人尤其如此。厨妇、女仆，还有两个花匠，都在大门口站好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说了再见，但是他们的眼睛都是严肃的，他们的举动则是不知所措。厨妇给了孩子一根棒糖，车子一开动她就哭了。
萨切多特的汽车是那个性子暴躁的儿子开来的，他要在锡耶纳呆下去，并且为了他的基督徒女朋友的缘故——他的家人都这么怀疑——正在学习天主教的教理。反犹太人的法律禁止改宗，但是在锡耶纳，人们对法西斯的法令常常置之不理。这个年轻人穿件敞开的薄衬衫，头发浓密蓬乱，嘴朝下撇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一声不吭，把他们送到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兵营广场，让他们下了车，便开走了。
锡耶纳本来就不是个热闹地方；现在则显得不象是有人居住了。宽阔的广场上几处买卖人的摊位都是空着的，也没人照看。稍晚一点，如果有一卡车蔬菜或鲜货从海 边运来，兴许会有点儿买卖，但也不会有多少；什么东西都得配给，连大蒜和洋葱郁不例外。市议会高塔的长条影子投在烫人的广场地面上，几个闲聊的人象有机器转动一般跟着影子转动，仿佛是一具大日规上的几个小人像。娜塔丽和埃伦坐在唯一开门营业的咖啡店门外，喝着带有涩味的代用品桔子苏打水。回想起赛马节喧闹的人群，把这个耸立着文艺复兴时期宫殿的圆形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本城各区的五彩缤纷的游行队列，那如痴如狂的赛马，全都停止了，全都一去不复返了！这个被历史遗忘掉的小城消磨了它一生中的几个年头。真是古怪，埃伦会存心在这个地方安居下来；更其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是她也陪他在这儿流亡。
汽车回来了，小伙子埋怨他们说公共汽车都快开了。他们没上车站去等车，为的是要避开警察。准许他们到福隆尼卡去小住的证明是一份不寻常的文件，从罗马搞出来的；越少让人看见越好。一到车站，公共汽车司机就不耐烦地挥手要他们赶快上车，他们便在一个无聊得直打哈欠的警察的眼皮底下扬长而去。
公共汽车突突突地开出了高大的城墙，在一条狭小的泥土路上蹦蹦跳跳潮西开去。萨切多特两者，虽然衣着朴素，坐在车上却也不失其为殷实业主的气派，老两口都是一副茫然若失、凄凉哀伤的表情，并且跟许多老年夫妻一样，两人脸上的表情也几乎一模一样。路易斯在娜塔丽怀中睡着了。车上的窗子是开着的，芬芳的田野气息扑鼻而来，其中还混杂着木炭汽车的煤气发生器里冒出来的、象是烧木柴的气味似的奇怪地好闻的烟火气。米丽阿姆快活地跟她妈妈唠叨个没完，她爸爸自顾自凝视着车外疾驰的风景。 公路每转一个弯，就展现出一幅幅宏伟的景色：山头的村落、绿色山坡上的农庄、沿山而上的葡萄园。 公共汽车嘎嘎作响，开下一段陡坡路，经过了沃尔特拉，到马萨马里蒂马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小山头上的城镇，跟锡耶纳一样安静，它古老的灰色石头房屋在中午的太阳下闪闪发光。
在这儿的小广场上，空喊胜利的红红绿绿招贴画正好跟教堂和市政厅久经风吹雨打的旧屋面形成强烈对照，这个对照又一次使娜塔丽对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事无成很有感触。意大利实在是太疲 惫、太聪明、太妩媚了，因而扮演不来带枪的恶霸角色。 扮演这样的角色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完全是劳民伤财。不幸的是，德国人却以十足的条顿人认真态度仿效了这场嗜血的字谜游戏，来一阵乱砍乱杀；娜塔丽一手抱着不会走路的娃娃，一手提着一只衣箱，费劲地走向火车站，一路上她疲乏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她的另一只箱子由埃伦拿着，他还拿着自己一只箱子。
