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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条街一条街地被撤走，头一天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得离开。
在经济领域里，纳粹的政策是充分发展他们在合并区内获得的经济资源——其中包括波兰一些最富饶的产粮区，还有上西里西亚、切欣、多姆布罗瓦和索斯诺维次的煤矿、金属工厂和机械工厂，以及以罗兹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在军事管理时期，他们就由勃劳希契以总司令的身分署名颁布了一些条例，开始把征服区的经济同德国的经济合而为一。9月11日和10月7日之间公布的种种法令，使德国马克同波兰兹罗提同时成为法定货币；成立了德国信贷银行；把波兰企业和产业的管理权授予德国托管人，并规定只有得到勃劳希契的许可，才能获得这类企业和产业，冻结各种证券和其他贵重物品，并管制外汇交易。
对于“政治上并入德国的那些地区”的经济政策，戈林在1939年10月19日的一项指示中作了如下的概括：“其经济的重建和发展，及其生产和供应的维护，必须推动向前，目的在于尽快完成并入德国经济体系的工作。”
可是，戈林在合并区和德苏分界线以西其余的波兰地区之间作出了鲜明的区分。“德国经济中可以使用的全部原料、废料、机器等等”都得从后一地区搬走。凡是“对于维持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不是“绝对必要的”企业，“必须迁往德国”，或者“在目前的所在地”为德国的利益加以利用。下一天，即10月20日，赫斯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华沙将不予重建，而且在这一地区内将不再兴建工业企业。
波兰合并区和布格河…那累夫河体系两者的疆界之间的那片地区通称“总督辖区”。它由波兰的卢布林省以及华沙、基埃尔策和克拉科夫各省的部分地区所组成，包括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卢布林和华沙这些城市在内。根据总督汉斯·弗朗克的一项声明，在1939…1940年冬季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西部迁移进去后，总督辖区的人口在1940年2月大约为一千四百五十万，其中一千二百万是波兰人，二百万是犹太人，四十或五十万是乌克兰人，还有六万是日耳曼族人。总督辖区的面积原来大约占前波兰共和国版图的四分之一（即约为九万七千平方公里），但在1941年德军进攻俄国以后，由于把加里西亚东部也归并进去，所以扩大到了十五万平方公里。
在1939年9月底以后为俄国占领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那部分地区，从1941年6月30日以后所进行的其他行政变革如下：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归东普鲁士行政区，目的是把它最终并入德国。不象其他预定要吞并的占领区那样，比亚威斯托克当地几乎不能说是拥有大量日耳曼人或部分为日耳曼血统的人，因为以前的为数约八千人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早在1939年俄国人占领该地区时，已被“遣返”德国去了。不过，不难想象，有一点可以便这个地区被称为德国以前的领土，因为除格罗德诺这一城市外，由于第三次瓜分波兰，它从1795年到1806年曾经是普鲁士的领土。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北部的其余地区（除维尔纳外），则作为白俄罗斯占领区常务专员公署管辖区的一部分而被归入奥斯兰。再朝南去，沃林的大部分地区和波列西那南部则彼归入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公署的管辖范围。
1939年9月德苏谈判期间，曾讨论了以残余的领土成立一个波兰国的可能性，但是俄国人最后决定反对这个方案。然而，德国人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可能有助于说服西方国家，继续对德作战是毫无意义的。
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在对德国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详细地说明，既然德国和苏联已经共同承担责任，要使前波兰国的领土变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区域”，他赞成立即举行和平会议。希特勒在这篇演说中概括地说明的德国对征服区所抱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波兰国，其组织形式将防止它再一次成为反德活动的温床或反对德国和俄国的阴谋的中心。”
10月1日希特勒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一次会谈，多少说明了他本人在此阶段对于成为总督辖区的那片土地的未来所抱的想法。齐亚诺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对于这片土地的地位还不曾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原则上，他是愿意允许它有一种将会“保证波兰国民生活和平发展”的“国家形式”的，只是要满足几个条件：边境必须如此划分，以保证所有的日耳曼人都能回到德国境内，即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波兰居民混合在一起的话；这个国家决不能成为一个反德的宣传和阴谋的中心；它永远不得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它必须承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占有支配的地位；它还不得成为德苏合作的障碍。对于齐亚诺所询问的，未来的波兰是否应是一个主权国家，希特勒并没有回答，但是他解释说，他无意“直接接管波兰生活”，因为“这个国家的苦难”是“骇人听闻”的。希特勒还补充说，“在同西方国家和平解决以前”，在德国的“人种局面”“由于大规模人口移动而有所改善”以前，他将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国家组织”。10月6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的那天，齐亚诺会见了莱埃，莱埃肯定地告诉他说，将在“德国的真正边界”和布格河之间那片纯粹是波兰人的地方建立一个波兰国。莱埃说，这个国家将是“一种保护国，由于它包括诸如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华沙和卢布林等一些大的波兰中心，它可以……被称为‘新波兰’”。
