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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无稽之谈。 鄙国国务院本身就非常 关心犹太人。”
那英国人缠住不放说：“事实上，听说你对美国新闻界人士透露了你的档案材料，因此引起你上级的不满。”
斯鲁特无法圆滑地对付这下刺探，他只能说：“流言蜚语简直不值得讨论。”
接着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有个使女在每一个席位上放了本小小的祈祷书。 阿谢尔博士父子都一本正经地用希伯来语念了一段祷词，这当儿，斯鲁特感到尴尬，就顺手翻着德译本的祈祷文。等到男女宾客分别走到各自的休息室去喝咖啡时，塞尔玛在一条过道里拦住斯鲁特，伸出两臂搂住他。她身上那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露着一对漂亮的乳房，比娜塔丽的略小一些。她四顾无人，就依偎着他，在他嘴上轻轻一吻。
“这是为什么？”
“你太瘦了。我们一定要把你喂胖。”她匆匆走开了。
这公馆里有整整一层都是阿谢尔博士的书房：长长一间，黑沉沉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成排的书，多半都是皮面精装书。一股浓烈的、发霉的书卷味儿。在堆得乱七八糟的大书桌后面那堵墙上，挂着些政治家和歌剧明星的签名照。就近一个木架上摊开一幅世界军事地图，上面插满彩色图钉。
“你又一直在收听柏林电台啦，雅各布？”那英国人伸出抖抖索索的手指，在地图上马来半岛那儿笃笃敲着。“日本人早就给打退到比这更远的北边了。”
阿谢尔对斯鲁特说：“你瞧，我真胡涂，竟把战争带进我修身养性的地方了。”
“你这儿的地图倒比我们公使馆的详细。我们往往把整个太平洋都忘了。”
“不过，斯鲁特先生，这可是个关键地区啊，对不对？要是新加坡丢失了，那就不免引起一场土崩瓦解”——他摊开指头从印度到澳大利亚往下一扫——“不闹得天下大乱才不会罢休呢。”他又把指头朝上一挥，指着德国在俄国的战线，那是一排红色图钉标出的南北向曲线，从黑海一直到北冰洋。“瞧希特勒占据的地方！苏联是个断臂缺腿的残废啦。”
“新加坡丢不了，”那英国人说。
“再说一个主权国家能长出新手新脚来，”斯鲁特说，“这是个顽强的原始生物，就象螃蟹似的。”
阿谢尔听了这番比较，苍白的脸上微露喜色。“哎，可是德国人如此强大。但愿能从他们的后方包抄过去多好啊！”他的指头一下跳到大西洋东岸。“不过如今东亚的土崩瓦解会把美英拖到另一个方向。”阿谢尔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颓然坐在斯鲁特身边的棕色皮沙发上。
“哪能让这种事出现呢！”那个英国人坐在一张高背椅里，开始拿大西洋沿岸德国潜艇击沉盟国舰船的事来逗莱斯里。斯鲁特。难道斯鲁特的同胞连在战时都不能尽力克制一下，在沿海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吗？柏林电台在公开吹嘘说，辉煌的灯火为德国潜艇提供了战争中最方便的搜索条件。英国广播公司刚才就证实了德国发布的十二月份在美国沿海击沉舰船的惊人数字。照这样下去，盟军是输定了。
再说——那老头越说气越大，差点儿竟从椅子里跳起来——，日本人在吕宋岛为什么进展如此迅速？英国兵力分散全球，而且已经打了两年多仗；所以无怪乎新加坡发发可危。可是驻菲律宾的美军已经多赢得两个宝贵的和平年头可以练兵备战，况且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作战。为什么不把侵略者撵到海里去？如果在这次大战中美国连这副担子都挑不起来，那也好，英国愿意单独拯救文明世界，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俄国熊。不过任重道远埃美国有的是资源，就是缺少斗志。
斯鲁特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论，倒没怎么动火，因为凭这人的态度和嘶哑的声音看来，真是老胡涂了。他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要作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张伯伦执政下的英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也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不准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处？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流呢？
“理由可多着呐，有地区政策的种种理由，有国家的种种理由——”那英国人泪汪汪的，猛的伸出手在眼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种种重任，处境为难呐——一个人还往往进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身，赶紧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出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眼，转过身就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谢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身体有病，热爱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谢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进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他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不过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静寂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平匀的深呼吸。大鼻子里象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蔼—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鄙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选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着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狗屎堆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 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个狗屎堆。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一个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间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奔上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嘴里熟极而流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打比。“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同样过分简单化和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何其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我们正在饮鸩止渴。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个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热情奔放的谈话，斯鲁特竟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我承认，这有点无谓浪费时间。”
“喜欢。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改天我们一起看。”
外交官是经常有人找上门来送情报的，而电影院就是个通常的接头地点。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他弄得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 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场电影吧。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隔了半晌，斯鲁特才点点头。
为什么点头呢？此后莱斯里。斯鲁特心里时常在琢磨，因为这件事决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说起来，一是他有种代表美国的概念；二是他感到不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见，美国骨子里是同情犹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竟会拒绝一个绝色犹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浅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胆怯怕事，他已经开始觉得这种胆怯的可恶了；五是他意识到尽管上回他向美联社泄露明斯克文件这事害他丢了官，可是仍然不失为产生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后一点，也同其他几点一样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这几点把他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
三个星期过去了。斯鲁特脑子里早把这次深夜的离奇谈话淡忘了。摹地里马丁神父打来了电话。“斯鲁特先生，你喜欢平。克劳斯贝吗？我觉得他逗极了。你知道吗，平。克劳斯贝的新片就在碧珠电影院上映。”
神父拿了预先买好的戏票等着。七点钟一场的电影，影院还没满座。马丁神父找了个边座，斯鲁特悄悄坐在他旁边。他们看着平。克劳斯贝打扮得象个大学生，同穿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鬼混逗乐，看了半个小时光景，神父一声不吭就换个座位，远远搬到前排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坐在这位子上，手里摆弄着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包厚厚的东西。帽子掉在地板上了。他蹲下来在座位下找帽子的当儿，顺手把那包东西搁在斯鲁特膝上，嘴里说声“劳驾”。斯鲁特那边邻座坐着一个满脸脓疮的姑娘，只顾在看平。克劳斯贝，正看得出神，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件事。那人找到了帽子就安心看电影了。斯鲁特拿了这包东西。等到电影散场，他把东西夹在腋下就走，一颗心怦怦直跳。在夜色朦胧的场外，散戏回去的观众没一个朝斯鲁特看一眼。
他拚命克制自己，不敢加紧步伐，其实是不敢奔，却是信步走回寓所。锁上门，拉上百叶窗，这才在那包里抽出一捆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