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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防卫委员会很快通过了一项声明，建议凡是在战时使用武力成立的新政府，在没有经过商讨确定它是否准备承担西半球防务的责任以及是否纯粹出于民族激情之前，都不应予以承认。除了阿根廷以外，其余的美洲国家尽管有所保留，但都接受了这项声明。
虽然比利亚罗埃尔坚决表示他准备履行玻利维亚的国际承诺，但是，拉美国家都赞同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政府。玻利维亚政府直到下一年的6月才被承认接纳。在这期间的几个月中，比利亚罗埃尔通过逐步清除他政府中属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的部长，表现出他渴望承认的心情。民族主义者的外交部长，已由一个旧社会党党员巴尔迪维索所接替，后者对报社记者发表了一项安定人心的声明，重申他忠于西半球团结这一原则和反对组织区域性集团。7月2日公布了国民议会的选举法，并宣布实行政治大赦。与此同时，一些美洲国家的政府表达了他们日益增长的急切愿望，想与玻利维亚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赫尔似乎仍不相信这样给予承认是明智的，国务院照会各探询国家的政府，说玻利维亚必须首先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它已改变主意。据此，玻利维亚政府在5月19日逮捕了由联邦调查局查出的八十七名轴心国间谍，并用飞机引渡到美国。经过美洲各国政府进一步交换意见，才于1944年6月23日宣布承认玻利维亚政府。
第三节 目前的困难和未来的担忧
在1943年和1944年间，令人忧心忡忡的最大原因，固然是由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所导致，然而，西半球关系日益紧张的其他迹象并不能归因于美国同阿根廷的对抗及其对美洲大陆其余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美洲各共和国对于当前的形势普遍感到不满，对于未来则十分担心。1941年至1942年，它们已准备为了取得美国的保护和经济援助付出必要的代价。随着盟国开始转入攻势，来自轴心国的危险减少，旧日的忧虑和不满就又抬头了。经济上的太平盛世依然可望而不可即。作为它们向联合国家出售原料的交换条件，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曾希望获得发展它们国家经济并使之多样化的机会。虽然一些组织较好、实力较强的国家（特别是巴西），相当顺利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其他国家则相形见绌。当地工业的发展，因工业国不能提供必需的机器设备而受到阻碍。在进口物资继续短缺的情况下，日益增长的购买力导致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引起的祸害。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府，都未能采取适当的步骤以控制物价，或保证公平分配供应紧张的商品。因此，由于物价暴涨，工资不能相应提高，致使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这种不满情绪，势所必然地把矛头指向现政府，同时也指向美国。拉美人动辄把他们的经济苦难归咎于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因此，美国为了拉美人的困难境遇而日益受到责难，特别是受到现政府的反对派的责备。他们声称，那些不得人心的政府只是通过得自北美的支持，才使它们得以违反民意，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美国政府自然不愿看到这些政府内部经常易手，因为美国为了努力促进本大陆的防务与经济动员，必须同这些政府打交道。同时，美国政府通过改进粮食生产、教育、保健和卫生等计划，也设法帮助拉美政府改善它们人民的生活条件。美国的政策难免带有复杂的动机。要想在许多拉美国家中现存的混乱情况下能有稳定的政府，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周围有一些繁荣自足的邻邦，这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这样，在为了改善拉美状况所作的努力中，还是有着很多真正的利他主义的。
美国的使团在拉美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执行各项计划有关的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满腔热情，充满善意，并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遗憾的是，在拉美工作的各个组织之间，配合协作不够。这些计划很多是仓促构想出来的，并不能很好地适合拉美的条件和拉美人的感情。在拉美计划中最成功的，并且最受欣赏的，就是那些与粮食生产合作以及有关保健的计划。
有些拉美人除了对当前形势不满（这种不满常被各党派所利用）以外，还为他们的战后地位日益感到不安。在战争的岁月里，由于美国从事战争所提供的原料市场，他们的经济即使不曾改革，也还支撑下来了。拉美人担心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原料市场便会中断。他们一方面担心美国控制他们的经济，同时又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唯恐美国对西半球已在失去兴趣。由于临近1943年年底所发生的几个事件，对美国意图日益不安的情绪随之加剧了。8月底，美国国务院内部发生了风波，结果萨姆纳·韦尔斯辞职。韦尔斯曾把他的大部分外交生涯贡献于改善美国同拉美的关系，他受到了拉美人普遍的尊敬与信任。与此同时，亨利·华莱士在1943年春天周游拉美期间，阐述了他的一个普通人世纪的理想，从而唤起了受压迫者的希望，因此他被解除了经济作战委员会内的职务。11月，参议员巴特勒在周游拉美从事调查美国政府的开支时，给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写了一份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激烈地攻击了美国政府的睦邻政策和一些有关的邻邦。巴特勒把美国政府的政策描述成为丝毫不能博得拉美国家好感的一种西半球“施舍”。他说，拉美人不信任北方的经济巨人，他们只是急想从美国国库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钱。巴特勒指责美国在拉美的计划是浪费的、低能的，是用以增强拉美工业的竞争能力，而使美国工业蒙受其害的。至于拉美国家方面，他谴责它们忘恩负义、敲诈勒索、贪污腐败以及法西斯化。他说，美国政府正在拉美鼓励着他们在别处加以讨伐的那一类独裁者。
