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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俄国答应在战后撤走驻军。可是斯大林根本不会理睬这一纸公文的。要是你们也加入这个条约——就是说，如果斯大林向罗斯福 保证他会撤出去——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也许真的会走。他会叽里咕噜，推推搡搡，大肆咆哮，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这事已经在进行了没有？”
“根本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西顿把他那双皮包骨的黝黑的手朝天一摊。
傍晚时分，火车经过一列翻倒在路基旁边的、炸坏了的货车。“这是很糟的一次事故，”西顿说。“德国间谍埋的炸药，土著洗劫了车厢。他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车上装的是食品。在这个国家里，这跟同等数量的黄金一样值钱。大亨们在囤积所有的谷物和其他大部分食品。这个地方的贪污腐败叫西方人吓得目瞪口呆，可是在中东，就是这么办事的。 拜占庭和奥托曼人留下来的遗风。”
他一直讲到深夜，讲波斯人如何设下巧计进行抢劫和袭击，这对租借物资讲来，可真成了个无底洞。他说，在他们看来，这条由南往北突然闯过他们国土的物资洪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疯狂的又一种表现。他们知道这不会持久的，所以拚着性命想捞一把。例如，铜电话线刚一装上，立刻就给偷走，已经有几百英里长的线不翼而飞了。波斯人喜爱铜制的小玩意儿，铜盘子铜碗。现在，波斯市场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西顿又说，这些人已经被征服者和他们自己的王公贵胄盘剥了好几世纪，不抢人家，就给人家抢，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你们要是能够把斯大林请出去，”他打了个呵欠说。“看在上帝份上，可不要把你们那一套自由经营的制度，以及什么政党竞选之类的东西搬到这儿来。在波斯人看来，自由经营就意味着他们对付你们铜电话线的方法。在一个落后、不稳定的国家里，民主只会让一个组织严密的势力集团砸个粉碎。在这儿，将是一个共产主义集团，向斯大林去敞开亚洲的大门。所以，忘掉你们那些反对君主制的原则吧，还是要加强君主政体才好。”
“我会尽力而为的，”帕格说，他对于这个人这种尖刻而又坦率的作风禁不住微笑起来。
西顿睡眼惺忪地也朝他微微笑了笑。“我听说大人物们很听你的意见呢。”
直到最后一分钟，德黑兰会议都是一会儿说要开、一会儿又说不开。忽然，它竟召开了。总统率领一个七十人的代表团从天而降，到了康诺利将军那里：有特工人员、陆海军将领、外交官、大使、白宫办事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随员，他们在阿米拉巴德基地上乱糟糟地横冲直撞。康诺利告诉他的秘书说他太忙了，谁都不见，可是一听说亨利上校又来了，他登时跳起身，走进了会客室。
“好上帝埃瞧你这副样子。”帕格没刮过脸，形容憔悴，风尘仆仆。
“卡车运输队给尘暴困住了。后来又遇上了山地的一场暴风雪。我从星期五起就没脱过衣服。总统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马歇尔将军住在你的房间里，亨利。我们把你的铺盖搬到军官宿舍去了。”
“成。我在大不里士收到了你的信。可是俄国人好象把意思篡改过了。”
“哦，霍普金斯问你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到这儿来。这么说，俄国人当真放你通行，一直到了大不里士吗？”
“很费了一番口舌。霍普金斯现在在哪儿？”
“在市里苏联大使馆。他跟总统在那儿下榻。”
“在苏联大使馆？不在这儿？也不在咱们的公使馆里？”
“不在。这里边有缘故。其他人差不多全住在这儿。”
“苏联大使馆在哪儿？”
“我的司机会把你送到那儿去的。我看你得赶快。”帕格伸手摸了摸他那肮脏的、胡子拉茬的脸。康诺利朝浴室的门做了个手势。“用我的剃刀。”
除了被废黜的伊朗国王铺设的几条新林荫大道外，德黑兰城里大部分地区是迷宫般的狭窄、弯曲的小街，两边都是不开窗的泥巴墙。西顿曾经告诉过帕格，波斯人建造城市的这种方式是为了阻碍和延缓一支侵略大军的推进。现在，这个陆军司机也只好放慢速度，直到他开上了一条林荫大道后，才嘟嘟叫着驶往市区。苏联大使馆的围墙使它看上去象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在大门口，以及在那条街上和拐角处，布满了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皱着眉头的士兵。在大铁门外面，一个士兵拦住了汽车。维克多。亨利放下车窗，用清晰的俄语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士兵抽身回去，立正敬礼，然后跳上踏脚板护送司机穿过庭院。这是一个宽敞的、有围墙的大花园，好几所别墅分布在秋天的老树、飞溅的喷泉和点缀着小池塘的大草地之间。
俄国卫兵和美国特工人员把守住了最大的那所别墅的前面走廊。帕格一路报着自己的身份走进了门厅，英国、俄国、美国的文武官员正在那儿忙忙碌碌，各种不同的语言混合成一大片嘈杂声。帕格瞥见哈里。霍普金斯穿着一身灰色衣服，独自一个没精打采地走过去，两手插在口袋里，看上去比平时更瘦削、更病态。霍普金斯也看见了他，脸上高兴起来，忙和他握手。“斯大林刚过来会见了头儿。”他朝一扇关着的木门指了指。“他们在里面。真是个历史性时刻，是吗？跟我来吧，我还没打开行李哩。波斯湾指挥部干得怎么样？”
在那扇门里，弗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面对面坐着。房里除了两名译员外，再没旁人了。
