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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英国大使会谈的结果即将转达英国政府和穆夫提；同日，贝鲁特《今日报》报道，阿拉伯人将向英国政府提出一项建议，接受白皮书以两年为试验期。但是第二天，叙利亚报刊发表了穆夫提亲属的一封来信，否认穆夫提或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在白皮书公布以后曾就巴勒斯坦问题考虑过任何建议。在英国方面，高级专员于12月3日发布的公告终于成为谈判破裂的信号，他拒绝对“犯有或唆使犯暴行或刑事罪的人”给予免刑或大赦。
虽然年底以前阿拉伯内部的恐怖活动和抢劫行为继续不断，规模很大，但政治性罪行则有显著的减少，武装匪帮的活动一般在阿拉伯居民中间再也引不起任何民族自豪感，公共治安情况大有改善，所以＇9月29日至11月14日实行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管制撤销，宵禁解除……大批被扣押的人获释。
12月1日，韦茨曼博士代表犹太代办处向英国政府建议招募一师犹太兵，打自己的旗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服役。但英国政府对这一建议的用意及其不难推测的种种可能的意图怀有疑虑，因此宁愿招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合的“巴勒斯坦”队伍。“第一次公告是为皇家工兵部队、皇家陆军卫生部队、皇家陆军辎重兵部队和皇家陆军军械部队一共招募一千三百六十人，接着又为工兵辅助部队招募两连人，每连六百人。随后又在这两个混合连之外增加了一个全部是犹太人的尖兵连。”1940年3月20日，英国殖民大臣在下院宣布，一千七百零九名犹太人和三百九十二名阿拉伯人已登记到海外服役，一部分人已在法国。另一些犹太人，既有修正派的，也有承认犹太代办处的权力的，则继续秘密进行使用武器的训练，凡被发觉的，英国军事法庭也继续予以处刑。
1939年底，对犹太族和阿拉伯族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是经济情况而不是政治：战争爆发时，数达三四百万英镑之多的提存使银行处境相当紧张；国库已停止对海法和特拉维夫市政当局的贷款；装运柑橘的船只不足，它的出口要占巴勒斯坦全部出口货的四分之三，那时柑橘又已成熟待运；登记失业的犹太人已超过二万一千人，或者说是犹太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左右，阿拉伯人的失业人数还不知底细。另一方面，据报道，政府在救济方面已用去七万英镑左右，还准备尽可能帮助解决装运柑橘的船只问题，但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不同意实行根据现有运输条件限制出口的定额分配制度。1940年1月3日，高级专员宣布英国政府已授权他以七十五万英镑用于公用事业的贷款和补助来解救困难。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报纸都不断责难政府没有收购约占收成半数的剩余柑橘。柑橘种植者的苦境，因银行宣布不再发放通常的季节贷款而加剧，因为大多数种植者都依靠这种贷款进行柑橘林的灌溉和全面培植。同归于尽的威胁使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联合起来，组成代表团向政府请愿。高级专员在4月15日答复时宣称，银行在政府保证分担风险的条件下业已同意对已核准的申请照旧办理贷款，但不能超过最高负债额。然而，他又补充说，“应该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无论是银行或政府，对于柑橘行业提供的资金，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超过维持其生存或按照合理估计的出口量进行生产的需要。”他还宣布，本年度对柑橘田征收的农业地产税将减低八分之五，最后还说，政府的援助以改善行业组织为条件。1940年10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设立一个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代表参加的柑橘管理委员会，从而对该业从种植到出口的每一阶段，依法实行监督。
不幸，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这一领域的利益一致，不可能扩大到政治方面。阿拉伯人自然期望政府能实行白皮书宣布的政策，即控制犹太移民入境和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与此相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戴维·本…古里安在1939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却宣布“继续并增加犹太人的迁入”和“扩大我们拥有的土地”为犹太复国主义纲领中两个首要的内容。韦茨曼博士且于1940年1月在纽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会议上说，“他相信白皮书并不是反映英国政治家风度的最终言论”，并且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准备利用任何可以促使它废止的时局变化。皇家委员会1937年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促使犹太国民基金会比以往更加重视其购买土地计划中的政治因素：
在划定边界或类似问题提出来考虑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购买那些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例如，巴勒斯坦分治……提出的时候，基金委员会便加速在北方购买土地……特别是在上加利利买下了更多的边境地区的土地。……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买了许多整块的土地，以便扩大目前犹太人的定居中心，巩固孤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并扩大例如皮尔委员会拟作为边境的地区。
1940年初，美国犹太国民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委员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借此尽量为可能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一年后，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夫博士在加拿大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说：“战争的第一个年头里建立了八个新的定居点。……我们把这些定居点建立在国境边缘地区，以便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保证整个巴勒斯坦将归犹太人所有，而绝不仅是一部分。”然而，巴勒斯坦政府对这种有系统的土地购买策略的政治用意是敏感的，因此在1940年2月28日公布了土地转让条例，从而执行白皮书第十六段的规定，该段载明为防止产生大量无土地的阿拉伯居民起见，高级专员有权禁止和管理土地的转让。有三个地区划分出来：5月18日以后，A区土地禁止转让，但受让人如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属例外；B区土地的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面批准，但受让人如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属例外；C区土地的转让不受限制。
