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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III 1937年各大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依赖性和重要性……日本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苏联
依赖于贸易的进口29。314。814。511。97。84。20。9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5。017。33。76。38。111。21。0上述比率的关联是两重性的。广义地说，为了维持高额国民生产或国民收入，德国对进口货物的依赖比美国和苏联更明显。另一方面，既成事实是德国在世界贸易中仅次于联合王国和美国之后占第三位。它在世界贸易上的份量和重要性，使之能够运用本国的商业政策，把它在战时可能是一个严重弱点的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变为和平时期力量的源泉。只要德国继续保持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国之一的地位，它就有机会在它主要商业伙伴的国界内影响它们的经济活动的水平和性质。在极权主义的德国，对外贸易本身成为准备侵略的一种手段。与之相比，苏联由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低，在世界贸易中不重要，因而它奉行侵略性贸易政策的余地甚小。
从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德国成功地努力通过贸易对毗邻国家施加象联合王国和法国在它们附属领土上所施加的那种政冶影响。德国在1934年将外汇管制扩大到所有的“现行”交易后，能够调整其进口以适应其出口的波动，但是它不能决定出口量。它的出口依赖于它所不能控制的国外需求的波动。因此，尽管有外汇管制和自给性项目来供应急需，德国出口量的波动在其保持充分就业的努力中仍是一个问题。为了逃避这种困境，德国规定同拥有对德国有补充性的自然资源的各国签订长期的补偿性合同，从而获得必不可少的供应。
不过，邻近德国的大部分国土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与之相似，结果只能提供相似的而不是相辅相成的生产机会。热带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对于德国制造商的辅助作用远远超过大部分欧洲的资源。但是同非洲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以获得大量供应的可能性很有限，因为非洲大陆五分之四以上的贸易都是同德国在欧洲的对手的帝国所属领土进行的。
在三十年代，拥有殖民帝国的欧洲国家从它们的非洲殖民地和自治领以及亚洲属地增加进口。南美的情况则不同。那里和非洲不一样，都是由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因为随着美国的不完全复苏，它从拉丁美洲的进口削减了，也因为拥有殖民帝国的欧洲国家把采购的地点集中在飘扬着它们旗帜的自治领和附属领土，拉丁美洲便能同德国和日本自由缔结补偿贸易协议。这类协议能使德国在和平时期从一些互补性的南美国家获得“保证”供应，但在战时却不能保证这类供应。正是出于这种政冶理由，德国也把它的贸易精力集中在经济上不那么相辅相成的欧洲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国家。不过，把几个国家组成一个军事安全联合地理单位的政治概念，同辅助资源国家联合的经济概念是不一致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德国设法使东南欧国家集中生产它所需要的原料，并取得了某些成功。
在过去，各国政府对于贸易的地理模式所施加的影响很小，因为贸易的进行所根据的原则是最惠国条款、非歧视性和货币的可兑换性，而且几乎完全受关税的调节。但是所有这些随着国际商定的货币和贸易守则的解体改变了。世界分裂成多少是长期性地区货币集团——中欧和东南欧的“外汇管制”集团，西欧的“金本位”集团，北欧和英联邦的“英镑集团”，日本的东亚“日元集团”——于是倾向于鼓励在各自的货币集团中进行贸易，因为每一集团内部都有汇率稳定。三十年代的歧视性贸易政策改变了世界贸易的地理模式。作为贸易政策手段的双边清算，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歧视其他国家，但基于限额和关税特惠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在联合王国于1931年废除了自由贸易原则之际，它于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中规定了英联邦内部特惠的原则，从而对世界其他地区实行岐视性政策。法国主要依靠限额和特惠协定作为调节进口货物的手段，而美国总的说来采用直接的关税的作法，避免贸易上的歧视，对于从菲律宾进口的糖等给予优惠则是例外。联合王国也小规模地利用限额和双边清算。确实，不是德国最先把双边手段带到南半球的，而是联合王国，先是在渥太华成功地把它用到自治领上，而后又于1932年同阿根廷签订的支付协定中使用了这一手段，这使得美国很不高兴。尽管如此，纳粹所运用的双边原则在他们有意安排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武器库中成了最有力的武器。他们认识到，“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不仅必须在本质上就存在于国家对外贸易的大小幅度中，而且必须存在于国家进出口货物在其贸易伙伴中的分配之中。”
通过对1929年和1938年每个强国与其经济集团成员进行贸易的情况进行比较，能够看到世界贸易分崩离析的大致迹象： 表IX贸易集团（占大国贸易的百分比）
…… 自集团进口 向集团出口
1929年 1938年 1929年 1938年
英国：帝国 30 42 44 50
英国：其他英镑集团 12 13 7 12
法国：帝国 12 27 19 27
意大利：殖民民地和埃塞俄比亚 0。5 2 2 23
日本：朝鲜、台湾、广东、满洲 20 41 24 55
德国：巴尔干半岛各国 4。5 12 5 13
德国：拉丁美洲 12 16 8 11。5