在那条把俄。英两国使馆区分隔开的狭窄街道对面，温斯顿。丘吉尔正在他的公使馆内一间卧室中闷闷不乐地休息。他喉咙痛，精神上则更不痛快。自从由开罗分别乘飞机抵达这儿以后，他和罗斯福还没讲过话。他曾经邀请罗斯福在英国公使馆下榻。总统谢绝了。他还迫切地要求他们在和斯大林举行任何会谈之前先碰一次头。总统也拒绝了。现在，这两家竟然背着他会面了。还谈什么阿根夏和卡萨布兰卡的老交情呢！
对走过街这边来安慰他的哈里曼大使，丘吉尔嘟嘟哝哝地抱怨说，他很乐意“遵命”，又说他只希望两天后在他六十九岁生日那天举行一个晚餐会，痛饮一番，喝个烂醉，然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弗兰克林。罗斯福为什么要住在俄国使馆区里呢？
历史学家们漫不经意地记载说，他刚到达的时候，谢绝了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的邀请，这样可以随便哪一方都不得罪。 半夜里，莫洛托夫紧急召见英、美大使，警告他们说德黑兰有人正在搞一场暗杀阴谋。根据日程的安排，斯大林和丘吉尔早上都要到美国公使馆去举行第一次会议。那地方距离紧相毗邻的英、俄两国使馆区有一英里以上的路程。莫洛托夫敦促罗斯福 搬进这两个使馆区之一去。他暗示说，要不然的话，事情就不能安全地进行下去了。
所以，罗斯福清早醒来的时候，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搬到他的可靠的老盟友丘吉尔那里去住，丘吉尔也讲英语，会给予他殷勤的款待和可靠的办公条件；要么和斯大林一起住，这个凶残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希特勒犯罪的同党，他给予罗斯福的是一个毫无隐蔽的住处，有一大帮外国侍从，也许还有暗藏的窃听器。一个美国特工人员已经检查过提供给罗斯福下榻的那所俄国别墅，可是这么一次草率的检查，能发现得了老练的俄国人装的窃听器吗？
罗斯福选择了俄国人。丘吉尔在他写的历史中说，这一种选择使他很高兴，因为俄国人房子比较宽敞。一位伟大的人物往往是不肯承认自己恼羞成怒的。
是不是有那么一场暗杀阴谋呢？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前纳粹间谍在他写的一本书里声称，他参予了这样一个阴谋。可是写这种书的人实在多的是。至少，德黑兰的街道是很危险的，那儿有德国间谍，在街道上乘车驶过的要人确曾遭到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那个疲乏的、残废的罗斯福无疑最好是呆在市区里。
然而——当英国人就在街对面的时候，为什么住到俄国人那儿去呢？
弗兰克林。罗斯福已经从老远来到了斯大林的后院。这样，他就承认了这一个冷酷的事实：俄国人正在为反抗希特勒承受最大的苦难和流血牺牲。采取最后这一步，接受斯大林的款待，对一个只懂得保密和猜疑的暴君开诚相见，这也许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进行的微妙赌博，是隔着东西方之间的政治鸿沟作出最后一种友好姿态。
这一姿态是否向斯大林表明，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天真朴实、容易上当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可以轻易击败、可以牵着鼻子走的人？
斯大林难得透露他的内心思想。可是战争期间，他有一次对共产党作家德热拉斯说：“丘吉尔只不过想要摸你的口袋。罗斯福可尽偷大玩意儿。”
从这句话看起来，这个冷酷的极端现实主义者似乎并不是不知道，在一场行将使美国在世界上取得优势的战争中，俄国人正数以百万地死去，而美国人却不过死了几千。
我们这里记录下了他们会面时所讲的第一句话。
罗斯福：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尽力想安排一次这样的会见。
斯大林。很抱歉，这都怪我不好。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法抽身。
换句话说，讲得更清楚些就是：罗斯福在第一次跟世界上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握手时，说的是：“喂，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都这么难打交道，这么不相信人？你瞧，现在我可上你家里来了。”
而那位连列宁也说他太粗暴的斯大林在回敬的时候，是一针见血的：“你要问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仗打得最多，人死得最多。”
这样，这两位六十开外的人在波斯斯大林的后院里会面和闲谈起来：身材魁梧的残废的美国人穿着一身蓝灰色便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格鲁吉亚人穿了一身军服，裤子从上到下有很阔的一道红色条纹；一个是三次当癣爱好和平的社会改革家，从来不曾有过运用政治暴力的任何犯罪记录，另一个是革命暴君，双手沾满了难以想象的千百万本国同胞的鲜血。这是一次奇特的会晤。
托基维尔曾经预测过，美国和俄国将会分治全球，一边是自由国土，另一边是极权统治。如今，他的想象化为事实了。 把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结合到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他们要从东西两面夹击，粉碎对全人类的一个致命威胁——阿道夫。希特勒的“寒霜一杜鹃国”。
一个特工人员朝霍普金斯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斯大林先生刚离开，先生。总统请您去。”
霍普金斯正在换衬衫。他匆匆忙忙把衬衫下摆塞进宽松的裤子里，又把一件一边肘部破了个洞的红色毛线衫从头上套下。“来吧，帕格。总统今儿早上还问起你来着。”
这所别墅里件件东西都嫌太大。霍普金斯的那间卧室已经很大了。那个拥挤的门厅也是如此。可是罗斯福坐在里面的这间房，简直可以用来举行化妆舞会。透过参天大树的干枯树叶，金色的阳光直泻进高大的窗户来。家具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