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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NS党）是挪威公开反对民主和立宪议会制度的唯一党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动荡不定的时期中，这样一个党的煽动即使在挪威这样的国家也是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支持的，要是它的领袖是个较强的人物的话。但事实上该党所赢得的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在它成立的1933年，它在全国只获得二万七千八百五十张选票，而在1936年，它的表现甚至更糟。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它在议会中连一个席位也没有争取到。
当1814年挪威人被迫与瑞典联合时，他们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以此来坚持其自决权利。可是，在实行议会制度的早期阶段，议员的人选往往是从过去用丹麦国王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些极端保守的官僚之中产生的，同时瑞典国王又施加压制性的影响，因此向彻底民主自治的过渡不可避免地是相当缓慢的。但这种迟延在某些方面倒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使挪威避免了一次丹麦发生过的那种过早民主化所引起的激烈反应；而当1884年自由党的巨大胜利终于到来时，民主自治的取得并没有冒革命的风险，而是一次普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1814年颁布的宪法（这部宪法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后来有过改动）明白指出，立法和征税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执行的职权，它还规定通过讲话或书面发表个人意见应有完全的自由。但议会本身的体制却在某些细节上不同于常见的模式。
尽管挪威人的性格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政党的数目却向来是比较少的。十九世纪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中一样，代表着由农民占多数的全国人口中那种向往个人自由的愿望的是自由党，领导着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的也是自由党。可是，随着十九世纪末水力发电事业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大批工业中心的兴起，人口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成分，他们的要求是必须加以迎合的。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这一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要求，是通过工党和有势力的（甚至是专断的）工会组织的迅速成长壮大，通过较早实现产业工人高工资水平和堪为模范的社会福利事业而得到满足的。
然而，一直等到1927年，工党才通过选举胜利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党而组织政府。工党政府提出的纲领是很激进的，因而遭到了其他政党的联合反对，并引起了令人惊慌的资本外逃。政府几乎立即被迫辞职，在随之而来的反应中，自由党人重新上台，农民党人也一度参加执政。1933年的大选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失业不断增加的影响下举行的，选举结果使工党在议会中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在总共一百五十个议席中占有六十九席）；但直到1935年春他们才再度上台执政。在以后的几年中，农民党和自由党的力量都有所削弱，而当时的问题已很清楚，它是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抗衡。然而，从1935年起，除了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外，工党事实上一直在执政，并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失业保险、新工厂法和新学校法等。
挪威工党的观点和纲领本来就较其他西方国家的劳工运动更极端（这无疑主要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工业化给予挪威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不发达社会的冲击的结果），何况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很大影响。1919年，它甚至脱离了第二（社会党）国际而加入了第三（共产党）国际，但在1923年，这些挪威人由于受不了莫斯科强加于他们的严格纪律而中断了这一关系。于是共产党人在挪威另组了一个政党。1938年，工党重新加入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重新肯定其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的步骤，但同时也是一个强调其和平主义倾向的步骤。在德国入侵以前的整个时期中，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初期，工党的看法一直不象其他政党那么富于民族主义，它甚至还不断给人灌输一种在面临敌人入侵的情况下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阶级意识。但它的这一态度，在1941年9月德国人枪杀工党工作人员V·汉斯滕和R·维克斯特伦之后已有了改变；虽然很自然地，工党在社会上比较保守的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工党的历史和它的性质有利于使它在共产党面前保住自己的阵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抢先利用共产党的一些法宝。1930年以前，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过三个席位，但从此以后他们失去了所有议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大战期间，挪威共产党人所采取的策略显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他们宁愿单枪匹马，独自抗击德国人，而不是谋求领导和垄断整个抵抗运动。祖国阵线领导人所策划的行动，是为了使挪威方面尽可能少牺牲生命财产，给敌人则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而又不致引起可能使无辜者遭殃的报复。共产党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搞破坏活动的组织，搞了一些比较轻率的活动，又拒不接受祖国阵线的纪律约束。因此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是，同其他各个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正相反，共产党从来不曾有代表参加过祖国阵线的领导。共产党人被排斥在外这一点，在他们自己看来是一大恨事，可是事实上倒也有点好处，一则使他们在战后可以表示似乎有理的不满，同时又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致被一个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是按宪法行事的工党排挤掉。
