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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嚷地要求获得各种陆军和海军装备。许多人感到，他们的需要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只有剩余的项目才应该给予英国或其他盟国。但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已经没有什么剩余了。如果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那末美国人运交给英国和俄国的物资就会停止或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实际上，美国陆军和海军的负责人始终没有直截了当地驳回盟国对大国战时生产的要求，但是他们经常受到下级很大的压力，因为凡是可以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些下级全都要，甚至还不够，英国人当然认为，美国提供给他们的供应品不应中断，也不应作大幅度的减少，这是最根本的，对于这一目的，他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因此，围绕着拟议中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权力和组织问题所形成的辩论是紧张的、长时间的。英国原先的建议是以军事上分区负责的原则为基础。他们提议美国战时生产的一定部分应该分配给英国，就象根据《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已经对俄国所做的那样。然后，英国的一个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就把英国政府可以获得的全部供应品分派给军事上由他们负责的地区内的各国和各军。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个委员会则对供应了英国和俄国的需要后剩余下来的美国产品作出同样的安排。根据他们原来的建议，英国在军事上负责的地区包括欧洲被占领的国家、近东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拉丁美洲和中国则交给美国人去负责。
这种意见没有能获得出席会议的任何一个美国人的赞同。他们决心自己来控制美国战时所有产品的分配，不过在一些特殊的问题上，他们却愿意让英国人拥有发言权，并且愿意承认这项总的原则，即供应品应该送往需要最为迫切的地方去。美国人特别主张成立一个单一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由它按照新成立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战略指示把英美两国生产的产品分配到世界各地。鉴于美国生产的潜力很大，而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设置在华盛顿，这样—个建议实际上肯定将使美国人对所有各战区的军事计划具有主要的发言权。英国人极不愿意接受这项建议，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们在军事问题上全面地牺牲了他们的自主权。
这场争论直到1942年1月14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才告一段落。结果，双方达成了一种不很稳定的妥协办法。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设在华盛顿，一个设在伦敦，分别以哈里·霍普金斯和比弗布鲁克勋爵为首。华盛顿委员会负责处理美国制造的全部军需品的分配，伦敦委员会则负责处理英国制造的全部军需品的分配，虽然一致通过的文件并未作明确规定，哈里·霍普金斯却声称，他的委员会将被视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
英国人极其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是有条件的。他们同意对这种安排先试行一个月。实际上，这种安排在战争的年代中一直有效。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为军需品分配问题发生的摩擦并未结束，但是对可以生产出来的军需品的分配又商议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总而言之，这个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它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挥其影响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基础。鉴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通过华盛顿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去安排美国军需品生产的，他们的决议能够并且的确导致军事行动。比较起来，伦敦委员会起的作用较小。它实际上有点象华盛顿委员会的一个分会，而不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用书面形式商定的那个对等的机构。原因是英国的军需品生产比美国为少，必要的原料要靠华盛顿配给。因此，华盛顿委员会通过给予和不给予原料和制成的军需品，实际上控制了不少英国的战时生产，而伦敦委员会对美国的经济则没有可以与此相比拟的支配力。
尽管如此，伦教委员会在自己的范围内却享有实权。欧洲各国的流亡政府同英国人的关系就跟英国人同美国人的关系相去无几。的确，它们依赖英国施舍的程度甚至更大。同时，除加拿大，英国各自治领的军事装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英国的生产和供应品的分配。然而，和美国巨人比较起来，英国的确是微不足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结果就是为英美的联合军事管理设立一个机构，把战争的最高指挥权可靠地交给了华盛顿掌握。鉴于两国之间资源的对比，对它们共同的努力无法轻易地设想出任何其他的结果来。
在后来物资缺乏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军事领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要求置于和其他盟国的要求相同的基础上，这经常造成了一些冲突。英国人感到美国的军事需要应当“取决于”对物资用途所作的统计和周密的计算，正象他们对美国施舍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都不得不取决于他们所说明的理由那样。另一方面，美国的陆军和海军自然感到，他们对本国的产品享有优先权，在他们看来，英国和其他的盟国能够得到从美国的军事需要方面可以匀出来的那部分物资就应该感到满足。任何书面的协定都没能消除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的分歧，不过摩擦始终没有变得十分严重，从而未危及阿卡迪亚会议上所制订的行政方面的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轮廓。
