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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主要是海上霸权的创造物。只要皇家海军能控制七大洋，帝国的防务就不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但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就不复存在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在世界各大洋上的消失，对维持既定的帝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英国本土迫切需要军事力量来捍卫的时候，这些问题自然变得更其尖锐了。然而，由于特别带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的扭转，英国之能够作为一个大国幸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它不仅可以从帝国汲取到经济力量，而且还可以汲取到军事力量。
一个新的海军大国——日本——在太平洋上兴起，从后方打击了英国海军。在十九世纪，对欧洲海岸用海军布下一道包围圈，实际上便可以保证帝国分散得很开的前哨阵地不受到任何重大的军事威胁，因为那种军事威胁只能来自欧洲大陆。日本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大国之后，英国起先是使它成为一个盟国来抵销这一不利的发展，但到了本世纪的二十年代，部分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这项政策被放弃了。从那时以后，英国海军就处于两条战线——同欧洲的一个征服者和同日本——作战的威胁之下。这种战略形势在1941年12月果然成为现实，而面临这样的形势，皇家海军的确是不够强大的。
军用航空和潜水艇的发展，也同样促成了这种形势的变化，削弱了战舰在海上的统治权，特别象地中海那样狭小的海域，不再能象纳尔逊时代那样由一支英国小舰队加以控制了。地中海上通往中东和远东的交通线受到了威胁。与此同时帝国内的一条重要链环也受到了威胁。
按照帝国有关领土的性质来说，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居民大部分是英国后裔的自治领，其感情和态度和那些主要居住着异族人民的英国领地大不相同；其次，就英国保护这些领土的力量日益削弱而言，则对帝国这两类领土都引起了一些根本的变化。
就自治领而言，英国对它们事务的管理权除礼仪方面外，全都早已放弃了，但感情和休戚相关的联系仍然是强有力的，足以使所有的自治领（爱尔兰自由邦除外）在欧战爆发以后几乎立即站到英国一边参加战争。自治领能够和愿意提供的援助是很大的，既有经济援助，也有直接的军事援助。然而，英国战略上的软弱，却引起了帝国整体防务与各自治领本身的防务之间有可能产生一场实际的利害冲突。1941年春季在制订太平洋方面的参谋计划时，这种潜在的分歧就变得很明显。当时澳大利亚人担心澳大利亚大陆本身的安全，不愿意象英国海军方案制订人希望他们所做的那样，把他们薄弱的海军力量大量派去防卫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了。英国力图在缅甸使用澳大利亚军队，也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反感。
力量的现实使自治领同美国建立起新的关系。1941年以后，单就自卫这项直接的工作来说，加拿大和太平洋上两个自治领，主要是指望美国而不是指望英国给予援助。加拿大长期以来就既隶属于美国的经济范围，又隶属于英国的政治家庭。在战争的年代里，加拿大仍保持着这样一种地位。但是在太平洋上，战争引起了相当引人注目的变化。1941年以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美国的接触很少，而在日本发动进攻后，援助它们的主要是美国人。英国人在新加坡失陷后，几乎已被完全逐出了太平洋地区。
就南非而论，由于荷兰血统的南非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内部倾轧，以及他们双方对于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黑人居民都抱有同样的恐惧，因而对战争的军事贡献较少。南非正如它的人口组成一样，它对战争的贡献，恰恰介于各自治领与英帝国的殖民地之间。
各殖民地和印度的战争动员不可能达到象自治领那样的规模。落后程度各不相同的那些土著居民，只有经过长期训练之后才能投入战斗；而且，他们对英国政权在政治上缺乏任何强烈的感情，他们之所以服役，主要是出于雇佣兵那种职业的自豪感。由英国部队和印度部队混合编成的印度军，提供了几个精锐师参与英国的作战，但总的说来，印度的情绪说明了英国人在同帝国的那些土著居住地区打交道时所面临的进退两难局面。
这种进退两难局面是这样的：当印度人经过训练和教育，熟悉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因而可直接投入现代战争时，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有很大一部份便对英国的政治统治不满，不想为加强英国的军事力量而效劳。有许多印度兵则几乎或完全不受反英运动的影响，而且对印度农民来说，当兵在经济上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英国当局在招募他们所能训练和装备的新兵方面始终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国大党的积极反对，严重地干扰了印度为英国作战作出贡献，在1942年日本虎视耽耽地迫近印度的时候，这种反对就达到特别危险的程度。
本来可以用于向敌人发动进攻的士兵，这时却需要在印度维持冶安；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拒绝服兵役，或者甚至在监狱里忍受折磨而憔悴。
在帝国殖民地中的不发达地区，不满英国统治的情绪比较淡薄，但是土著居民的军事价值也比较低。象马来亚、近东及非洲殖民地这类地区。它们所起的作用大半是经济方面的。土著工人生产各种原料和半制成品，这些产品有时对英美两国的经济极为重要。但是这些地区的战时动员工作做得极不充分，则仍是事实，因此，当香港，马来亚和缅甸这类地区遭到敌人进攻时，土著居民对于英国统治的覆灭，不是无动于衷，就是表示积极欢迎。
