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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往历次骚动和流血事件的煽动者一向认为，在当局人士中，有人赞成采取暴力手段来对待伊休夫和犹太复国主义。伊休夫对发动骚乱的可能，对诽谤诋毁或险恶的用心，都毫不畏惧。在任何条件下，犹太人民重返家园的进程都要继续下去。国家的再生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能够达到；唯一的方法是定居、移民和开发。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伊休夫准备同那些阴谋阻碍它将来生存的势力作斗争以保卫自己，并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
有消息说，沿海平原中部的拉马特哈库维奇犹太人集居地窝藏了波兰军队中的犹太逃兵，而且是一个非法武装组织的训练营，根据这个消息，英国军警于11月16日出动去搜查这个定居地。那里的居民，男男女女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他们向“入侵者”掷石头、浇开水。率领军队的一位对世界各地民间骚乱富有经验的英国准将报告说，他从未见过可以同这批凶猛的定居者相比的场面，定居者中有一人被杀。军警没有找到武器，但从一些犹太先锋队居住的帐篷的地下掘出了步枪的容器。继20日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抗议大会后，数达几千人之众的一群犹太人冲击一支强有力的警察部队，闯进了区公署，纵火焚烧；英国国旗被扯了下来，升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警察的援兵遭到大量石块的袭击，在英国军队的增援下，才把人群驱散。在为拉马特哈库维奇死去的那名定居者举行的葬礼上，代办处的政治部负责人摩西·谢尔托克讲了话，他威胁说，如果对定居地的搜查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就要遇到有组织的反抗，在下一个月，哈加纳的负责人伊拉休·戈隆布也作了同样的讲话；高级专员向总指挥官发出警告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目前避免采取会引起同犹太居民发生严重冲突的任何行动。我们已经看到，在1941…1942年间，中东的英国军事当局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看作是保卫他们的民族之家的热心的同盟者，因此比巴勒斯坦政府对他们更有好感。而今战争已到低潮，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开始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战斗作准备，中东总司令说：
到1944年1月，犹太代办处对政府的态度已强硬到如此程度，以致任何同比尔特莫尔计划的方针有抵触的行动或者任何实施白皮书的行动，都遭到了反对和阻挠。犹太代办处在某些方面来说，僭取了一个独立的犹太政府的权力和地位。它不再想否认隐藏武器的地窖，而是宣称不仅有权持有武器以备自卫之用，并且有权抗拒合法当局方面对他们进行侦查的任何尝试。事实上，这是公然反抗政府，也可以说到了叛乱已经存在的那种程度。
有人发表过这样的看法，1943年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使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转入温和派之手，然而这个机会是“可悲地”丧失掉了，当时在英国显然有人向韦茨曼提出要求，要他重返巴勒斯坦再度执掌领导大权，但是他对这些要求没有反应：
他有一个儿子在皇家空军作战时死亡，他自己有眼病，又是一个负有重要战争任务的化学家，这一切都加强了他的天生惰性＇原文如此＇，而使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政敌有利。韦茨曼在一年后才去巴勒斯坦，那时，本…古里安已经巩固了他充当未来的以色列领导人的地位，而韦茨曼则不过是犹太人派驻英国的大使而已。
在这一时期，本…古里安和韦茨曼之间的确有过一番实力较量，此事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43年10月26日，前者辞去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犹太复国主义总理事会投票结果，在三十二票中有二十八票不同意他辞职。结果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同韦茨曼商定，本…古里安可以在1944年3月2日收回他的辞呈，这才解决了分歧。本…古里安对韦茨曼施加压力，看来是想迫使他接受比尔特莫尔计划作为他那时对英国政府谈判的基础；当时，成立国家的要求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界中已占支配地位，韦茨曼显然是屈服于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处在各种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来自国内犹太复国主义和修正派两方面的煽动的猛攻，来自军事部门想从沙特阿拉伯更进一步取得石油开采权和飞机降落权，也来自他们在中东的外交代表，这些代表报告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煽动正在阿拉伯国家引起日益严重的反响。1942年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派往中东的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哈尔福德·霍斯金斯中校在1943年1月23日报告说，除非采取行动减轻紧张状态，不然他担心在战争结束前巴勒斯坦会发生冲突，从而使整个阿拉伯中东陷入混乱。
在4月和5月，国王伊本·沙特通知罗斯福，尽管别人竭力促使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抗议，可是他还是克制着，没有这样做，这纯粹是因为他不希望使美国或联合国家在这个时候为难。同时，国务院也已开始同英国讨论霍斯金斯提出的建议，即发表一个联合宣言，保证到战争结束后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充分协商后，才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但如果在战争结束前双方能取得协议，那就是最理想的了。在这期间，韦茨曼同罗斯福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政治会谈，当时萨姆纳·韦尔斯也在场（其时任副国务卿，是个热心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后来写道：在战争发生以前和战争发生以后多次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听见总统，“一个坚信理智和自身利益有感染力的人”向他们表明他的希望，一旦巴勒斯坦建成了一个犹太共和国，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就会被物质利益诱使同它结成联邦——特别是运用外国资本来开发它们的天然资源——它们将会抛弃它们的民族主义偏见。