要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就需要对美国的军事机构进行初步的调整，然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才能顺利地行使职权，同样，英美联合作战努力中的经济机构也要求美国国内的经济部门进行一些改变。在这两方面，美国人都从英国人所提供的意见和英国实践中可以采用的范例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因此，比弗布鲁克勋爵在鼓励美国官员对军需品生产要有远大抱负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1942年1月13日会议正要结束时成立的战时生产局，接受了广泛的权力去执行罗斯福向全国提出的那项扩大了的生产计划。美国经济动员的成就和它与盟国作战努力的结合将另行加以叙述，这里只需要作为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着手处理的另一个问题而提一提。
阿卡迪亚会议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它对舆论界，特别是对美国舆论界的影响。丘吉尔的到来立即便加以宣布。他和罗斯福在会议的第二天还接见了新闻记者。白宫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公开露面和公开宣布提供了机会。的确，美国报纸上经常获得一连串充满人情味的报道。新闻记者的创作才能用大量有关商讨过程的猜想和臆测把官方公布的简洁的公报加以铺张，但战略性的决定则一点也没有透露。
白宫在丘吉尔抵达后第一次发布的公告中有下面这么一句：“……应当把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看作把俄国、中国、荷兰和＇英国的＇各自治领等正式包括在内的进一步会议的预备会议。”这引起了大量的猜测和评论，大多数新闻记者都预期会成立一个包扩所有国家在内的盟国作战会议。这种猜测大大掩盖了会议在英美两国合作方面实际取得的成就的意义，直到若干时间以后，报上的评论员才不再期望这个政府间合作的机构会进一步扩大，把其他国家也包括进去。
丘吉尔正在大西洋西岸逗留的期间，公开发表了两次演说。1941年12月26日，他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讲了话，四天以后，他在渥太华的加拿大议会里也讲了话。两次演说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并通过无线电和报纸作了最为广泛的宣传。
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公众的心理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很难正确地估计的，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白宫宣传人员在透露点滴重要新闻方面所采取的自由政策，用意至少部分在于向美国人提醒英国在战争中听起的作用并巩固英美两国之间的良好感情。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对于会议事项的评论都是一致赞扬。报刊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会议期间所产生的意见分歧。
到会议结束时，英美两国出席会议的人都有不少事情可以自相庆幸。英国人获得保证，美国的部队主要将用于对德作战，美国的军需品供应也不会中断。至于美国人，他们几乎在发生争执的各点上都可以获得胜利。此外，历史上最亲密、最有效的战时联盟的基础已经坚定可靠地奠定了。英美的结合比任何一方在会议开始前所期望的还要密切。尽管美国人在大多数联合委员会里都占有优势，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两国都把自己本国的武装部队置于一个联合的全面的指挥机构之下，从而放弃了对本国武装部队的部分控制权，这也是实在的。
回顾起来，很容易认识到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为英美合作的前途作出的决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总的可以说，往后进行合作的基本体制在这次会议期间已经建立起来或采取了新的形式。
会议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重要结果，英美最高级行政官员的长期的、密切的接触，促使美国人照着英国已经制定的战时动员方式仔细去检查一下他们国内的行政机构。国务卿赫尔个人没有能和丘吉尔处得很融洽，这件事和他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事件的偏狭的愤怒，在影响战时的最高决定方面注定了国务院的命运。从那时候起，赫尔就被排除在美国政府的核心会议之外，美国的对外关系变得是以一种非常暧昧的方式在加以处理，形式上是通过外交的正常渠道，而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则非正式地通过总统自己的办公室。
就英国而言，阿卡迪亚会议清楚地表明了，它不可能采取一种真正独立的政策，英国无论如何不得不依靠美国，美国在两国联合会商中所发挥的影响适当地增加了。诚然，英国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原则上是通过了，但在讨论到的其他问题上美国人所占的优势则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这次会议的结果还为英美同俄国的军事关系——或者不如说是缺乏关系——定下了格局。实际上，两场战争正在分别进行。俄国对德国的战争同英美两国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争仅仅具有淡薄的关系。西方盟国运往俄国的物资供应，以及共同签署的一些宣言（象这次会议所制订的那种），成了它们唯一的联系。在对德战争中试图在俄国人和西方之间建立真正有效的合作的这一任务，结果证明是艰难的。然而，他们的确作了努力，而且有些努力并不是全然无效的。这些努力的经过就构成了贯穿着本书的主要史实之一。
当美国突然发现自己遭到袭击时，珍珠港事件前那段时期里美国经济政策所独具的犹豫不决和折衷办法，很快就变为全面努力去增加战时生产了。大幅度的变动是必不可少的。工厂不得不改成兵工厂。新的管理方法不得不发展起来，以便控制生产并把生产导入对战争努力最有用的渠道里去。原料的缺乏、工厂的缺乏以及在稍后时期人力的缺乏，都不得不加以应付。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为了权限的争吵不得不约束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对美国工厂产品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也不得不加以裁定。同时，凌驾于所有其他应加考虑的事项之上，生产不得不以一种以前几乎没有梦想到的速度增加上去，并且达到以前几乎没有梦想到的水平。这么许多要求对美国经济同时产生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的确，直到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战时经济管理的主要轮廓才变得比较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