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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俄国亟需美国和英国的大量物质支援，而波斯湾各港口通向内地的公路和铁路则是向俄国运送物资最少困难的通道。因此而有英苏联合迫使波斯同意发展上述交通线的行动，也因此而有在斯大林格勒解围之前盟国在波斯境内一时相安无事的局面。俄国人收到了英国人努力通过这条路线输送的俄国所不可缺少的大量美国战争物资，但他们却没有对盟国好心相报，也没有对盟国推心置腹。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把波斯北方诸省纳入他们安全体系的“铁幕”之内，对英美文武官员进入上述地区，甚至是为了办理与共同的战争部署密切有关的事务，都面有难色，对讨论一旦德军突破高加索防线之后何以防守波斯的问题，也极为勉强。他们的占领区是波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他们占用了那里的粮食资源，而让西方盟国用进口粮食来供养首都和较贫瘠的南方诸省，并且还利用由此造成的困难情况来达到宣传目的。不管怎样，苏联人要依赖租借法的物资，这就使他们在两年之中不敢与西方盟国公然翻脸。土耳其由于希特勒透露了莫洛托夫对海峡的图谋，已进一步同俄国疏远，土耳其政府在结好于英国的同时继续步步小心，周旋于德俄之间。1942年2月有两名俄国官员和两个马其顿共产党员在安卡拉被控企图用炸弹杀害冯·巴本，从苏联激烈反对将他们逮捕审判的情况看来，似乎他们是受苏联的指使行事的。这事如果属实，那末被指称是谋杀案的动机可以推断为苏联企图使土耳其卷入对德国的武装冲突，以便分散德国人对俄国行将发动的春季攻势，使之部分转向土耳其或者近东国家。所公布的证据还不足以定谳，但是这种转移目标的策略之适合苏联领导人的脾胃，日后却为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所证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1943年10月）曾建议土耳其应当“遵令”立即参战，用维辛斯基的话说。这“可以从俄国前线调开十五个德国师。……如果土耳其想要分享和平，它就得象俄国人正在受苦那样在战争中受苦。”
丘吉尔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执意要在东地中海开辟一条盟国战线，并要土耳其参加，这倒反而使克里姆林宫的热心冷了下来，表面上固然是因为美国的参谋长们说过，要把土耳其装备起来就得推迟在西欧发动攻势，但也可能是由于他们疑心丘吉尔在玩弄计谋，先声夺人，使克里姆林宫对巴尔干实行军事政治占领的算盘落空，也可能是由于他们不想让西方盟国染指这个地区。这样，土耳具政府就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瞻望前途，巴尔干国家尽入俄国掌握之中，固然使他们不寒而栗；而另一方面，前此在10月到11月间，德国的局部空中优势把英国远征军从多德卡尼斯群岛赶走的战绩使他们犹有余怖，现在如果按照英国的意图行事，他们害怕德国会立即对他们的首要商业城市和主要重工业地区卡拉比克…宗古尔达克进行报复。
土耳其于是拒绝在装备就绪之前冒此风险，而它所要求的装备的规模，英国政府认为是过分的、不切实际的，这就导致了英国，继而美国，中止向土耳其运送军事装备（1944年2月），并对它施加外交压力，首先是强迫它停止对德出口铬和其他重要物资（4月），接着又强迫它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西方盟国的变卦使土耳其新闻界（其灵活易变委实值得他们的波斯和意大利同行称羡）不禁恼羞成怒，即于同年春天转而讨好苏联；土耳其警察又不早不晚在5月间“破获”了一个泛土耳其主义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秘密组织”，其实该组织以前的宣传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政府还向莫斯科建议缔结一项协定，使两国的政治合作更加密切，以保障巴尔干国家的安全。苏联报纸对土耳其的奉承拉拢报之以冷嘲热讽，而克里姆林宫则曾以土耳其未能参战为由推卸日后在和会中对它承担任何义务，径自进行对巴尔干国家的军事征服了。
斯大林在1944年10月的第三次莫斯科会议上向丘吉尔提出了海峡的前途问题，他争辩说，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已经过时；后来，他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再度提起此事，就立即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由三国外长在下次会议时予以讨论。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对轴心国宣战，只是引起了苏联报纸更多的嘲讽；3月19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土中立互不侵犯条约，理由是该条约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他们的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在此期间，波斯有一个激烈的“人民党”已在一批为数不多的波斯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成长起来，它立即博得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会运动的拥护，前者对统治阶级的自私腐化深恶痛绝，后者则在其襁褓之中就已受到该党的抚育和引导。一种活跃的左翼报纸在苏联当局的支援下问世了，并在1943年7月自行组成一个“自由阵线”；但是1943年有一位前任首相赛义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回到波斯，他是个保守党进步派一类的人物，先前为国王礼萨贬谪出走，寄居巴勒斯坦多年，他一回来，却惹得人民党给他加上了一个英国代理人的头衔。
