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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怕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会破坏地中海伊斯兰社区的连贯性。
这时法西斯的要求和敌意正在集中于法国。这方面又一次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些要求作出正式说明。但墨索里尼于1938年11月8日和1939年1月8日曾私下两次就这些要求向齐亚诺作了概要的说明;1938年11月30日他还首次在法西斯大会上作了撮述,然后他又特别郑重地在1939年2月4日立下一篇题为“向大洋进军”的政治遗嘱。他的目标可以归结如下:“科西嘉:自治,独立,合并;突尼斯:为意大利人制定特殊法规,突尼斯王组织自治政府,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吉布提:辟为自由港并建筑铁路,行政上为共管殖民地,割让绐意大利;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占有行政管理上的大部分权力。”墨索里尼故意不提萨瓦,因为它不在阿尔卑斯范围内,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都不属于意大利,他也不提尼斯,因为取得尼斯不过意味着对边界线的小小修正,而且是割让一个这时已完全法国化了的城市。另一方面,科西嘉尽管有法国人的渗透,却决不能放弃,因为有战略上以及地理、历史、种族和语言上的各种原因。对吉布提的领土要求的解决可能性最大,部分原因是英国不用担心地中海的现状会有什么变化。法西斯政府认为,突尼斯的法规,吉布提的海港和铁路,以及苏伊士运河问题都可能通过淡判解决,但任何其他进一步的问题,都需要用迥不相同的方法才得解决,而且还必须等待事态的发展。
墨索里尼要把他所梦想的海外帝国同维护意大利那种根据不足的要求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即意大利在与德国以及英法的关系上应处于欧洲大国的地位,还有同样强烈的信念便是意大利决不甘心再当欧洲的“局外人”了。此外,尽管他叫嚷要修改和约,希望扩大意大利帝国并打破法国的霸权地位,却毫不减少他要保卫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的里雅斯特和勃伦纳边界现状的决心(他的同胞不管是否法西斯主义者都有同样的决心)。此时在英国和法国,人们仍然还抱着希望,日益增长的第三帝国的可怕实力或能对他起一些抑制作用,使他不把自己的命运同纳粹不可改变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尽管他享有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盛名而当之无愧,但他自己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和近年来发生的事件给他留下的行动自由却非常少了。
在他执政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总的说来,墨索里尼是叫得凶,咬得并不那么凶。一方面,如果他所表现的,是一个较新建立的大国领袖,凭白手起家当上的,所以是一副大叫大嚷的寻衅态度,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奉行一种非常接近于法西斯主义以前的政策,即通过精心的策划,充分运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区区有限的资本。他宣扬军国主义,要修改凡尔赛和约,继续同法国算旧帐,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树立他的政治影响,轰炸科孚岛,对南蒂罗尔强行意大利化,可是他也谋求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使意大利参加和平组织,例如洛迦诺条约,甚至还参加国际联盟。但这种表面上的温和当然不是由于道义上的顾虑,许多意大利人在其他方面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并不一致,但都会同意他对道义上的顾虑的藐视,他们不无讽刺意味地斥之为可笑的“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其所以可笑是因为这种顾虑并不是伪善。墨索里尼自己的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他会让任何有权的机会溜走,即在国际浑水中摸鱼,凡可以获得的任何不值一顾的小事物,他都要捞取,只要不致卷入一场一级规模的战争。
1933年的纳粹革命并不标志着意大利政策的转折点。法西斯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压力为意大利和德国的修好敞开了大门,纳粹党人在1930年取得选举中的局部胜利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释嫌修好便日益令人注意了。但意大利人起初却低估了第三帝国及其元首的力量与野心,纳粹对奥地利的图谋又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墨索里尼在1931年就和法国站在一起反对德奥关税同盟,通过1934年3月17日的罗马议定书又结成了“意…奥…匈三角联盟”。当陶尔斐斯于1934年7月25日被暗杀以后,墨索里尼便派军前往勃伦纳山隘的边境;他几度联合英国和法国试图支持奥地利的独立并抑制德国的重整军备,例如1934年2月17日和9月27日的关于奥地利独立的声明,以及1935年4月11日至14日的斯特雷扎会议。可是,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他的“修改和约主义”或建立欧洲四强指导委员会的欲望,这两者的动机在当初意大利建议的1933年6月7日的四国公约中已经可以看到了。
