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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在这些事件上的强烈论争，即反对为维护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而执行国联盟约所施加的制裁。在英联邦本身就有一个以史末资将军和洛西恩勋爵这样的著名人物为代表的思想派别，他们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认为集体安全结构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例如，已很清楚，现代战争的影响趋向于不可估量地扩大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悬殊，不管小国加在一起数量上多得怎样可怕，而集体安全这一结构单靠它们还是难以运转的，而且这些小国必然胆小伯事，不敢采取主动去反对强大的侵略者，因此事实上制止侵略战争的担子实质上必然要落到日益减少的几个大国身上。而在世界诸大国中，德、意、日和美国已无庸考虑，而苏联又是联合王国中持保守意见的人所怀疑的一个未知数。因此，在英国保守党人看来，什么都得靠英法两国，这就是说，两国必须步调一致，或者说，如果其中一国退缩不前，另一国务必跟着照办，因为它们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力承担一项在当时的国际力量集结的形势下即便是两国共同努力也可能是难以胜任的任务。即便是一位热情而忠诚地支持国联的人，他也可能感到，由于其成员国在1935…1936年未能将维护国联盟约以反对意大利的努力坚持到胜利，国联已被扼死了；而张伯伦本人是曾经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块试金石的，这从他本人在1935年12月9日和1936年6月10日之间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12月9日，他和保守党内阁里的同僚一起劝说塞缪尔·霍尔爵士辞职，而在6月10日，他却嘲笑主张继续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意见是“极度的疯狂”。
人们确实有理由认为，埃塞俄比亚事件的考验证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管理国际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体制这时已经不能正常行使了。这时存在着真正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张伯伦奉行的政策也自有其限定的立场，即在那三个侵略国如今都已与国联断绝关系之时，他决定不再迂腐地拘泥于凡事必经国联的做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而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劝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坐到谈判桌上来，向他们说清楚，如果他们愿意通过会谈方式达成一项和平交易，而不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他准备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图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诚意。然而侵略者和西欧国家之间在国联范围之外举行圆桌谈判，就事论事，虽则显然有其价值，但这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是不能通过给欧洲政治家们的一次会议贴上个非日内瓦的标签，便能烟消云散的。英法在会议桌上将与之对抗的仍然是同一帮咄咄逼人的敌手，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打不出几张硬牌的。
国联已告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武力来作为实施盟约的后盾；即或有之，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使用它。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用经营银行业的原则来实施集体安全制度是行不通的。在银行业务中，负债超过资产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差额，那是正常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预计债权人不会都在同时提出偿付要求。国联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没有人把它的义务全部承担起来；如果说，由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才看出了国联存在这个弱点，那末，他就更没有理由闭眼不看同样的原则必然更加要支配一场没有掩饰的实力政治游戏这一事实。前日内瓦时代耍旧外交的人从不允许他们自己——或彼此——忘记（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倒过来说）“外交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行为”，他们进行会谈时心中总是明白，作为最后一着，决定的因素不是公正或道理，甚至也不是和平的从业人员要做成一笔交易的共同愿望，而是军备——其中最强有力的（至少在发明原子弹以前）是强国枪炮的结盟。
对张伯伦政策的中肯的批评不是他为现实政治而牺牲了他人的理想，而是他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实政治。尽管到1939年3月15日为止，张伯伦政策的反对者可能还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即希特勒的目的是不折不扣地企图统治全世界，但在张伯伦方面，也同样不能证明他本人的相反信念，即希特勒只抱着有限的目的，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而又不会对第三方面公然招致不公正（希特勒可能对英国本身抱有居心叵测的阴谋，首相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也许根本就见不及此，看来他1939年3月17日讲话的某几段已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个有气派的国家里，一位前日内瓦时代的政治家也会认为他有责任接受在军事实力方面进行竞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在两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这三个侵略国家长期来一直在向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手提出的。但是张伯伦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角逐场上，是不能用止痛的方式去应付竞赛的。他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迟迟不在自己方面重整军备，而让希特勒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攻占一个又一个阵地——时而奥地利，时而苏台德区——这些也许不过是本该属于德国的合法土地，但也很可能同样是对征服欧洲和世界的一次进军的决定性战略要地。