犹太代办处立即以经济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理由对此条例提出抗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2月29日宣布总罢工，第二周，在一些主要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并大掷石子，其间死了两名犹太人，受伤的四百多人，其中有二十五名警察和士兵。3月6日，本…古里安通知总指挥官，他不准备采取任何积极步骤制止这些骚乱；但同日，由于英国下院就一项谴责政府批准不符合委任统治书条款而且未经国联理事会同意的条例的动议进行辩论，骚乱停止。这一动议的支持者，自然要竭力强调委任统治书的第六款。他们争辩说，既然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业已宣布白皮书与委任统治书不符，政府在未获国联许可以前就不应付诸实施。他们抗议说，土地自由买卖的C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百分之五，犹太人在该区原已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土地，而巴勒斯坦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则在禁区A。他们要政府证明阿拉伯人确实由于犹太人购买土地而被逐出家乡，并断言“许多阿拉伯村民”已向政府提出反对这些条例的请求书。然而这些论点的基础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提出这项动议的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尔在其演说的结语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想法：“犹太人的智力和勇气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能够开垦锡安山的荒土，在这种力量的领导和示范之下，中东沙漠不毛之地也能恢复生气。”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答辩中指出，在委任统治书第六款以及该文件的其他条款中，都明确地载明了一种双重的责任：委任统治行政当局一方面要鼓励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集中居住，同时也要保证另一部分居民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歧视。在战争时期的非常情况下，不考虑巴勒斯坦的形势而等待国联的决定是不切实际的。对土地授受进行控制，多年以来一直是一系列的“公平和有权威的委员会所建议的”。在B区，犹太人购置土地仅仅是受到控制而不是被禁止，这一地区的土地占到巴勒斯坦全部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高级专员有权调整各区的范围。高级专员曾告诉他，犹太当局正竭尽全力为增购土地而四出接洽。犹太代办处硬说这些条例是“对阿拉伯人政治要求的让步，而不是保护阿拉伯种植人的措施”，这是不符事实的。虽然他提不出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的统计数字，但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批无地的阿拉伯劳动者，就由于他们的帮助，叛乱才拖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否则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目前不能冒险行事，让这个重大问题越闹越大。我必须告诉下院，最近几星期以来，我们已接到来自巴勒斯坦的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尽管外表看不出，但在这表面底下，阿拉伯村庄里面的情况已越来越不稳定，对于英王陛下政府关于保护阿拉伯种植者、农民和劳动者利益的公开保证，也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具有诚意。该警告且称，那里的百姓会再次对托管国抱批评和敌视态度。
然而，殖民大臣所介绍的关于治安问题的这些想法，却遭到陆军少校维克托·卡扎勒特的嘲笑：
对于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我远不象我非常尊敬的朋友那么担心害怕。他到底怕谁呢？叛乱将从何而来？是汉志的军队会开来吗？是伊拉克会入侵巴勒斯坦吗？我想，我们在巴勒斯坦还有来自安蒂波德斯的几千军队，在叙利亚还有几万军队，有必要的话，可以召之即来嘛。
还有一位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在1938年阿拉伯人叛乱时期，就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鼓励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们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又再次提出那个建议。上次在1939年5月22日至23日的两天辩论后，对白皮书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仅以八十九票之差（一百七十九票对二百六十八票）遭到失败，可是在战争爆发六个月以后进行辩论的这项动议，则以几乎两倍于上次的票差（一百二十九票对二百九十二票）而被否决。在这些事件之后，从战事发生以来一直偃旗息鼓的希伯来语非法电台又开始对政府政策进行新的攻击，犹太领导人也拒绝了总指挥官的建议：犹太族人要得到合法的保护措施，就必须上缴非法持有的武器，或申报手中的武器数量。
然而，当德国开始入侵西欧时，犹太代办处又重新提出建议，愿意募集一支犹太军队并将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的工业和科学资源供应同盟国在中东的基地。丘吉尔因急于想把已经调往巴勒斯坦镇压阿拉伯人叛乱的英国正规军十一个营调回西欧，因此便抓住可把犹太人武装起来进行自卫的前景，辩解说：“我们始终可以利用我们截断他们和外界往来的海军，还可以利用其他友好势力，以阻止他们向阿拉伯人进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及早撤退，而我们的军队撤离后，不能让他们手无寸铁。”但是高级专员则明确地指出，武装犹太人会有激怒阿拉伯人的危险，据说穆夫提已在5、6月间多次派出专使前来巴勒斯坦调查研究有无使阿拉伯叛乱复活的前景；军事当局对此也持异议。而丘吉尔则宣称：“高级专员，和其他人员一样，也必须服从国家最高的需要”，并在6月6日写信给当时的陆军大臣艾登：
获悉由于当地的反对，从巴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