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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刻。这种事例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承认，经过深入查核，所谓苛待难民的那些怨言往往言过其实。另一方面，每逢占领国借口挪威逃亡者犯有普通罪行试图说服瑞典当局交出这些逃亡者时，瑞典当局总是一概加以拒绝的。到了德国人对挪威的占领告终，已有约四万三千挪威人在瑞典找到了避难处。
第九节 为战后援助和重建而作的准备
当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瑞典人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瑞典应该竭尽全力帮助重建被毁坏了的欧洲，特别要帮助挪威和丹麦进行重建。1944年3月10日，当一个名为国家重建委员会的组织在斯德哥尔摩成立的时候，上述要求便具体表达了出来。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估计那些国家需要多少援助，以及在预算中应为此提供多少资金。起先共拨款一亿克朗，但很快就增加到五亿五千万克朗。5月1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在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激励瑞典人民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重建。1944年6月，瑞典给予丹麦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一笔高达七千五百万克朗的贷款，以供丹麦购买即将于解放后立即运送到丹麦的瑞典货物。同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间，瑞典、挪威两国外交大臣根瑟和特吕格夫·赖伊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了双方共同的日的，应将大量主要食品在瑞典贮藏起来，同时瑞典政府给予挪威一亿克朗的无息贷款，以此供作这项安排的资金。瑞典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救济工作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估计共耗费十三亿克朗，或者说约占战争结束前后几年中任何一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其中将近六亿克朗来源于私人，其余都来自政府拨款。只要考查一下1939…1940年间到1949…1950年间的概算，便可看出一年用于救济方面的费用从1939…1940年间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克朗，到1949…1950年间增加为六千三百七十四万克朗，1945…1946年间则达到了最高总额三亿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二十二克朗，而当时还勾销了给予挪威和丹麦的一笔共计二亿克朗的贷款。瑞典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多次坚持：在请求政府拨款之前，为某项事业所需要的款项中应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由私人捐献。用于文化方面救济事业的全部费用超过了二千万克朗，其中就有四分之三是由私人捐助的。这笔金额的三分之二系用于重新建造教育机关和医院，重新为其提供设备，以及在挪威对医生和护士进行实际训练和理论指导。芬兰也从非正式的瑞典来源获取了这种类型的援助；瑞典红十字会和儿童救济会还花了将近二百万克朗的代价在德国建造了十二个设备齐全的学徒培训所。在欧洲大陆，瑞典从1946年开始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西德、柏林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伙食，并延续了许多年。
大部分的救济工作自然采取运送食品、医药用品和衣物的形式。四十多万吨食品就是这样装运到挪威、芬兰、希腊及荷兰的，其中二十六万五千吨是做面包的谷物，根据当时实行的定量配给制，这个数目相当于瑞典国内一年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1945年到1948年，瑞典为在挪威、芬兰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三十万儿童每天安排一餐热饭，这种救济在其中某些国家一直持续到1949年。
到瑞典寻求避难的人数战后还在继续增加，至1945年底达到了三十万人左右。这一总数包括从德国集中营救出来的三万名犯人，其中大部分人需要进行治疗，许多人需要送入医院疗养。瑞典政府为照料这些难民和最后把他们遣送回国共拨款了一亿二千五百万克朗。瑞典竭尽了一切可能，替他们重新装备起来，以便开始新的生活。瑞典政府还为他们举办了各种课程以满足他们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并将瑞典的教科书译成他们所需要的文字。一些资历合格的难民被推荐到政府机关或科研部门供职。他们在那些地方，有机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领取和他们同等地位的瑞典同事一样的薪金。为了使在其他国家的大约四百名科学工作者能够迎头赶上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的发展，政府作了安排，让他们到瑞典参观访问两个月，费用由政府负担。此外，政府还安排了其他课程，让一些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人们得以研究一些专业性和社会学问题，以及对教育的民主态度问题。
瑞典还给予其他国家数量十分可观的贷款，这些贷款或则是财政性质的，或则主要是商业性质的。就后一种贷款说来，它最终必然是对瑞典自身有利，因为它的经济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恢复。但这样的考虑并不影响到财政贷款。这些贷款中有支援挪威、丹麦和荷兰进行重建的贷款。它们是由瑞典单方面提供给这些国家自由使用而不发生任何物物交换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对偿还贷款日期都不作规定，这样就不致因需要考虑具体的偿还计划而妨碍重建。至于挪威方面，其主要用于训练警察部队和救济难民的一亿五千万克朗的贷款，则最后经瑞典议会予以勾销了。
第二章 瑞士（1939…1946年）
第一节 大战爆发前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措施
