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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所的数目大约有二百十个（一年之后为数更多）。归联总照顾的在德国的难民总数略超过六十万人。联总工作队的任务不仅要象军队所做的那样给难民供应衣食住，还要指导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提高生活乐趣并树立自尊心，还要提供和扩展教育设施、医疗服务和照顾儿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就涉及的人数来说，其艰巨性比开头所想象的小一些。但联总所面临的，并不是必须把几百万流亡者遣送回国的问题，而是有几十万永久的难民问题。
联总总共“遣返了”一百零四万七千个难民：其中自德国遣返的约七十万人，自奥地利遣返的约二十万人。但是联总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和管理住在帐篷、棚屋和“简陋住宅”（在乡村和城镇的一部分住宅区）内的那些不幸的人们。各难民营或居留所人数不等，少的约五百人（新巴勒斯坦），多的超过一万五千人（维尔德弗勒肯）。平均规模是二千至三千人光景。联总所照顾或管理的难民总数，最高峰时，在德国为七十一万五千人；在奥地利为四万六千人；在意大利为二万六千人；在中东为三万七千人；在中国为四万五千人。1945年（12月）时，在这些难民中至少有一半是来自波兰以前所辖领土内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1946年（9月）时，情况大致还是这样；但是到了1947年（6月），波兰人的数量比人数较次的两个民族集团（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和犹太人）下降的幅度更大。其他重要的民族集团是希腊人（大多数在中东）和南斯拉夫人。联总也参与遣返俄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北美和南美人、中国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联总不过问战俘、前敌国国民和日耳曼人（指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德国人，以及来自现在归波兰政府治理的前德国领土的德国人）。当1943年11月签署联总协定时，并没有预见到会有“敌对行动停止后出现的难民”和“内部的驱逐”等现象。“在战争结束之后，有大批人离开波兰与南斯拉夫；另外一些人则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逃出。他们当中多数人迁入德国、奥地利或意大利，并在那里申请取得难民的身分。这批人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最后，联总当局决定，如果一个人由于战争而“流落异域”，那么这种外在原因所引起的迁移究竟何时发生，这一点并不重要；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犹太人都是由于战争而“流落异域”的。“总署根据这一裁决，判定所有犹太人都是当然地符合条件的人（即有资格接受联总援助的人），除非能提出相反情况的确实证据。”
“停战后的难民”必须提出因受敌人迫害而造成内部驱逐的具体证据，但属于“遭到纳粹立法歧视”的情况（亦即犹太人）不在此例。总署由于执行这些决定，遭到了苏联代表的批评，他们谴责总署把难民营变成政治上亲法西斯和反苏流亡者的庇护所；英国代表则提出抗议说，人们正在利用联总作为向巴勒斯坦非法移民的渠道；人们普遍抗议把难民营变成苏联间谍的巢穴。
关于取得联总援助资格的规章确定之后，就得执行这些规章；而执行规章，即“甄别”这类援助的申请者，不仅要依靠联总的官员，而且也要依靠各个占领区的地方军事当局。
联总的宣传工作人员从未清楚地阐明联总对德国和奥地利难民救济署的责任范围。虽说联总并不对德国与奥地利的所有难民担负责任，它却因为难民营中存在的情况而遭到批评，虽则这些难民营并不归它管辖。即使在它所管辖的难民营内，它也并不负责运输、住房和基本供应品的事宜，然而它却由于缺乏这三者而经常遭到非难。……西方谴责它把一些难民遣送到命运未卜的东欧去；东欧则痛斥它照顾通敌分子和吉斯林分子。
联总第五届全会决定：联总有关救济难民的工作必须在1947年6月30日移交给新的（其时尚未组成的）国际难民组织。鉴于情况即将发生变化，1947年2月在巴黎设立了难民救济总部以管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东等地的所有难民救济署，而撤销了设在德国的总部。1947年6月29日，联总署长和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在国际难民组织成立以前，国际难民组织筹委会将自1947年7月1日起承担难民署的工作。按照这项协议，整个机构，包括全体职员、难民营、资金及其他一切都要移交给新的管理部门。
各个难民救济署的工作虽说是由原先的联总协定（1943年11月9日）所规定的，但从联总主要渠道——救济与供应物资的渠道——来说，这项工作走的是另一条渠道。这些工作无疑起到了两个有益的作用：（1）遣返难民，这是预计到的，（2）照顾那些不能够遣返的难民，而这基本上是未曾预计到的。结果产生了不少混乱，而且还有一些滥用职权的情况。
联总在其他工作方面，有点象是国际圣诞老人，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批评。礼物可能会引起羡慕和忌妒，但是由于人们对它极端需要，原则上是不会被拒绝的。在同难民打交道时，联总遇到了种种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偏见。而且，这是联总工作中唯一需要招聘一大批从事救济工作的人员来做的；招聘来的工作人员有时极不称职。正如军事当局不久就发现的一样，欧洲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1945年3月之前，西方的军队不肯让联总人员在法国登陆，但却要求联总在数月之内就提供几百个工作队，照料七十多万难民。到了1945年6月，联总实际上设法向现场派出了三百二十二个工作队。这些人未经充分训练，就开始了工作，最后是相当不错地完成了任务。这毕竟是一个临时仓促组成的组织；差错主要出在军事当局方面，首先它们经常改变政策，忽而邀请联总进来，忽而又取消这一要求，过后，当它们确实需要联总时，又不能为联总从管理运输事务的地方司令官那里获得必要的支援。与此同时，如果出现任何毛病的话，它们总是把一切都归罪于联总，并且动辄埋怨联总缺乏效率。
