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定的政策取代自由市场经济。
这两项重大变化之间的奇怪的矛盾在于这一事实：在世界所有的主要国家中，美国从心理上讲最不准备接受对经济关系实行政治控制，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永久的或正常的特征。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刚结束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大半是出于想降低贸易与财政往来的政治壁垒这一愿望。这样一种政策当然会给美国的工业和农业带来很大的好处，而美国本来就在工业和农业这两方面的大规模生产中享有相当大的技术优势。不过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主张采取自由政策只是或纯粹是自私自利的。相反，他们认为自由交换商品与劳务是国际和平的唯一健全的基础，并且相信，不管其他国家在适应美国的竞争方面会有些什么暂时的困难，全世界各国人民最终反正会获得好处的。
1945年和1946年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被解释为有关经济事务应如何处理这种美国思想同使传统的财政经济考虑从属于国家权力与政策的衡量这种新体制和新习惯两者之间的一场冲突。美国的庞大财富使美国的经济思想有重大的影响，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久也开始改变他们的想法，来适应战后他们所面临的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到1946年年底，美国政策已经显而易见地转变为使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了。
因此，人们必须研究两个相当不同的时期。从战争结束到1946年春天，美国的经济政策在于为国际经济关系迅速走上自由化铺平道路。这种政策有两方面。从消极方面看，它包含着放弃战时的特别措施——废除租借法，撤销英美各联合委员会，终止委托给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各项政府的经济活动。从积极方面看，美国政府支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规划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新的国际银行。此外，它还提出了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的草案，以之作为联合国下面一个专门机构。
然而，美国人也认识到，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在遭受战争蹂躏时，世界经济关系不可能立即自动地自由化。因此，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临时性安排：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油管”信贷以及按分期付款方式向外国政府出售剩余物资。这种种方法都只是作为临时的应急措施，然而正是这种脱离所谓常规的措施构成了战后那段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部分。
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主要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国际经济交易恢复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新起点的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1946年仲夏美国国会批准对英贷款。安排这笔贷款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不过我们决不可以夸大这种新的心情在美国流行起来的速度。当第一次向国会提出给予英国这笔贷款时，所持的论据是同使世界经济关系自由化的理想完全和谐一致的。诚然，政府当时曾极力敦促国会通过这笔贷款，作为保证最终走向自由化的一项不可少的手段。甚至到1947年6月，第一次提出马歇尔计划，把它传达给美国公众时，也还是说它是重建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欧洲经济的手段，借此即可在全世界消除妨碍自由经济交换的政治壁垒。
但是渐渐地，这种议论在美国人的嘴里变成了仅仅是理想与概念的一套空话，在战后国际关系的迅速转变中早已过时了。大约在1946年5月以后，美国政府决定只用它的经济力量去援助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朋友，甚至还取消了已经谈妥的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的贷款，因为它们的政府不再能算作美国的朋友了。想同俄国谈判一项经济解决办法的努力完全失败，这是同一变化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征兆。俄国人对于使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政策始终没有感到任何怀疑：当美国外交官提议，作为对租借债务的一项解决办法和一笔补充贷款的答复，俄国政府应当放松对东欧的经济剥削时，斯大林把这项提议看成是明显的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不能获得一笔没有附带条件的贷款，他宁可不要。
到1946年夏天，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沦为政治的陪衬了。经验证明，这种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交换自由的理想，同战后世界的政治现实是不相适应的。它的先决条件是，或者国际间出现了普遍的和谐，或者对国家实力的经济基础漠不关心——而从二十世纪的经验来看，这种漠不关心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
然而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发现自己这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似乎是暂时的、令人极不满意的。最终使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的希望——即使不再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范围内——仍然是强烈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准备承认，政府对国际经济交易的控制将存在下去，倘使仅仅因为这样一种局面表示政府控制国内经济事务的权力将比美国传统所允许的为大的话。因此，美国政府和人民在1946年下半年回到一种经过修改的战时国际经济关系的体制下时，他们对于这些权宜之计的持久性多少是故意闭上眼睛不看的。
