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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46年，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布雷登在几条战线上进行了一场英勇但不能取胜的战斗。布雷登在国内的最强大的敌手是新任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乔治·梅塞史密斯和陆军部。美国军事计划制订者都渴望在制订西半球防御计划方面与拉丁美洲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他们的防御计划包括所有美洲共和国的训练、组织以及装备的标准化。1945年10月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调整军事力量的报告，1946年5月杜鲁门提交国会一项美洲国家军事合作法案，这个法案体现了防务委员会的许多建议。这个议案如果通过的话，将能通过以美国的现代军备交换拉丁美洲现有不标准的装备而使装备达到标准化。陆军部担心如果不允许阿根廷政府从美国得到武器，则他们将从英国或俄国得到。6月份，前阿根廷陆军参谋长范德贝克将军为争取得到军需用品访问了华盛顿。代理国务卿告知阿根廷使者，在阿根廷履行它肃清轴心国影响的义务以前，美国政府不准备出卖武器给他的政府。
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阿根廷做出了几个和解姿态。8月，查普尔特佩克决议和联合国宪章都在阿根廷国会两院被批准了。同月，据报道，庇隆已告诉众议院，在另一场战争中人们将会看到阿根廷同美国结盟。遗留下来的德国学校被关闭了，并对在蓝皮书中提到的几个德国人采取了行动。但是，政府未能将几名被指控的较著名人物加以驱逐，其中包括庇隆的亲密私友路德维希·弗罗伊德。他经阿根廷联邦法院宣布免除其被控的共谋罪。
6月，阿根廷在美国的冻结资金被解冻了。然而，到年底，华盛顿政府内部关于把阿根廷也包括在西半球军事条约之内并向庇隆提供武器是否明智问题的争论仍未决定，而为拟订防御条约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则已一再延期召开了。
（三）英阿会谈
发现庇隆总统在谈判中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如我们所知道的，阿根廷在美洲之所以能实行一种独立政策，多半是由于它同英国有着密切的财政和经济关系。庇隆按照自己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政策，极想减轻自己国家对英国的依赖。1946年6月至7月，英国代表团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商讨有关财政和经济问题，包括续订1936年的商业条约，但他们发现谈判非常难于进行。
谈判的要点是：关于战争期间阿根廷在英国所积累的大量冻结英镑的余额问题，英国在阿根廷拥有的铁路的前途问题，肉类供应和续订英阿商业条约问题。英国渴望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一个全面的解决。但是，阿根廷政府由于英国需要它的牛肉而处于优越地位，因而在它们被冻结的英镑余额问题没有得到满意解决之前，不准备在其他几个问题上签订协议。
最后，在英国就冻结英镑和提高肉类价格的问题作了让步之后，才在9月1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解决了阿根廷英镑余额、肉类购买合同和英国在阿拥有的铁路问题。双方进一步同意应立刻开始讨论，为签订一项新的贸易条约作准备，以及在这些讨论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旧条约中各项条款的有效期应延长至该年年底。
第二节 拉丁美洲的政治趋势
在巴西，1945年这一年标志着已统治该国十五年的热图利奥·瓦加斯威信的部分衰落。自从1937年解散国会和建立新政府以来，瓦加斯实行了完全的独裁。当时通过的宪法中的主要条款，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但是，瓦加斯的独裁大体上说来还是宽容的，大多数巴西人起先还愿意接受对他们行动自由的种种限制，作为恢复法治的必要代价。在战争年代里，他们再次忍受了瓦加斯权力的扩张，认为有必要这样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不满情绪日益滋长。瓦加斯在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的同时，想以许诺战后在和平安定的适当环境下举行大选的办法来制止批评。虽然瓦加斯认识到在巴西恢复较为民主做法的需要，但是，他所想象的民主形式，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放任自由的十九世纪式的民主，而这种曾包含在1891年巴西宪法上的民主结果只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和一片混乱。
1937年的宪法是遵循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的。它所规定的条款使政府有权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瓦加斯认为，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他很想为他的国家取得更多的经济独立；并且认为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由国家来计划和指导国民经济，而且，必须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实行严格控制。在战争年代里，瓦加斯意识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必要。这种合作必然意味着允许美国在指导巴西内部事务方面有相当的决定权。巴西人尽管切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现在感到，由巴西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已到来了。随着和平在望，他们很想重新控制他们的空军基地并送走北美的“占领军”。他们相信巴西增高的威望和地位，使它足有资格在处理大陆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对阿根廷的政策中，他们并不打算接受美国的指示，因为他们确信，同他们南面的邻邦恢复良好关系是很必要的。在这些情况下，1944年夏天，瓦加斯决定撤掉他的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纳的职务。因为阿拉纳是一位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的强烈鼓吹者，并且被许多巴西人看作是一个受北美影响太深的人物。无疑，在瓦加斯看来，阿拉纳有可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这一事实也有一定的影响。阿拉纳是平民党的领导人，他相信在巴西应当恢复自由民主，并反对瓦加斯的政治观点。
