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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民在1941年6月22日发现他们已同苏联处于交战状态时，大概并不象他们那个领袖那么感到高兴，但是宪法规定给他们的公民权利都遭到破坏，他们的报刊也都被搞成清一色了，除了服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1941年2月15日，所有的政党都遭到取缔，虽然在这一年中还举行了两次公民投票，但也不过是比德国常常举行的那种公民投票稍微不那么可笑罢了。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罗马尼亚的舆论——这主要是指城镇内各派的政治观点——都支持安东尼斯库的决定，因为人心都热中于反俄和反共。在以前的一些政治领袖中，有许多人仍旧不愿意同德国结盟，但是，打俄国人的机会却好象是不该轻易错过的。还有，罗马尼亚人都已相信他们并不会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当然是会“了解的”。他们尤其希望抢在匈牙利人的前面，因为匈牙利人起先似乎并未觉得他们也会卷入这场战争。至于农民群众，要去猜测他们会有什么感觉，那是愚蠢的。当时罗马尼亚只有少数的共产党人，而且几乎全都在监狱里，又几乎全都是犹太人。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极其普遍，这就有助于使这个国家心甘情愿地依附德国。虽然早在1938年就已经修改过戈加政府那种极端反犹的法规，但是，犹太人还是备受毫无自由之苦。
此外，罗马尼亚还有两个强大的亲德的“压力集团”，一个是人数很多且在特兰西瓦尼亚还很富裕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还有一个是霍里亚·西马的那些追随者。虽然西马在1941年1月事件后就已潜逃到德国去了，可是直到现在，他在国内还不乏热烈的青年追随者。希特勒在安东尼斯库掌权的整个时期把西马窝藏在德国，这是相当突出的，也是很出人意料的做法——尽管元首很喜欢安东尼斯库，他却对于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去讹诈安东尼斯库感到很高兴。
起初，罗马尼亚人的进攻很顺利。1941年7月5日，落在俄国人手里一年的布科维纳，宣告解放了。到7月底，又克复了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军队已到达了德涅斯特河边。8月间，罗马尼亚人渡过德涅斯特河，从而侵入了俄国的乌克兰，并于10月16日占领了敖德萨。10月18日，安东尼斯库颁布了一道法令，着手建立包括敖德萨在内的罗马尼亚行政区外尼斯特里亚。但是，这时，一个新的、较长、较糟的阶段正在取代最初的阶段了。全国农民党的一些政客，特别是马纽，以及自由党的某些政客，开始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罗马尼亚对德涅斯特河东岸并没有什么要求；马纽还说，倒是应该把罗马尼亚军队派往特兰西瓦尼亚去监视匈牙利的部队，他们现在已经动员起来了，因为匈牙利事实上已于6月27日向俄国宣战了。11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祝捷的游行中，有人当着凯特尔的面喊叫“我们要特兰西瓦尼亚！”。一个月后，使许多罗马尼亚人惊慌的是，英国对他们的国家宣战了（12月6日）。12月12日，安东尼斯库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珍珠港事件后提出的要求，对美国宣战了。12月7日，德国人宣布他们的俄罗斯第一战役已告结束。
匈牙利在1941年的地位和政策，可以从若干方面区别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地位和政策。匈牙利甚至比保加利亚更渴望收复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统治过的所有领土，而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者的宣传已经造成了一种渴望获得领土的怀乡症，这也许只有德国才治得了。马扎尔人的统治阶级和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都对俄罗斯人和共产主义怀有深仇大恨。这两种因素迫使匈牙利在一场对苏战争中倒向德国一边。但是，匈牙利的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者，甚至在1940年8月以后，其矛头首先还是针对罗马尼亚的，而匈牙利的那些统治者则一直给搞得心烦意乱，一方面想抢在罗马尼亚人前面去博得希特勒的好感，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同德国的伙伴罗马尼亚结盟。有些马扎尔人争论说，暂且按兵不动，等到罗马尼亚在对俄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时再说，那样岂不是更好些吗？
匈牙利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特别是象拜特伦和捷列基（其影响近几年来日益不及较为亲德的地主阶级）这些权贵，都痛恨希特勒，把他看作一个暴发户兼革命者，因为他扰乱了他们的农民和工人，并且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政治独立；希特勒也打心底里厌恶他们。他在匈牙利的那些代理人和伙伴，即那里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和形形色色的匈牙利纳粹党，事实上已经煽动了广泛的不满意现社会的事件。1939年降灵节的选举已经显示出，布达佩斯一些工厂里有强烈的亲纳粹情绪，而且没有耕地的农民在把他们征召起来派往东线之前，人数上仍然是个非常大的因素，他们现在已给纳粹分子那些标语口号诱惑得心神不安了。政策当然都是由权贵和大地主们，由他们在议会里和军队里的代表以及他们在好几年前选来当摄政的霍尔蒂海军上将制订的。反犹太主义在匈牙利所起的作用比在保加利亚所起的作用大，只是范围不象罗马尼亚那么广泛。