至于韦茨曼，他说圣约翰·菲尔比在1941年就已向他提出，丘吉尔和罗斯福应该把他们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纲领的支持同对伊本·沙特的财政支持和扶植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盟主”的打算结合起来；1942年3月11日，丘吉尔曾邀请韦茨曼同罗斯福讨论这个计划，以便在战争结束时付诸实施。韦茨曼现在向总统坚持这样的论点，即如果要谋求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的民族之家（按照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作的解释）。阿拉伯人当然要拒绝；但一旦他们知道这个犹太民族之家已经得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支持时，他们就会默认，但是如果他们察觉到这种支持有点儿漏洞的话，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否定、傲慢和破坏性的”。他说罗斯福叫他不要担心他的同情和要解决问题的愿望，并特别提到伊本·沙特，“他认为此人狂热而执拗”。
另一方面，科德尔·赫尔则说，这时总统“为国王伊本·沙特的强有力的性格所吸引，渴望同他缔交”。5月26日，科德尔·赫尔向伊本·沙特转达了总统的口信，“赞赏国王的有益的合作和同情的谅解”，表示希望有关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在战争结束以前对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友好的谅解。他还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意见是：“未经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充分协商，不能作出改变巴勒斯坦基本情况的决定。”7月，总统指示霍斯金斯向伊本·沙特建议，要他同韦茨曼或犹太代办处的其他代表进行商讨，同时他邀请国王或其王室中的一员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然而伊本·沙特在8月份拒绝会见韦茨曼，他说未经同其他阿拉伯代表商讨，他不能代表巴勒斯坦说话，更不能把这个国家“交给”犹太人，即使假定他一瞬间愿意对这样一个建议予以考虑。同时关于这些转弯抹角的谈判也已在美国泄露，足以引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击：纽约市的一位国会议员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曼纽尔·塞勒于8月18日写信给罗斯福，以进行一次国会调查相要挟，“除非国务院不再荒谬地反对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安身之处”；他指责霍斯金斯和另外两名官员曾经“为出卖巴勒斯坦效劳”；作为“处于绝境的最后一着”，他呼吁总统在魁北克会议上（8月17…24日）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家园”向丘吉尔说项。在美国陆军部的反对下，霍斯金斯建议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英美联合宣言暂不公布，8月2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双方政府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9月27日，罗斯福告诉霍斯金斯，他认为巴勒斯坦应置于一名犹太人、一名基督教徒和一名穆斯林的联合托管之下，使它成为所有这三种宗教的一个真正的圣地。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国务院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意见；但由于那时不存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共同的、友好的基础上携手的可能性，过早地企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有使近东陷入混乱的危险，暂缓采取行动，等待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乃是上策。
然而，对于处境窘困的国务院来说，来年也不可能是“有利的时机”，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1944年11月就要举行总统选举，根据选举制度，只要得到了一个州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多数就可以在选举团里囊括该州的全部选票，这就鼓励了压力集团进行疏通活动。就象下面所说的那样：
纽约占四十七票，而选举总统只需二百六十六票。纽约州投这个或那个党的票（那是一千三百多万人口中相对少量的票数就可以决定的）将会在选举团内造成九十四票上下，这就清楚说明为什么纽约州的政治斗争是总统竞选的关键，而在较小的程度上，象宾夕法尼亚（三十六票）、伊利诺斯（二十七票）和俄亥俄（二十三票）这样的大州，也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世纪中，没有得到纽约州的选票而当选为总统的只有一次。……
纽约、伊利诺斯、俄亥俄以及人口稠密的马萨诸塞和新泽西等州，通常都是“难以逆料”的，也就是说，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它们都可以仅仅由于几千张选票之差而转向这个或那个党，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美国犹太人都集中在这几个“难以逆料”的州以及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但后面这两个州在政治上并不是那么难以逆料的。
由于预计选举是势均力敌的，任何一方也担不起风险来让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把犹太人的选票投给他的对方；1944年2月1日，国会两议院面临由两党成员发起的决议，这些决议回顾了1922年的一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决议等等，然后继续说：
由于欧洲的犹太人遭到残酷迫害，已经清楚地表明有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的必要，以便为大批受迫害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避难所：因此，需要通过决议，美国进行斡旋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达到下列目的：为犹太人自由进入巴勒斯坦打开门户，要有殖民定居的充分机会，以便犹太人能最终把巴勒斯坦重建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
在决议进行辩论前，传来消息说丘吉尔已向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暗示，他将欢迎国会承认他们的要求。这则消息出现在2月4日的纽约《每日新闻》：
阿巴·希莱尔·西尔弗博士今天在华盛顿对坐在午餐席对面的首都记者透露，几天前丘吉尔告诉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钱姆·韦茨曼博士说，他认为他自己是“巴尔福勋爵的政治后嗣”……就个人来讲，他是反对著名的1939年5月的英国白皮书的。但是丘吉尔必须在美国国会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