1939年在瑞士是节日年。苏黎世的全国博览会集中展示了瑞士人民的勤劳、效能和智慧。在那些偶尔前来参观博览会并在瑞士各地旅游的客人眼中，瑞士人民正无忧无虑地从事日常的工作，或者熙熙攘攘地涌向博览会和夏季休假日盛行的各种庆祝集会，怡然自得，似乎对面临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和它位于各交战国之间的险恶地位，无动于衷。然而，这种推论是大大错误的。虽然，瑞士人民作为一个以通情达理著称的民族，仍然希望理智将能取胜，战争将能避免，但是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在得到国民的赞同和支持下，前几年中就采取了若干步骤来加强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防务以备万一发生战争。
（一）中立
瑞士政府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一如既往奉行国家传统的武装中立政策。1920年瑞士参加国联时，曾一度放弃了它历史悠久的绝对中立，而代之以有条件的中立。作为一个国联成员国，它接受了参加对破坏盟约的国家采取非军事行动制裁的义务。
由于集体安全陷于全面崩溃，例如国联成员国意大利侵略并征服了另一成员国阿比西尼亚，希特勒恣意重新武装莱茵兰并吞并奥地利，使瑞士政府相信它只有恢复昔日的绝对中立的政策，才是它避免卷入全面战争的唯一希望。1938年5月14日，国联行政院成员国采纳了瑞士这项决定，同意今后不再要求瑞士参与执行盟约规定的制裁。瑞士政府也急于想得到各轴心国国家对它恢复以往绝对中立地位的正式承认，但德国却迟迟不肯宣布尊重瑞士的中立，它想用此作为一种手段首先取得瑞士政府在有关瑞士…德国关系的各种问题上的让步，特别是关于取缔瑞士报刊的反德情绪以及影响德国国社党组织在瑞士的地位的措施等问题。
1938年6月9日，希特勒对瑞士新任驻柏林公使弗勒利歇尔说，德国决定尊重瑞士的中立；二星期后，瑞士政府收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有关这个决定的正式声明。1939年初通过的一项英法决议宣布，德国对荷兰、比利时或瑞士的入侵都将成为英法宣战的理由。瑞士政府对这一决议的反应显示了它要以绝对的中立来谋求安全的决心。驻巴黎的瑞士公使沃尔特·斯塔基在3月21日接到法国外交部的通知：法国和英国政府将保证他的国家不遭侵犯。他回答道，瑞士并不要求这样一种担保，它自己会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外国的援助。英法企图插手西欧各中立国的消息传到了纳粹分子的耳中，德国政府就向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瑞士外交部长朱泽培·莫塔在4月11日把斯培基3月21日的答复告诉了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并表示他认为斯培基的态度完全正确，而且既然那些关心维持瑞士中立的各大国肯定会在紧急时刻对它加以援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这类保证都将是多余的。但这并未使德国人感到满意。5月24日，莫塔被告知，两个大国提供这种特别保证和德国关于中立的概念是格格不相入的，瑞士的态度在柏林已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利”的影响。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英、法、苏会谈期间，保证瑞士和其他小国的安全问题被提出来并成了欧洲和美国报纸的评论主题。7月7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报，声明瑞士的中立是绝对的和无可讨论的；但德国仍感到不满。魏茨泽克在7月13日对瑞士驻柏林公使说，他的政府的声明并不十分明确，瑞士必须“恢复平衡”，并“回到中立的正中”。这一外交行动促使联邦政府发出一份照会，由瑞士公使在7月20日递交给魏茨泽克。照会声明，当其他大国宣布一旦瑞士受到攻击将给它提供援助时，联邦政府不曾作任何评论，因为它不愿接受那种只有在侵犯它的中立时才能适用的诺言。政府认为，他们在遇到这类事件时请求外援的权利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又强调说，如果第三国未经请求而进行介入，这将被视作是对中立的破坏。
同时，瑞士人民也认识到，发表一个没有捍卫中立的决心和力量为后盾的声明只能招致麻烦。1939年3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后，当时瑞士联邦主席菲利普·埃特发表了一篇有关国际形势的广播讲话，谈到瑞士人民捍卫独立和中立的决心。二天前，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布雷赫特曾用更为坚定有力的语调告诫说，任何国家如果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和独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3月20日，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重申上一年所作的关于全民族决心保卫中立和独立的声明。
（二）军事措施
1933年到1939年间，瑞士全力以赴建立军事防务。这是瑞士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静岁月里曾忽视过的事情。1933年，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瑞士为了增加军用物资的储备，武装并配备它的军队，表决通过了第一批的拨款。武装部总司令鲁道夫·明格亲自周游全国各地作政治演说，以唤起入侵的觉悟，认识到国家重整军备的需要。最初，这曾遭到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集团的竭力反对。
1936年，瑞士通过了一项军队整编的法令，在东北和北部边境及阿尔卑斯战略据点建立了新的防御工事，并对旧的设施进行了加固。为了筹措这项庞大防务计划所需的额外资金，政府在1936年发行了第一批国家防卫公债。公众响应认购的公债达三亿三千二百万法郎，大大超过了政府所要求的数目。奥布雷赫特在1939年4月30日说，已为国防编制了一项特别预算，并在最近几年里用去了十亿法郎（五千万英镑）。
辅助部队的义务服役年龄从四十八岁提高到六十岁。1939年初，议会以九十六票对二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延长初期训练的时间，并授权政府继续保留受训部队的服役期限。1939年进一步授权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毋需等待议会批准即可征召军队。
慕尼黑危机期间，瑞士边境上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都敷设了地雷，并作了长期戒备的部署。1939年3月，德国在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