一列窄轨小火车哒哒哒开进站来，检票员只顾在一张张车票上打孔，顾不得看一看乘客的脸孔。车站里和火车上谁也没查验他们的证件。在整个马萨马里蒂马，他们只看见一个警察，靠在支着的自行车上打盹。路易斯又醒了，兴致盎然地看着车外山坡地上的农夫、吃草的羊群和牲口、山边上丑陋的矿井的洞口、大堆大堆的褐色矿渣垃圾、高大的传送带、粗木的支架和高塔。火车绕过一个山弯，在山岩下面，远远地看得见地中海波光粼粼。娜塔丽屏住了呼吸。若隐若现的地平线上她看得见星星点点的、起伏的海岛，那就是他们逃往里斯本去的通道。
萨切多特一家在福隆尼卡的夏季别墅是一幢木头盒子似的拉毛粉刷的房于，正好座落在海滩上，房于外表漆成蓝色。隔一条路，对面就是公园，古树参天，浓荫蔽地，丛丛棕膂，叶子张得大大的，使这地方显得格外幽静自在。这房子门窗都用木板封起，里面一片漆黑。又闷又热，弥漫着阴湿腐烂的气味。卡斯泰尔诺沃和他妻子卸下了遮挡暴风雨的百叶窗，打开了窗子，让海风吹进来。娜塔丽把路易斯放在曾经是米丽阿姆睡过的婴儿床上安睡，萨切多特便把娜塔丽和埃伦带到当地小小的警察所去，睡眼惺松的警长见到从罗马来的准许文件，显得有点肃然起敬，他照规定盖上了印章，填上字眼，还站起来跟他们握手。他说他有一个兄弟在纽瓦克开花店，赚了不少钱。意大利并不是真的跟美国有什么争执。全是德国人。只是你对这些见鬼的德国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星期过去了。拉宾诺维茨没来信。娜塔而纵情享受这海滩的乐趣，以此作为一眼镇静剂去对付那使她备受煎熬的焦急心情。路易斯整天都和米丽阿姆在沙滩上游戏，也常在海水里浸泡，肤色逐渐变黑，满身的疹疮和他的急躁脾气也消退了。有一个安息日的夜晚，他们正要在点上蜡烛的餐桌就座，门铃响了，进来一个脏汉子，脸上是三天没刮过的青胡子茬。他名叫弗兰肯塔尔，他说是从阿夫兰。拉宾诺维茨那儿来的。他举止粗鲁，言语俗气，神情倦担萨切多特请他一起用饭。他这才脱下破帽子，相貌也显得斯文起来，还带点儿腼腆。他指着餐桌上的蜡烛说：“安息日吗？自从我祖母死了以后，我就没见过蜡烛。”
他在福隆尼卡北面运输铁矿砂的港口皮昂比诺的码头上做工，他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他父亲早年也在码头上干活。他的祖父倒是个希伯来学者，他们的家道已是大非昔比。除了知道自己是个犹太人之外，他什么也不懂。他等两个孩子上床睡了以后，便谈正事。消息不妙。两艘土耳其货船原先一直从科西嘉非法运送难民到里斯本去，把英国的通航证弄丢了，通不过直布罗陀。那条路线完结了。
他们还是要照原定计划取道厄尔巴岛，上科西嘉去。拉宾诺维茨正在进行安排，设法把他of从科西嘉送往马赛，大多数救援机构都在那里活动。从马赛去巴勒斯坦或里斯本，有几条路线。这些都是拉宾诺维茨带来的口信。但是弗兰肯塔尔告诉他们，还有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可以到达马赛。大约每星期都有船从皮昂比诺开出，装运厄尔巴岛或马萨马里蒂马的铁矿砂去马赛，再转运到鲁尔去。英国海军从来不找矿砂船的麻烦。他认得一个船长，他肯把他们直接带到马赛，每人付他五百美元就行。
他们还坐在餐桌边，在越来越短的蜡烛光中喝着代替咖啡的菊花茶。杰斯特罗冷冰冰地说：“我从纽约上船，到达巴黎、花了五百美元，还是头等舱。”
“教授先生，那是太平年月。你们走另一条路，天知道你们要在厄尔巴或科西嘉等上多久。在矿砂船上，你们睡在床上，直线航路，三天到达，孩子们也安全。”
他走了之后，杰斯特罗头一个开口，既是挖苦又是打趣。“要是我们乘上矿砂船，这位老兄便好从我们的钱中大捞一把。”
“你信得过他吗？”娜塔丽问卡斯泰尔诺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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