在管理殖民地和印度的工作中存在的这些微妙的问题，被美国人所采取的态度弄得更形复杂。许多美国人都抱着赞同的态度指望在战后取消一切牌号的欧洲帝国主义，并在以前的殖民地区内施行一种世界泛围的新政。帝国这个词在美国人听来通常是一个带有邪恶与犯罪意义的词。这是美国国内政治上各趋极端的派别都一致同意的一个论点。罗斯福的最忠诚的自由派支持者和孤立主义者当中他的最激烈的政敌，在不信任英帝国主义上是团结一致的。总统一直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可能会受人操纵而利用或者好象是在利用美国的权力去支持英国的殖民帝国。
罗斯福本人并不相信殖民帝国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值得存在。他对未来的世界怀有宏大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各族人民都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够主宰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他想象，对不能立即在平等基础上加入民族大家庭的那些落后民族，规定一个国际托管的临时过渡时期。罗斯福和他意见一致的其他美国人无疑低估了任何这种规划实行起来会遇到的困难。他们往往以为美国的政治方式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搬用到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去。这一点在罗斯福信口向丘吉尔提出的一项建议中便得到了证明，他建议印度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仿照美国大陆会议和《联邦约法》建立新的统治机构，到适当的时候再制订宪法，成立一个固定的政府。
英国与美国对帝国的看正分歧点集中在对《大西洋宪章》用语所作的解释上。宪章第三条申明：“第三，他们尊重一切民族关于选择自己将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的形式的权利；他们希望看到那些被强行剥夺了权利的人们重新享有主权和自治。”罗斯福把这个声明公开解释为适用于全世界，以此类推，就包括在欧洲各帝国统治下生活的亚洲各民族。与此相反，丘吉尔却把他的完全不同的解释叙述如下：
……联合宣言决没有限制以前历次发表的关于在印度、缅甸或其帝国的其他属地发展立宪政府的各项政策声明。……在大西洋会议上，我们心里想的主要是恢复目前处干纳粹奴役之下的欧洲国家和民族的主权、自治和民族生活，以及在可能不得不对疆界有所变更时起支配作用的那些原则。因此，这个问题同效忠英王的那些地区和民族的自治机构向前发展的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英帝国的前途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的观点正面发生冲突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的冲突只不过反映出两国人民的态度不一致而已。
英国对欧洲沦陷区的政府在短期与长期目标之间碰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英国人是想促成一场不是大变革的革命。他们谋求在短期内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鼓动骚乱、起义和抵抗。但是就长期目标而言，英国人则希望见到战争结束后，大体上恢复战前的那种政治和社会安排，当然，再加上各种改革。这两个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因为被征服的欧洲居民中最乐意参加颠覆活动的，并不是支持恢复战前社会状态的那些团体。
在1941年6月以前，抵抗运动取得的进展很少。1940年夏季，大多数欧洲人都预料英国会战败，所以他们似乎必须同希特勒“新秩序”下的生活协调一致，不论这种生活可能是多么令人厌恶，多么残忍和暴虐。既然对未来抱着这样的预测，那就很少有人会甘冒丧失生命、财产以及人类正常生活的种种关系的风险而去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表示一下毫无益处的姿态。1940年秋季，英国顶住了德国的空袭而生存下来，给许多欧洲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各种抵抗团体于是成立起来了。其中有些团体同英国代表暗中进行接触，但是除了在南斯拉夫的以外，这些组织的活动，都仅仅限于情报工作和为将来奋起反对德国人拟订计划。
德国对俄国的进攻，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来说，成了起来抵抗纳粹党人的一个信号。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共产党人早已处于接近非法的地位，或早已转入地下，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他们近旁已经有一个适合于进行非法活动的组织了。而且，革命的理想吸引了一些热狂献身的人，这是较老的教义很难办到的。因此，共产党几乎立即就成为欧洲抵抗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势力实际上到底有多大，这是很难确切说明的。共产党的政策是同愿意积极参加对纳粹斗争的所有团体组成“统一战线”，并且为了使抵抗运动的号召力尽可能地广泛，共产党有意避免居于突出的领导地位。这项政策的一个结果是，在许多非共产党的团体被吸引到抵抗运动中来的那些国家里，共产党的势力仍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战前的政治和社会领袖不愿冒险进行非法活动的国家里，尽管共产党人主要是进行幕后活动，但也还是充当了主要的角色。一般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