事实表明，张伯伦虽未失去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荣誉，但作为一位现实政治家则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他的拥护者却仍然企图（也许有欠明智）为他的现实政治家资格辩护，说是他的政策为英国赢得了足以重整军备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被击败。但事实上似乎并未赢得时间，因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姗姗来迟，当它终于以涓涓细流开始的时候，德国重整军备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从未稍有节制，以便让英国的小溪慢慢涨满，从而缩小两者间的悬殊差距。总之，如果这便是张伯伦政策的主要动机，那他就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没有向他的国人发出家已处在危急之中的警告，没有在联合王国国内政治中把重整军备作为一个信任问题提出来，没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扑灭的时候及时制止他，尤其是张伯伦不愿意——直到1940年6月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的“假战争”结束时他还不愿意——“全力以赴”地进行军备竞赛。希特勒在幕尼黑以后对英国有节制地开始重整军备所显示的愤怒之情，已溢于言表，这说明了英国如果在早些时候以重新武装反击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有可能在1939年3月以前的某个时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时，希特勒虽已毫无阻拦地接连占领了若干战略据点，但还不曾据有象他后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种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说，希特勒就会在那时那地立即以进攻英国作为报复，那末对这种回答的反驳是：力量对比在许多阶段仍然有利于西欧国家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阶段英国会发现自己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中处于较之1940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英国会被德国的武装力量压倒这一点，张伯伦似乎并不怎样担心，他在其任期内始终固执地低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因为，他本人从不全力进行重新武装英国，却又在1938年9月22…23日戈德斯贝格会议以后考虑可能要同德国打仗，对德国越过布拉格再向前推进拼命进行阻挠——1939年3月30日他给波兰一项英国的保证，并于1940年4月5日，即“假战争”的最后几天，公开发表意见，说德国已经“失掉了机会”。
毫无疑问，英国国内党派政治的舌剑唇枪——也象不愉快的绥靖时期一样，用上了英国罕见的刻毒语言——是使一项经不起风浪的政策不明智地维持下去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保守党的伙伴们，从他们方面说，他们是被他们的反对者的那种可恼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是卑劣的古怪行为粗暴地搞得分了心。那些昨天还在骂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在鼓动进一步裁减联合王国的军备的人，今天竟然骂他们不愿意打仗，指控他们卑鄙地牺牲了英国的和集体的利益，这该是何等荒谬啊！以前反对将新加坡基地建造完成，这时却又要求使用英国海军对日本进行制裁，这又是什么逻辑？国联的支持者们当真会愚蠢到达种地步，以至于设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什么吗？这些抱着近代世俗信仰的信徒们难道真会从写成国联盟约文本的断简残篇中看到魔术般的护符，可以用来代替充分的军备和使用它们的充分决心了吗？单纯从逻辑上讲，那似乎是，保守党人在这一点上的论据是最充分的，但是对人而不对事的话，他们是没有充分理由去反驳相反的论点的。因为自从1918年12月14日劳合·乔治的“卡其服选举”以来，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除去三年外，都是由保守党政府执政的，所以，把英国军备保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水平的权力和责任，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实际上都在他们自己手里，而他们所遇到的来自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阻挠，至多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词句罢了。
反对派施之于保守党绥靖者的这些气恼和轻蔑，当然要导致加倍回敬。这些自命的“委任医生”真的心地如此狭窄、眼光如此短浅，竟会不觉得和看不到集体安全事业乃是这一代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共同事业，而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把所有次要的事业都从属于它吗？即便他们的行动缺乏想象力，以为自己只是英国利益的受托管理人，他们真的如此愚蠢，竟觉察不到，在当前的世界上，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复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保卫自己，因此保卫英国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难道不就是把它的全部力量投入共同事业去赢得集体安全的真正成功吗？把自己打扮成大家拥戴的国联的斗士去参加竞选，并赢得了1935年11月的大选，然后又在1935…1936年埃塞俄比亚危机时抛弃国联，这难道不卑鄙吗？为了赢得选举，曾信誓旦旦地骗取选票，一旦选票到手，便无情地扯毁竞选保证，当初就存心不良，于此暴露无遗，这不是无耻又是什么？一到最后关头，保守党绥靖者就变得极其害怕战争，他们还有资格要求什么道义上被称许吗？他们是否确实已经变成了真心诚意的和平主义者，抑或他们是在暗地里——象他们法国的一路货色那样——忖度着，法西斯国家是对所有国家的富有阶级宣誓效忠的特别警察么？难道他们上当受骗，误以为必须在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国家之间作出选择？而在这一错误的信念之下，他们是否作出了这种缺德的决定而把他们的阶级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联合王国这两派人的互相责难无疑都是颇欠公正的。实际上是可悲地重复玩弄着英国的典型把戏：未必就是家丑，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