1943…1944年的秋冬两季，英、美石油公司的代表来到波斯争夺东南部的特许权。或许是意在拖延时日，波斯政府聘请了一批谘议和顾问，责成他们就波斯的石油蕴藏以及与此有关的事项提出报告；但是可能因为事实上接受任命的全是美国人，而在1944年8月8日又公布了一份英美石油总协定，克里姆林宫于是决定重新提出俄国对波斯北部石油特许权的主张，这本来是沙皇政权提出过的要求；虽然他们在1921年同波斯签订的条约中曾经宣布放弃一切类此的特权，但是条约中规定不得将上述权利让与任何其他强国。
美国这时正一心觅取新的油源，三个强国原可以就此签订一项分享波斯石油资源的协定，但是克里姆林宫不失其特色，宁愿单独行动。1944年9月26日，波斯政府接到苏联提出的要求，索取北部五省的特许权，此项特许权在1916年曾归一个俄国公民所有，不过随后就被放弃了。但是波斯政府迫于议会的公论，已经决定，在战事结束以后外国占领军撤走之前，不就特许权的申请作出任何决定。美英政府都接受了这一决定，而苏联的谈判代表则以这样拒绝的后果对波斯进行威胁。驻扎在德黑兰的红军分遣队保护人民党的群众示威，反对波斯当局的抵制行动，并在苏占区听任左翼为所欲为，对政府百般攻击诋毁。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的冲突加剧，整个国家实际上已经一分为二。
在北部，俄国人有计划地把不愿遵循他们的政策的波斯官员排挤出去；在南方，好几个城市里的人民党党部都被有产阶级收买的打手捣毁，有产阶级这时已经组成了一个以赛义德·齐亚为首的民族意志党。莫洛托夫在雅尔塔声言苏联对波斯的关系并不紧张时，人民党的报纸却于1945年上半年就开展了一场运动，要求设立省议会，特别提到了阿塞拜疆，那里讲土耳其语的居民同毗邻的苏维埃阿塞拜疆居民的关系，要比对波斯其他地区的居民更为亲密。由此可见，在波斯，“冷战”的开始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早，它开始于随着斯大林格勒的解围而“热战”向西移去之时：早在1943年，波斯的左翼势力就在进行动员，以推翻万恶的现政权，这无疑是苏联授意和支持的，而有产阶级也已开始组织起来捍卫他们的利益和特权。要说苏联的目的不是早就在于把西方的利益，特别是英伊石油公司，赶出整个伊朗国土之外，这是难以说得通的。
英美两国在1944年初寻求东南部的石油特许权这件事的本身就显得既不合时宜，又带有挑衅性，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促成事态发展的急转直下，把人民党推上了第一线，公开出面，大喊大叫，支持苏联悍然索取北部特许权的要求，而莫斯科的本意或许倒并不准备让人民党在它处于控制政府的地位之前就抛掉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假面具。总之，这里同巴尔干国家一样，“冷战”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在这两个地区，欧洲胜利日都几乎毫无意义可言。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就不象在土耳其和波斯那样急功近利，这一阶段只求在埃及、伊拉克、近东国家和埃塞俄比亚设立外交使节，使这些国家里的本国共产党得到鼓励就心满意足了。1945年6月，新选出的莫斯科大主教访问近东国家和埃及之行，其用意显然是要削弱上述诸国的正教徒对君士坦丁基督教普世大主教的尊崇，重树沙皇俄国教会对他们的权威；此行还带去了一项建议，重新开办在沙皇治下创建的许多俄国学校。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教长的圣职得到恢复，并在苏维埃亚美尼亚举行了教长选举，这也都是企图赢得这个资质聪颖而流散各地的亚美尼亚民族的支持，这个民族在几个中东国家里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使他们深有俯仰由人之感，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下历尽苦难，还只不过是一两代人以前的事，因此不胜身世之悲。
1943年11月的黎巴嫩危机中，苏联政府暂时同戴高乐结盟，这同它的惯常支持“民族解放”是矛盾的，但是不管怎样，伦敦的《工人日报》已能把危机的罪责归之于“反动的英国势力”。到了1945年5月出现叙利亚危机的时候，苏联的支持就已从法国人一边转向民族主义者一边。据说它曾向阿拉伯联盟敲过警钟，它不会允许法国人在近东国家的势力为英国人所取代；1945年7月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声言“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自1941年以来即已日趋衰微”，这一说法可以看作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指导苏联在中东的侵略政策的一项原则。
第二编 阿拉曼大捷之前 1939…1942年
第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 1940年6月
有一位在慕尼黑协定时期深知内情，颇能对埃及舆论进行评价的英国官方人士，曾给笔者作过一番描述，认为情况是如堕五里雾中，既是焦虑不安，又怀有喜悦的期待，期待着英法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日见衰微，或者毁灭无遗。根本谈不上什么惊惶失措，因为公众还没有认识到战祸已迫在眉睫。
1939年3…4月间，德国并吞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意大利兼并了阿尔巴尼亚，接二连三地打击了英法的威望，却并未引起埃及公共舆论任何肯定的动向。它依然无动于衷，至多不过是在试图说明欧洲大事的时候，把表明轴心国的坚定决心和无情手腕的事实同英法方面显而易见的束手无策加以对照。1939年春天，德国的将军们访问了昔兰尼加数达八万之众的意大利驻军。该地区的边界距离开罗不过四百英里，而有关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比起埃及人对英国在埃及的驻军（人数约为一万）或对埃及陆军的信心来，却远远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埃及陆军这时还不过是在改组和扩充之中，英国人出于对这支队伍有朝一日或许会发挥的作用有所怀疑，所以过去一直使它处于萌芽时期和没有实效的状态。
1939年5月初，意大利驻埃及公使访问罗马归来时，带来了意大利保证亲善的口信；接着在5月9日到10日又有利比亚总督巴尔波的来访。巴尔波觐见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