事实上联总为军事当局省却了不少工作负担和麻烦，在这些方面，它们不如联总那样胜任，但如果联总不在现场，那么从仁慈角度出发和为了维护秩序起见，军事当局仍不得不尽力设法去处理这些问题。
救济难民组织是联总工作中引起公众注意和招致批评的部分，但是这并非联总的主要工作，它的主要工作是对已解放国家的政府提供善后救济物资。
第六节 联总的解散
联总第五届全会会议（1945年8月）第八十号决议就已预示了联总工作的结束。当时规定的结束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远东则推迟三个月。第五届全会会议（1946年8月）未要求进行第三次国际性的捐助，这就使联总的结束成为确凿无疑之事，并使准备结束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联总的卫生工作部门于1947年初移交给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1日批准设立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这个机构在1947年6月底接管了联总向前联总国家中最不幸的儿童提供卫生、恢复健康和福利的工作——同时接管了联总的职员与款项。
联总的社会福利工作部门在1947年之后逐渐衰落，因为联合国组织无意接收它，而受援国也不愿或无力按照永久性体制来继续进行这些工作。
联总的一些有关农业善后的职责（还有联总的一些职员和款项）在1947年期间移交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如前所述，救济难民的工作是在1947年7月1日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的。
“联总的裁撤工作是总署所处理的秩序最为良好的一项行政工作，它同成立联总时那种仓皇混乱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裁撤”计划是在1946年8月第五届全会期间由设在日内瓦的改组专门委员会所制定的。该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给予额外津贴的办法以防止联总人员过早地提出辞职；委员会又为筹备编写“官方历史”，为职员的调职（即转业）和遣返回国以及为处理总署的财产作出了一些安排。
到了1947年年中，欧洲地区署的人员已减少到一年前的一半。该署最后于1948年9月底关闭。
所有在远东的派遣团与办事处除了新德里（1948年1月31日关闭），悉尼（负责南太平洋地区，1948年6月30日关闭）以及中国署（1948年1月关闭）之外，都在1947年底关闭了。设在南美的办事处（里约热内卢）是在1948年10月25日最后关闭的。
在华盛顿总署方面，高级副署长、海军中校杰克逊于1947年10月离开联总，其职位就此取消。署长鲁克斯少将于1948年9月30日离职，联总到此结束。
主计官哈里·W·豪厄尔被任命为清理主管员，负责结束联总的未完活动。
第七节 对联总成绩的评价
关于进行战后善后救济工作的想法起初萌芽于伦敦的经济作战部，这个想法是当时担任经济作战部大臣的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所提出的。丘吉尔在1940年8月21日的演说里首次公开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它是对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政策的重大贡献之一。美国在接受这个思想的过程中，最初有些犹豫，但终于对它表现了特有的热忱、大方和慷慨。在美国方面和李滋…罗斯对等的主要人物是迪安·艾奇逊，他后来当上了国务卿。他是李滋…罗斯的老朋友；这两个人的合作——他们是使联总诞生于世的两个助产婆——对于一个很可能成为问题儿童的婴儿来说，对他的未来健康与成长，是一件好事。
联总诞生之后，艾奇逊虽然仍旧友善地照管这个组织初期遇到的一些困难，但已不再直接负责它的发展事宜，而李滋…罗斯则以负责欧洲地区署财务与行政事宜的联总副署长身分，继续为联总做着有益的工作。
联总的成就也应归功于三位署长的地位和资格——他们都是美国人。赫伯特·H·莱曼是一位知名的民主党政治家，担任过纽约州州长（1932…1942年），也是一位具有参议员才能的杰出人物。1949年，他被选为纽约州的参议员，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朋友。任命他为署长表明了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准备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上尽力支持联总。1946年3月，他由于健康不佳而退职，4月，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继任此职。拉瓜迪亚绰号“小花朵”，作为纽约市长（1934…1945年），他或许比莱曼甚至更加出名。他任职署长的时间只不过九个月（1946年4…12月），虽然他的一些决定如果多加思考还可以更好些，但是毫无疑问，在一个艰难的时期里，他的性格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他的离职是令人遗憾的。拉瓜迪亚对于联总与欧洲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应付1946年春严重粮食危机时所表现的果断与魄力。他亲自向联合粮食委员会申请增加物资供应以拯救陷于饥荒的欧洲，这导致了国际粮食应急委员会的成立，于是这个组织取代了联合委员会。拉瓜迪亚反对联总继续存在下去，他建议应当同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一道作出安排，以便让这些机构继续进行关于难民、卫生和福利方面的工作。他的态度对于国务院似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拉瓜迪亚的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