虽然那些议会领袖在抵制德国的压力方面往往是小心谨慎、优柔寡断的，可是，匈牙利参谋总部却是明确地亲德的。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所提出的证据表明，匈牙利的参谋总长维尔特将军早在1940年8月就一心一意在学德国人的样了。其实他和他的同僚在政府决定必须入侵南斯拉夫以前，就已经作出了入侵的部署。摄政肯定在1941年下半年以前就已被各种各样军事压力和获得领土的希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时，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也许还应该补充说明，他的政治判断力始终就不是非常敏锐的。况且在这阶段，许多比他聪明的人都认为德国“一定会打赢”。
在最初制订“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并没有提到匈牙利。甚至在1941年6月1日的指令中，也只是说到了6月中旬以后，将要求匈牙利允许德国南方军团的一部分部队进驻它的领土，以便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队之间由德军打进一个楔于。希特勒怀疑意大利人和马扎尔人的流言蜚语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而他一贯想要求匈牙利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又在军事上提供积极的支援，这也决不是不可能的。看来哈尔德将军在1941年3月下旬致维尔特的信中要求马扎尔人合作，不仅是为了对付南斯拉夫，并且也是为了对付苏联。“关于对苏俄的战争，他＇维尔特在答复哈尔德时写道＇原则上是同意的，至少答应动员第八军（克赖希科希采）以及哈尔德所要求的那些机械化部队。”毫无疑问，6月26日正午轰炸拉霍（在卢西尼亚）和卡萨（即科希策）的那些飞机似乎都是涂上俄国标志的德国飞机，它们的行动为匈牙利提供了参战的口实。
1941年4月初捷列基死后，霍尔蒂挑选了当时的外交部长巴尔多希接替他出任总理。巴尔多希以前一直是个职业外交家，这项任命就是要表示一种不介入的态度——虽然他的妻子是日耳曼族人，但是，这个新总理始终就没有被认为是个亲德分子。他为人风趣，也爱虚荣，是一个处境极其困难的意志软弱的人。由于他那种屈从于希特勒的意志的态度，历史必然要谴责他——即使不象那些判他死刑的人那么严厉的话。他愚蠢而明显地对德国人作出了让步，同时还一直欺骗他的同僚和摄政。由于得到莫斯科方面种种友好的保证，巴尔多希在6月23日决定匈牙利将不参战，可是等到德国公使提出抗议时，他又立即同意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6月24日，匈牙利内阁投票反对维尔特将军提出的立即对俄宣战的要求，但是6月26日，巴尔多希又接受了维尔特的要求。这时，摄政有病，巴尔多希去探望他，想使他同意宣战。他在所谓俄国空袭事件上欺骗了摄政，并且蓄意不让他知道来自莫斯科方面的信息。第二天，6月27日，他既没有得到摄政的最后同意——当然也未经摄政签字——也没有同议会磋商，就公布了匈牙利对苏联宣战的文告。德国人并没有在1941年象占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那样占领匈牙利这一事实，使他们有机会可以利用德军入侵这个外加的威胁——他们也有效地利用了这个威胁直至言行一致为止。如果说德国人在1941年6月便向巴尔多希进行过这种恐吓的话，似乎也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匈牙利人心里一直明白，的确很有这种可能。
匈牙利人就这样参加了德国的进军，但是他们的统治者心里却一直觉得他们并没有同俄国作战的明确目标。事实上，从1941年秋季起，他们的精力大都花在设法把他们的军队撤回来。到了那年年底，他们发觉自己就象自己的对头罗马尼亚人一样，同英国和美国都处于交战状态。这一新的困境不仅是由于英国同苏联结盟，而且也由于德国要求同日本加强轴心国的团结而出现的。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到十天，希特勒召集他的伙伴和仆从们到柏林去把反共公约延长了五年。这时里宾特洛甫便激励所有的来宾要为欧洲（加上日本）反俄的事业通力合作。随着俄国人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的抵抗日益强劲，大吹大擂的德军进展也就逐渐结束了。齐亚诺把这次柏林集会的气氛描绘为“实在不平常”。从1940年11月起，保加利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入伙了。齐亚诺指出，反共这个共同特性并没有使巴尔多希、图卡和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不同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进行“一场真诚的相互诋毁的运动”。不管怎么说，当巴尔多希同齐亚诺谈话时，他对德国人也不免要插进几句俏皮话。这次会议附带还为米哈伊·安东尼斯库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提供了机会，他当时是罗马尼亚那个法西斯头子手下的副总理。齐亚诺认为他态度有点儿暧昧。后来他就以罗马尼亚的齐亚诺而出了名。
1942年的保加利亚历史比较平淡。3月中旬，德国人认为保加利亚对抗反俄战争，必须加以谴责，于是阿纳托利耶通讯社3月14日从柏林散发出一个半官方的声明，提醒保加利亚人说，“除非他们对反俄战争作出更为有力的贡献，否则他们不能指望保住他们获得的领土，也不能指望得到另外什么东西。”对此，菲洛夫在3月28日的《时代报》上回答说，即使不是公开作战，“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有着种种战争风险的战争状态了。”4月初，他改组了内阁，内务部长加勃罗夫斯基的亲纳粹感情，由于扎恰里耶夫就任商务部长而有所加强。5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