因此，纳粹概念中的“新波兰”是一个傀儡国，而操纵其活动的线则牢牢地掌握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原来的意图似乎是要建立一个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相类似的当地政府，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能找到一个波兰领袖愿意扮演哈恰那样的角色——更谈不上扮演吉斯林那样的角色——这一目的失败了。这样，尽管希特勒对齐亚诺作了上述声明，他们还是不得不直接接管波兰领土。此外，鉴于西方国家对希特勒的和平提议没有反应，他们于是认为不值得再煞费苦心去虚构一个独立的波兰国了，而戈林10月19日发布的指示也表明，到这天为止，不管原来的意图曾经是什么，总督辖区已被当作一个应当尽可能快速而全面地加以掠夺的区域了。
希特勒在10月12日颁布的“关于波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的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赛斯…英夸特为他的副手。行政机构的总部设在克拉科夫，弗朗克从罗兹迁到那里，在11月初正式就职。他通过10月26日的一道法令，已经把总督辖区分为四个行政区，分别以克拉科夫、卢布林、腊多姆和华沙为中心，这些行政区进一步又分成市区和郊区。在大战的第一个冬季和1940年春季与初夏这段时期里，纳粹分子似乎仍然不能确定，是把总督辖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维持下去为德国的利益充分使用其资源和人力呢，还是把它完全纳入大德国体系，对他们最为有利。强迫波兰人和犹太人从合并区移入总督辖区一事，似乎表明有保留总督辖区波兰特征的意图。克拉科夫大学的教授们在接近1939年底时，全体被驱逐出境并拘留在德国，可是到1940年2月又获准重返家园，这也是有其意义的。几星期后，据说波兰医师也获准在华沙和其他城市里负责医疗工作。另一方面，从文官政体成立之初，就有迹象表明有一种德意志化的意图——例如，据报道波兰一些纪念碑的拆毁，以及德国学校的开办，其规模似乎远远超过总督辖区日耳曼族人和德国官员们的需要。
总督辖区的确切的地位始终没有十分清楚地规定过，但是到1940年年中，关于在该区实施德意志化政策的任何怀疑全都消除了，虽然朝着既定方向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那么迅速。残酷镇压和恐怖政策的种种措施，甚至还有标志着德国对总督辖区统治的后期的大屠杀，都是由弗朗克执行的。他后来交给逮捕他的美国人员大约四十二册日记，其中仔细地记下了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而这些日记在纽伦堡审讯时恰恰成了控告他的最有力的证据。弗朗克在波兰犯下的“灭绝种族”的罪行，希姆莱也有份，因为根据1939年10月7日的一项秘密法令，希姆莱奉派全面负责德意志化政策，包括清除“外国人口中对德国以及对日耳曼族人社会可能构成威胁的那些集团的有害影响”。
说明对总督辖区的政策的那些指示是由弗朗克和希姆莱予以解释和执行的，其中有政治、社会、文化与宗教、经济、生物、物质和精神等方面。在政治方面，总督辖区被当作德国的一个殖民地，并应由各“劣等”民族予以承认。在社会方面，第一个目标是清除犹太人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波兰的所有高等学府都将予以撤销，只容许波兰人接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得在德国人的监督下用德语来进行。他们还采用了各种措施去破坏教会的影响。在经济方面，遵循的政策就是戈林的指示中所规定的代表德国在损害当地居民的情况下进行掠夺。在生物方面，“悄悄”采取的措施在于消灭犹太人和降低波兰人的出生率。在物质方面，从属的居民忍饥挨饿，还受到残暴的迫害。在精神方面，非日耳曼族人的种种最卑劣的本能都受到了鼓励。
德国人曾充分利用1939年入侵后的脱节和混乱现象，采取措施迫害波兰的知识分子。希姆莱后来吹嘘说，当时德国警察“就得有那股蛮劲……去枪毙几千名波兰的头面人物”。除此以外，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1939年下半年，有大批波兰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克拉科夫地区，被押送到各拘留营去。可是，尽管德国的政策很严厉，它们并没有防止地下组织很早便在两次大战间的整个波兰领土上广泛地建立起来。这在1940年初使德国领袖们大为烦恼。他们感到如此忧虑，以致1940年5月在德军进犯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时候，他们遵照希特勒想在东方保持和平的愿望，下令对波兰地下运动采取“特别绥靖行动”，或称“A。B。行动”。因此，6月15日，地下组织有几千名成员遭到逮捕，并且根据弗朗克的命令于10月间被提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后差不多有一半人被处决了。
德国当局在占领波兰后，立即开始招募身强力壮的波兰人，特别是农业工人，到德国去工作。到1940年年中，各合并区身强力壮的工人的供应很快就变得枯竭了，而志愿办法在总督辖区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弗朗克于是在1940年夏季下令，采用强制手段进行招工。1941年和1942年间，他不断表示自己对于为此目的所采用的拦街兜捕这类办法的有效性所感到的得意。象他在1942年8月向绍克尔保证的那样，他在1942年12月能够汇报说，总督辖区已经为德国提供了九十四万余名工人。
早在1941年9月，弗朗克就已经知道，总督辖区居民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接近饥饿的水平。可是，过了将近一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以后，由于戈林在会上把德国粮食情况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他使总督辖区在原来已经过分的需要量之外，又承担了为德国提供五十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1942年8月，他指示下属说，这笔贡献必须全部“在牺牲外族＇非日耳曼族＇居民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