第二节 解放时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状况
1945年5月7日晚上，驻挪威德军总司令伯梅将军在广播中宣布德军停火，拥有足足三、四万人的祖国阵线部队接管了全国各处的战略要地。盟军部队只是在以后才逐渐到达，而且为数有限，始终不超过几千人。抵抗运动成员表现得极为克制，在这里很容易看出抵抗运动中两个主要人物，即首席法官伯格和主教伯格拉夫的影响，这两人分别代表着挪威国民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两大势力——法律和宗教。没有发生不经审讯就草草处决或乘机报私仇等情况，甚至对那些吉斯林分子，也是严格按照挪威法律处理的，没有使用特别法庭或“人民法庭”。的确，在恢复久已废止了的死刑这一问题上（即使是“清洗”时期的暂时恢复），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许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踌躇的。大约有一万八千名吉斯林党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只有五、六十人。前民族统一党的其余成员（大约有二万人）未遭逮捕，只是自动地丧失了公民权。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审讯、判罪并于1945年10月枪决的。
在挪威，并没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这一问题上发生什么政治或道义上的争论。挪威之所以有这一特殊的幸运，是由于它的司法机关统统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运动中有所表现或在德国集中营中关过一个时候，因而其忠诚已无疑问的人手里。重要职位上没有重新混进可疑的人。经济奸细——如那些替德国人承办建筑工程而发了横财的所谓“营房大王”之流——则被法院和国内赔偿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不义之财。因此，总的说来公众满意地感到正义已得到了伸张。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占领的国家很不一样，在挪威并没有那种感觉，认为“解放”不仅仅是指摆脱德国人的统治。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抵抗运动在它第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决定。抵抗运动的成员来自社会所有各个阶层，因此存在着一股很浓厚的社会和谐气氛。经济方面也有着和谐的气氛，这主要是由于雇主们和恢复了的工会之间能够就增加工资问题迅速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协议。
在政治方面不存在根本性的宪法问题。国王在国家被占领期间表现得态度正确，因而更孚众望，而流亡政府是由1940年迁到埃尔韦鲁姆的议会授予全权的，自那以后，它一直忠实认真地执行着国家利益托管者的职责。最后还有，抵抗运动在早期阶段就被邀请去同政府一起协商问题，共同分担着政府行动的责任。威信多少受点损失的唯一机构是议会。因为议会主席团于1940年时曾要求国王退位。解放前不久，当时的地下报纸《自由国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它向议会指出，在下次举行大选以前，议会代表人民说话之权无论从道义上或宪法上说都不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议会，人民的政治生活就会不完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先把1936年当选的议员（占领期间追随吉斯林的人除外）重新召集起来。
德军投降后不到一星期（1945年5月13日），王储奥拉夫和五名政府成员就返回挪威；首相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和政府其余成员在5月31日到达；但国王直到6月7日当确有把握解除德国人武装而不致引起反抗的时候才回来。6月12日，差不多紧接着国王的回国，政府就履行1940年所作的诺言，呈请辞职。国王当即召请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席法官帕尔·伯格组织临时政府，但伯格没有能把极左和极右方面的人士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因而推荐任命工党领袖埃纳尔·盖哈德森为首相，后者及时地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四十七岁的盖哈德森是挪威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而且极孚众望。他是祖国阵线积极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曾因此而遭德国人逮捕放逐，后在英国突击队的一次袭击之后被押回挪威充当人质，最后又被送回集中营。他的“看守”联合内阁是由六名工党大臣、两名自由党人、两名保守党人、两名共产党人、一名基督教人民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前抵抗运动成员）组成。共产党人在战前从未担任过内阁职务，在当时的议会中又毫无席位，却让他们在内阁中分得了两个位置，人们觉得，这主要是向苏联表示的一个友好姿态，而不是反映着共产党在挪威拥有的相对实力——虽然人们也正确地估计到该党的实力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明显地有所增强。
在德国占领的最后几个月中，挪威的生活条件迅速恶化。货币已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商店里无货出售，物物交换广泛流行。这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供应的物资减少了，部分地也是由于挪威国内生产遭到了破坏。德国人征用的食品数量超过了他们本身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向挪威供应物资，除大量的食糖和脂肪外，还每年运来二十万吨谷物。在被占领的头四年里，由于德国人开设工业和防务方面的大工厂，所以不存在失业问题；实际上，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短缺，因为有许多青年人已逃到了英国、瑞典或本国山区里去。可是到了1944…1945年冬天，由于破坏活动、轰炸、突击队的袭击以及燃料缺乏所造成的交通普遍瘫痪，上述那种工厂的活动很多已陷于停顿。从那以后，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失业成了威胁着人们的一大危险，其严重程度仅次于粮食不足问题。
解放后，必须至少为十五万人安排工作，这些人在解放前直接受雇于德国人，大多从事于非生产性工作。但是，正苦于缺少原料和燃料的挪威私营工业只能吸收这批劳动力的一部分。因此显然有必要由政府插手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也确有大量公共工程有待进行：住房严重不足（住宅被毁的有好几十万幢，而人口则比1939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道路和桥梁需要重建或修复，有一些破坏严重的地区，特别是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