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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担心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可能是促使斯大林把手伸向西部边缘地区的主要考虑。控制了这些地区，他就可以弥补在大平原上缺乏“天然国界”这一缺陷；因为这些边缘地区如果掌握在俄国手里，就会构成一片辽阔的缓冲地带，来自两面的任何新的入侵者必须先穿越这一地带，才能打到苏联本土。苏联政府之所以于1939年对芬兰开战，就是为了要重新占有俄国在1721年到1918年间在这一带拥有过的那片土地，以掩护列宁格勒大门；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1940年8月间它之所以要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并使之苏维埃化的一个动机。在寇松线以东的战前波兰领土这个问题上，安全的考虑是同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愿望相一致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安全问题就同俄国决心要清算它对里加条约领土条款的政治宿怨结合起来了。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部分由乌克兰人居住、部分由罗马尼亚人居住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俄国对比萨拉比亚有着以历史为依据的领土要求，这段历史可追溯到1812年，那时它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征服该地并从此一直占有到1918年；但是，就北布科维纳而言，俄国不能用以前曾经占有过作为理由，于是提出苏联安全的需要作为理由，来补充乌克兰人的民族要求。在战争稍后一些阶段，俄国人把寇松线以东的波兰和上述的其他领土并入了苏联，虽然从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就攻入了俄国这一事实来看，这些边缘地区在战争技术发展的这一最新阶段能对苏联有多少安全价值，是很可怀疑的。芬兰沿北冰洋一带海岸直到挪威边境为止，现在也重新为苏联所得；而且，当斯大林取得西方盟国的同意，把苏联领土一直向西扩展到不冻港哥尼斯堡时，不言而喻，他也取得了他们对德苏协议中有关该港后方腹地的一些领土条款的默认。1945年6月，斯大林又从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外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正式割让，这就完成了把所有乌克兰人居住的地区都包括在苏联国境之内的政治统一过程，并消除了乌克兰分离主义运动在苏联领土外可能进行活动的最后一个潜在基地。苏联取得了这块领土，就使它同斯洛伐克有了共同的边界，也使它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同匈牙利有了共同的边界。
西部的这条新的缓冲地带，并不是斯大林所取得的唯一好处。根据同前轴心国附庸国所订停战协定的规定，芬兰和罗马尼亚，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现在都已经在经济上同苏联连结起来。同芬兰签订的停战协定还给了俄国人种种战略上的好处，从而使芬兰人在万一发生另一次俄芬战争时简直处于无法自卫的地位。这样，芬兰的生存现在就完全依赖于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了。斯大林还不顾西方舆论的义愤和伦敦波兰政府的抗议，采取了严厉无情的措施，建立了一个“友好”的波兰，并在西部给它大片德国领土，补偿它在东部不得不割让给苏联的那些白俄罗斯地区和乌克兰地区，从而确保了“友好”波兰的持续的“友谊”。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把波兰的主权扩展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解决办法，也为了防备德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危险，1945年4月签订了波苏条约，使波兰在这两点上完全依赖它的东邻。同样地，斯大林把轴心国在1940年8月强迫罗马尼亚归还匈牙利的全部土地又还给罗马尼亚人，这就使罗马尼亚不得不依靠苏联的支持来防止匈牙利的领土收复主义的可能复活，从而取得了罗马尼亚“友好”的保证。
俄国人1944年同英国政府所订的建立势力范围的协议，使斯大林指望能在西方的同意下在希腊之外的巴尔干半岛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同时这一协议也助长了他想使俄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黑海海峡的希望。另一方面，斯大林想保持三大国间融洽关系的愿望，促使他于1944年在希腊、意大利及法国等问题上作出一些姿态，也促使他提出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人民民主制”这一模式作为东欧国家最好的政府形式。然而，他的压倒一切的考虑则是从传统的地面战争的角度所设想的苏联西部边境的军事安全，而当他被迫要在军事安全与保持对美国友好关系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选择了他心目中所设想的军事安全。直到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为止，斯大林一直摆脱不了将来德国要复仇这个思想，这是1944年和1945年内他的对欧政策中，特别是他要获得一个“友好的波兰”的决心中高于一切的考虑。1945年2月间，俄国的干预罗马尼亚，部分地是可以用斯大林的信守约言来辩解的，因为他在希腊问题上已经实践了他和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中的义务；但是，罗马尼亚在俄国关于黑海海峡问题的传统政策上也占有特殊地位，而且俄国人对于罗马尼亚入侵部队在大战的关键阶段给俄国造成的损害记忆犹新。建立了“友好”的波兰和“友好”的罗马尼亚，就可以防止这些国家一些传统的政党重新取得优势。
但是，正象战前共产党的活动造成“人民阵线”政策的失败一样，大战刚结束后不久，“人民民主”政策所标榜的宗旨，由于推行时使用了共产党式的革命方法而遭到失败。此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存在着矛盾。俄国在1945年和1946年间拟订的经济计划，其目的是要把东欧各国的经济同苏联的战后重建结合起来，这些计划是同西方在势力范围问题上重行考虑后的一些想法相冲突的，也是同西方想建立经济机会均等的企图相冲突的。“大联盟”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下半年。在那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俄国控制下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所采用的方法引起了西方的愤怒和焦虑；西方的反应则使俄国人怀疑英美要在同苏联交界的一些国家中重建反俄政权，而在这些怀疑的刺激下，俄国人就毫不掩饰地通过共产党代理人在东欧国家夺取政权。事实上，当红军向前推进，推翻了以前的统治集团，摧毁了它们的政权基础而产生某种真空状态时，就已经把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扫清了。