巴特勒对于睦邻政策的攻击，不仅立即遭到了民主党的反驳，而且也遭到了他自己所属的共和党领袖们的驳斥。虽然拉美国家认为那位参议员所说的大部分是出于党派政治的需要，但是，在他相当露骨的言论中，存在着一鳞半爪的实情，这是不容忽视的。再说，不管共和党领袖们怎样表示异议，拉美国家还是担心：这位参议员的话是一种迹象，表明如果共和党在1944年下一届大选获胜的话，睦邻政策有可能修改。拉美国家之所以深感不安，还由于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步骤使它在战后能使用拉美的一些战时基地，特别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所修建的那些基地。拉美国家经常担忧的，是他们相信美国可能想要保留它曾被允许为战时防御所建立的那些基地。在1943年3月6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一个声明中，韦尔斯坚决否认美国政府有过任何这样的意图，但是，自这个声明发表以来的几个月中，已发生了许多风云变幻。韦尔斯不再供职了；本半球的关系恶化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对美国拉美政策的影响无疑正在增加。拉美国家对此的敏感可从下列这一事实中得到说明，当共同使用巴西空运基地的战后协定最后达成的时候，瓦加斯坚持这种安排必须是保密性质的。
1944年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发生的反叛与革命，标志着人们对当时情势的不满。继1943年12月的玻利维亚革命之后，就发生了1月在巴拉圭反对执政的独裁者莫里尼戈一次未遂的阴谋活动。莫里尼戈的统治具有暴君苛政的全部烙印，包括对新闻出版的严厉检查，以及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在这种气氛下，蓄谋叛乱在巴拉圭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特点。
在厄瓜多尔，阿罗约·德尔里奥总统的政府于1944年5月底被前总统贝拉斯科·伊瓦拉的党徒们所推翻。厄瓜多尔民主同盟，包括所有左派政党在内，提出了贝拉斯科作为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贝拉斯科从1940年起即流亡在外，暂居在正在边界那边的哥伦比亚境内。从这个有利的地点，他能够同他在厄瓜多尔的支持者保持紧密联系。他除了获得了几乎所有反对现政府的政治团体的必要支持之外，还得到了军队的支持。1942年在里约热内卢同秘鲁所达成的有关解决战争的协议，由于其中某些条款对厄瓜多尔很不利，阿罗约·德尔里奥受到了责难。由于1944年5月公布了有关解决尚存争议的条款（其中包括放弃对厄瓜多尔人认为理应属于他们的领土的要求），军队和人民的愤怒情绪高涨起来了。不到一星期，阿罗约·德尔里奥即被迫解职，成立了一个由贝拉斯科·伊瓦拉担任总统的临时政府。这位自命“左”派的新总统宣布，他不想做一个独裁者，并说立宪会议的选举将在7月举行。与此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维持同秘鲁业经达成的边界协定。
在邻国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具有一个执行民主方针的稳定政府的远为良好的记录——1944年7月，洛佩斯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去参加军事演习的途中被叛乱分子逮捕了。由自命为总统的希尔上校为首所发起的这次叛乱，组织既差，又缺少支持，因此在首都的政府的拥戴者和大多数仍然忠于洛佩斯的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7月11日，在总统被捕后的第三天就被释放了，而希尔上校则被捕了。
1944年上半年，中美洲各国因罢工和叛乱的浪潮而焦虑不安。虽然中美洲各共和国向联合国家出售商品获得好处，但是，这些增加的财富老百姓并没有分到手。短缺物资分配不均，不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就是由于贪污所造成。象其他地方一样，物价上升使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一些中美洲的“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风暴，不是因为向左派让步，就是因为对刚露头的叛乱采取了强硬措施加以镇压。例如，在尼加拉瓜，索摩查总统在面临人民日益反对的情况下，撤销了他修改宪法的计划，借以延长他的任期，并答应在两年内举行自由选举。他还答应实行给工人增加福利的新的劳工法规。紧接着，洪都拉斯总统卡里亚斯则采取了第二种方式，宣布军事管制，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制止了1944年5月发生的骚动。后来的骚动都被政府的部队有效地镇压下去了。
当索摩查和卡里亚斯在遏制革命方面取得成功的时候，1944年，长期统治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独裁者被推翻了。首先倒台的是萨尔瓦多的马丁内斯将军。4月2日，一个针对他的叛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处决叛乱军官和血腥的警察镇压并不能恢复总统的权力。紧接着叛乱之后，在圣萨尔瓦多爆发了一场有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罢工，使这个首都的生活陷于瘫痪状态。5月9日，马丁内斯被迫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了国防部长和一个许诺举行自由选举的委员会。一个月以后，自1930年担任总统以来，一直用铁腕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拉美独裁者、资格最老的乌维科将军，被迫把他的权力让给了一个小小的军政府。在未举行选举之前，庞塞将军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第四节 战后计划
拉丁美洲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既有它们在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