1944年底瓦加斯判定，实现他诺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除夕的一篇演说中，他宣布了举行大选的意图；1945年2月22日，放宽了新闻检查；3月，解除了1937年实施的关于政党的禁令。另外还对自由做了许多让步，包括释放共产党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内的彼监禁的政治犯。5月28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并且定于1945年12月2日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被选出的国民议会将负责起草一部新的宪法或者修改1937年的宪法。
联合起来的各反对党组成了一个全国民主联盟。推举戈麦斯将军为他们的总统侯选人。戈麦斯的支持者网罗了各色人等，包括大多数报界人物、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瓦加斯政权前的幸存者。戈麦斯还得到了希望在经济上保持殖民地式经济的咖啡种植者的支持。在这种经济下，巴西人可用主要出口作物换取进口产品，因此这些人能从戈麦斯的低税政策中得到好处。另一位竞争的候选人杜特拉将军则主张高税政策和继续瓦加斯的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这两位候选人都具有保守的思想，并且都主张加强巴西的军事力量。
瓦加斯声明不竞选总统，并希望他的支持者投杜特拉的票。然而他仍然被怀疑暗中打算继续留任。他对杜特拉的支持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分化反对派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群瓦加斯的崇拜者结合起来了，取名为克雷米斯塔，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英雄竞选第三任总统。他们还竭力主张，选举应限于选出一个制宪会议来起草一部新的宪法，而总统选举则应推迟到新宪法制订之后。当然，这将意味着暂时延长了瓦加斯的任期。普列斯特斯也主张推迟总统选举，他在工人和联邦雇员中间颇有影响。事实上，一般都认为，瓦加斯同普列斯特斯已订有密约。这段时期政治气温迅速上升，而且并没有因为9月美国大使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讲话，表示选举应该按原来计划进行而冷静下来。
10月29日，瓦加斯撤换了警察总局长，代之以自己的兄弟。不管瓦加斯怎样设法继续当政，三军首脑是并不想袖手旁观的。10月29日，他们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瓦加斯辞职，而由最高法院院长暂时行使总统职权。第二天瓦加斯宣布辞职，安详地告老回乡了。
选举于12月2日按时举行，结果杜特拉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瓦加斯由工党提名，又回到里约热内卢，出任他家乡南里奥格朗德州的参议员。新的国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工作，从事起草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46年9月18日正式公布。它是1891年自由色彩的宪法和1937年宪法之间的折衷产物。后者的极权主义性质经过修改，给了国会更大权力，但同时许多有关劳工和民族主义的条款仍被保留下来了。
战争结束使其他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发生了变动。战争年代中的趋向是由当政政府继续掌权，原封不动。1945年至1946年发生的那些变动则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实现的，有些是和平的，有些是革命的。它们在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有的引起了政府的政治色彩的明显变化，而有的只限于重点和人物的改变。
1945年，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执政政府都被具有比较自由倾向的新政府所代替，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方法有所不同。在委内瑞拉，由梅迪纳政府安排的选举被民主行动党成员发动的革命所遏制，因为他们知道，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要与政府机器相颉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叛乱在10月15日爆发，并在首都进行了几次战斗后，以革命者胜利而告终。梅迪纳总统和他的政治僚属们被放逐，在一位文职人员，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七人政权机构，他宣布该机构只是临时性的，即将尽速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
在秘鲁，选举在1945年6月10日如期举行。当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塞·路易斯·布斯塔门特得到了主要由自由主义和左翼集团组成的联合阵线的支持，其中包括由阿亚·德拉托雷领导的受人欢迎的美洲革命人民同盟。
1946年期间在几乎所有其余的拉美共和国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都举行了大选。在后面三个国家中，发生的变化都是在重点方面，而不是在政党方面，而在哥伦比亚情形却正好相反。
在智利，里奥斯总统在任内去世，随即进行了总统选举，冈萨雷斯·魏地拉当选总统。和里奥斯一样，魏地拉也是激进党的一名成员，但是远比他的前任左倾一些。
墨西哥的选举，结果以米格尔·阿莱曼获胜，他得到了退休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和组织革命党的支持，该党前称墨西哥革命党，除名称之外，在其他方面没有改变。阿莱曼遭到了1945年已被解职的卡马乔政府的外交部长帕迪利亚的反对。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战争的结束在墨西哥引起了人们向美国重新提出民族独立要求的愿望。帕迪利亚因为过分的亲美受到了指责。他还由于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支持姑息阿根廷而招致了人们的不满。在乌拉圭，自由主义者的科洛拉多重新当权。
5月哥伦比亚的选举，使得长期在野的保守党重新上台了。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执政的自由党，由于分裂致使保守党有可能取得了胜利。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奥斯卡·佩雷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