虽然德国在东南欧的毗邻各国已成为它的经济伙伴，但它们提供给德国所需货物的份额要小于围绕其他大国所组成的国家集团所能提供的份额。然而出于政治和战略的原因，德国急于发展它在东南欧商业利益范围。因为是同独立国家打交道，它就不能把东南欧国家直截了当地变成自己的辅助国，就象日本和意大利在自己帝国范围内所做的那样。德国采用的办法比较精巧。首先是，大采购量；其次，对于德国希望这些国家增加产量的原料，支付的价格高于世界市场的普遍价格，由当事国资助这类交易直到德国用出口货物来付清欠款；第三，向这些国家提供它们从别的国家不容易得到的货物。德国成功地使这些东南欧国家贸易额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转向了自己。它用这种办法扶植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它们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发表意见，影响视听。鉴于它们在若干原料的生产上已经专业化，而这些原料在世界市场上是可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的，因此它们对德国依赖程度增加，它们对德国的出口如要转移到其他地区也随之变得愈来愈困难了。而在双边主义的情况下，确实不可能转换出口货物；这就导致了转换进口货物技术上也成为不可能了。这样，双边主义的方法被看成是政策的重要纽带，执行这种政策能通过外贸达到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
由于德国关心供应的“确保”和连续性，德国极高水平的经济活动等于是为东南欧国家保证了一个市场。德国用这个政策使得上述独立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难以独立自主。而且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德国作为一个大国与若干小国打交道，很可能利用其优越的讨价还价地位使贸易条件对自己有利。但没有证据说明它在1939年3月以前就这样做了。
经济集团的组成，或是以严格的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德国的情况即是如此；或是基于增加双边的转让，如“帝国”集团的情况。这些集团的组成意味着运输路线的缩短。这样就减少了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可用的手段，本来它们可以资助购买它不能不买的原料。因为它既不能在国内生产，也不能从本集团内得到这些原料。正因为这个理由，“商业途径获取原料”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从国家社会党执政之初起，他们就强烈要求归还前殖民地。但是，如1937年以来德国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运转时，原料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德国武装部队对资本货物工业产品的强烈要求，减少了此类商品可供出口的余地。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愈加紧迫。1937年国际联盟建立了特别委员会，来调查以商业途径获取原料的问题。对此，德国财政部长冯·克罗格坚持说，德国的殖民问题不能用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可以使德国得到充分的原料供应这一论点来摆脱掉。只有能用我们自己的货币购买到足够数量的时候，德国的外汇管理才能得到适当的平衡。
德国人认为，世界其余各地区应该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或是给德国殖民地，或是接受马克以便在物资交流中当德国不能供应其他国家所需之资本货物时用以支付。在国联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草案后，苏联委员在明确提到德国的同时，坚持加上附文说明“某些工业国家抱怨在获取原料过程中的障碍，特别是财政性质的障碍，首先是因为它们的军备政策、它们的野心和侵略行为”。
第五章 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深地震撼了各国国内和国家之间通常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甚至拥有很多殖民地和丰富原料的战胜国也存在严重的社会紧张状态，这种状态至少部分地是导源于经济危难。而在战败国中，以及在资源贫乏和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国家中，这一危难更为严重。这就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促成了政府的革命性改变，在苏联，这场革命开创了社会和经济上的社会改造，这比俄国政府在形式上的变动还更有意义。在战后的动荡不安的气氛中，调整国际关系的新体制出现得很慢，即使出现了，也是短命的；因为随着大萧条的出现，表面井然有序的国际关系就完全垮台了。
陷入经济萧条中的各国的经济困难又一次使现存的社会政治紧张情况更加恶化。在对凡尔赛和约不满的国家里，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直率批评上述条约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击败了比较温和的社会政治力量。最灾难性的结果就是德国也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集团的一员。
由于各国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化，又无国际行为准则可循，不可能在各国之间找到采取联合行动的基础来克服大萧条。结果各国只能孤立地采取经济复苏的措施。经济国家主义是它们对当时挑战的答复；但有了这种主义，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冶便占据显著地位。
三十年代后期，与民主国家适成对比，极权主义国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在1938年保持下来。结果，“相对的”制造能力从西欧和北美的三个民主国家占优势，明显地转移到有利于旧世界中部和东部的四个极权主义国家。
通过对军备和非军事货物的政府支出，德国获得充分就业的成就（它的工业经济是上述四国中最成熟的）之后，它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一种物品匮乏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武器装备的积聚只能以减少公私对非军事性投资和减少消费的办法维持下来。作这样的削减倒是有相当大的余地。另一办法则是获取从国外寻求到的潜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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