美国想使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的努力徒劳无功，部分地是由于三大国中每一国在战后时期都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国内经济政策。可是，世界大国中经济制度和态度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共同性，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自由市场来交换商品、货币和劳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根本就不可能。
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立即开始把战时建立起来的经济管制机构撤销。政府在这样做时，是响应了人民的意愿。战时，政府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使商人和消费者都感到怨恨。再者，尊重自由企业和外汇自由市场的价格机构，把它们看作生产的主要调节措施，这种传统仍然是强烈的。就连在特殊的利益团体事实上破坏了它的地方，这种传统原则上还是难得受到挑战。当然，是有一些重大的困难，所以管制并没有一下子都撤销。1945年8月21日，从1943年起便支配着美国战时生产的物资管制计划废除了，优先照顾的范围急剧地缩小。对消费品的生产所加的限制也渐渐撤销了。战时生产局于1945年11月4日正式撤销以后，它的接替机关民用生产管理署仅仅接下了对几个经济部门的控制，主要是对依然严重匮乏的纺织品和革制品加以控制。房屋是一个特殊的问题。1946年1月，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成立起来，它具有分配稀少的建筑材料和依次安排房屋的权力。
取消军事部门订货和工厂改为生产民用商品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延搁，在1945年8月和9月里导致了美国工业总生产的一次急剧的减退。但在10月间，情况便有了转机，到11月份，生产指数又到了战时最高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而按当时的价格而言，则相当于战前数字的一倍以上。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当然，军队迅速复员所扩大了的劳动力供应以及商店对于恢复民用生产一般都预先作好了准备这一点也促进了这一成就。
尽管如此，一股巨大的、被压制住的购买力造成了商品的广泛缺乏。因此，象撤销生产控制那样迅速地取消对物价的控制，似乎并不明智。物价控制的前途在1946年成了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一个严重的争端。当国会提出一项将会大幅度地削弱全国物价控制而名义上又使它继续有效的法案时，1946年6月9日杜鲁门把它否决从而暂时完全终止了政府对物价的控制。1946年7月25日，达成了一项折衷办法，但是再次实行的物价控制仅仅是部分的，并没有阻止消费价格和批发价格的迅速上涨。
美国政府采取了同样激烈的步骤来摆脱国外的经济活动。1945年9月27日，一道行政命令终止了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合法存在。结束业务的工作移交给了政府的其他部门，大部分移交给了国务院，国务院则把向国外出售政府剩余产业的职责委派给了一名专员。诚然，这也就是移交给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接替机关的主要剩余业务，政府对原料和其他商品的购买，同政府输出美国产品一起，都将终止。就美国而言，国际贸易今后将由私营商行和个人来经营。
但是，如果认为战争的经验和大战前那些萧条的岁月中的经验，没有在美国经济或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政策上留下痕迹，那将是错误的。相反，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管制范围相当广泛，仅仅在同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比较之下才显得较小。战争所带来的最大的单一技术发展——原子能，仍旧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有些兵工厂也仍旧在一种备用的基础上听候政府安排，并没有改过来从事民用生产。此外，美国生产的农业部分则在一种补助金、有保障的售价、产量定额，以及政府的收购、贮藏和“剩余部分”的销售这一套苦心安排的制度下繁荣兴旺。
国家支出的比例在1946年年底仍为1940年的四倍以上。这一增加（当然，由于物价的上涨而过分增高了）意味着政府的活动已经深深地全面渗透进了美国的经济。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要求和政府的财政与放款政策，同政府的规章、条例、法律一起，对私人企业发生的影响远比战前为大。例如，外汇自由市场的经营便受到新的官方活动的控制和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认为政府有责任和能力来保证充分就业与繁荣昌盛的这一新的概念，已经牢牢地印在美国人民的头脑中，并且通过1946年的就业条例正式写成了法律。
尽管外国人把美国看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美国人自己把他们的经济制度看成是由自由企业支配的，战后的制度实际上是老式的资本主义和新式的国家控制的一种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的制度下，政府的政策发挥了异常深远的影响。例如，就连在国内，在美国人用不着去考虑社会主义或者其他外国思想的地方，战后对“正常秩序”的恢复也是很有限的，而对经济过程的政治控制这种新的干涉则是很广泛的。
英国的国内经济政策既不象美国也不象俄国，根本不能同对外经济关系分割开来。这个国家靠进出口生活下去，所以一切其他的考虑都不得不根据这个事实来衡量。英国的压倒一切的国内经济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提高出口的水平，使英国政府和人民可以偿付必需的进口并支付他们对外的其他财政义务。
1944年11月同美国缔结的经济协定，为恢复英国工业、重整出口贸易以及逐步减少租借物资提供了一个开端。不过这个协定是以对日战争将持续到1946年，在租借协定期满以前英国经济可以有时间逐步重新整顿就绪这个假定为基础的。对日战争意想不到地提早结束，导致租借协定突然在1945年9月2日一下子废除了，这时英国工业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开始大规模出口，英国的经济总的说来也还不能希望哪怕是勉强地自立。结果，同美国进行新的商谈成为势所必行的了。
英国的险恶的国际经济形势，使任何人也无法想象，取消战时的管制就能自动恢复战前的经济方式。国内遭到的重大损害与情况的日益恶化，使这样一个计划更不可能。而1945年的大选使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工党政府出来执政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公众的意见已经有了多大的转变，远远不想恢复战前的“正常秩序”了。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