正是在单方面解决东欧问题的发展过程的这一阶段，在东西方之间对中欧问题发生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外长会议和他们的副手们开始了草拟和约的工作。参加者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世界观、概念和理想彼此都不相同。凡尔赛和约的拟订者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困难；因为1919年时的三大战胜国实质上同属于一个世界，即自由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的世界。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在原则问题上或现实政治问题上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的，但是至少他们理解彼此的语言习惯。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联盟”各国代表间却没有共同语言。即使在战时同志间的友谊达到高峰时，苏联和它的西方盟国之间仍然保持着一条鸿沟。作为共产党人，俄国领导人决不会接受西方的民主概念，他们认为那种概念不过是一种幌子，用以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抬。斯大林敌视资产阶级，在他早期搞地下活动时就扎了根，共产党人总是把资产阶级同西方民主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在采取人民阵线政策时一度停止过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后来在“大联盟”的全盛时期，当共产党人正式献身于捍卫“民主”时，又再一次放弃这种攻击；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这个词作为一种骂人的话，有时可以出于策略而弃置不用，它却从来没有被忘记过。可是，西方领导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并不试图去理解共产党人的观点，而是继续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动。1923年7月6日的苏联宪法曾把共产党敌视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据概述如下：
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起，世界上的国家就分成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资本主义阵营那一边是民族仇恨和不平等、殖民奴役和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和集体屠杀、帝国主义暴行和战争。在这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信任、和平和兄弟般的合作。
由于有这种敌意，掩饰真情就成为苏联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特点。大战期间，斯大林作出了一些支持盟国间合作事业的姿态，但是，到了拟订和约的时候，共产党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概念又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
在制订和约时，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由于俄国人在东欧实行强权政治以及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或自由资本主义）所抱的态度而受到了损害。此外，对民主和自由这类字眼，解释各有不同，对什么才算是自由选举和基本自由，也有不同的概念（西方国家坚持在同德国附庸国签订的和约中必须列入一些保证自由选举和基本自由的条款）。结果，没有一方确切地懂得另一方在说什么或想什么。
第二节 对德国前盟国的几个和约产生经过
（一）程序
外长会议在波茨坦产生后不久，就于1945年9月11日去伦敦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在确定草拟对意大利和对前轴心国附庸国和约的程序方面尚未取得进展之前，突然破裂了。尽管如此，还是初步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成为1945年12月贝尔纳斯和贝文访问莫斯科时达成协议的基础。就在这次访问期间，三大国于12月24日宣布，已一致同意，每一项和约都应由那些曾在有关投降文件上签字的外长会议的成员国起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参加，虽然作了一个特别规定，让法国参与起草对意大利的和约）。于是，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和约将由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外长起草，而对芬兰的和约则将只由英俄两国的外长起草。条约起草完毕后，将召开一次会议来审议这些和约草案，召开的日期应不迟于1946年5月1日。出席会议的将是外长会议的五个成员国（美国、英国、俄国、法国和中国），“连同联合国中一切曾以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积极地同欧洲诸敌国作战过的会员国”。这些国家共计二十一个，都列举在公报中。
会议结束审议之后，曾在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国家——就对意和约而言，法国应作为停战协定签字国——将考虑会议的建议，然后制订和约的最后文本。这样定稿的各个和约最后文本将由曾同各该敌国交战而又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的代表签署。各和约文本然后将送交曾同各该敌国交战的其他一些联合国家。
和约待起草国一批准即告生效，但是，它们也交由有关的敌国批准。12月24日发表的公报宣称，已要求法国和中国遵循这种程序，并说各国外长的副手们将以在伦敦举行的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达成的谅解（想必是在莫斯科达成的）为基础，立即在伦敦恢复工作。公报中没有提到外长们在莫斯科也已同意，在他们建议的将于巴黎召开的那次会议上，应给有关的前敌国的代表以发言的机会，使每一个人得以就和约进行讨论并提出他的见解。
外长的副手们不久后就在伦敦开会（1946年1月18日），但是，在起草条约的工作上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主要是由于在对意和约上发生了争论。尽管如此，外长的副手们还是审议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条约草案，这些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