正是在这个要害上意大利和西方国家之间产生了冲突。意大利的发言人后来说,同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由行动乃是1935年1月7日法意协定的不成文的补充,他甚至说,法西斯政府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还认为英法会宽容意大利的行动,以此作为取得意大利支持反对希特勒的代价;据说产生过一个误会,因为英国的首相和外交大臣在斯特雷扎会议上都没有明确地警告意大利。也很可能是1935年6月18日的英德海军协定导致墨索里尼得出了英法之间不团结的结论,并认为英国已觉察到德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这就促使他不惜去冒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风险,此后便又倒向了德国阵营。
从1936年到1939年之间,在整个欧洲局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意大利也曾试图在它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作一些修补工作。墨索里尼曾缔结过1937年1月2日和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协定,但在1938年4月同法国开始的谈判几乎马上就破裂了,因为凡涉及西班牙或按英意妥协方式同法国联合的任何协定他概不接受。他由于听到战争物资正在通过法国流向共和西班牙的报道而大为震怒,1938年5月14日他在热那亚演说时竟宣称法国和意大利是站在“敌对阵营中”的。法国和英国都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英意协定也于1938年11月16日开始生效,然而以此作为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前奏的希望并未实现。事实上,墨索里尼当时就告诉过齐亚诺,交换批准书丝毫不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欧洲,其政策的基础依然是德意轴心,在地中海,它与英国人的合作尽可能继续维持,但法国仍然被排除在外,而且这时还正是意大利要向法国提出要求的时候。仅仅两个星期以后,此项政策便由齐亚诺在法西斯议会上的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了,接着就是随之而来的听众的大叫大嚷。
与此同时,纳粹对意大利的追求却取得了大不相同的结果。齐亚诺于1936年l0月访问德国是友好姿态到达顶峰的时期,当时签订了一份秘密议定书,双方就一些当前问题协调政策,还有便是墨索巴尼在11月1日提到轴心国的米兰演说。在恢复友好关系的早期阶段,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在推动轴心政策方面较之后来在此项政策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时又抑制它要卖力得多。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事前它还同日本谈过中立和协商公约。同年12月,意大利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希特勒于1938年5月回访意大利,并提出军事互助条约,当时墨索里尼尚不愿意接受。秘密经济议定书是在1937年5月14日和12月18日签订的,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处开始向德国提供情报。然而两国虽在若干问题上协调了它们的政策,特别是在西班牙战争问题上,但在不少其他问题上却还是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对抗和相互捣鬼。两国政府都曾为另一方的鲁莽行动而感到震惊。诚然,一些其他国家注意德意关系的人们往往容易时而夸大两国伙伴关系的自觉自愿的团结,时而又夸大其关系的不稳定性。
在公开场合,两国不断地大肆宣扬轴心国的团结,在纳粹和法西斯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中,他们则都利用下列论据,即如果德意不保持团结,西方国家便可将它们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只要有最微小的暗示,说德国有可能向英国或法国靠拢,便足以使法西斯政府复萌陷于孤立的恐惧;他们还要苦心说服纳粹领导人别走那条路,他们更富于戏剧性的一着就是把他们在伦敦秘密搞到的英国官方文件的副本在1936年10月作为墨索里尼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他们还劝德国别接受以殖民地和便于取得原料的通路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欧洲各大国协作的方案也许对墨索里尼尚未失去吸引力,但从现有的文件看,他并未为实现此种协作作过任何真正的努力。
希特勒在他尚未当政以前,很早就“对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这位伟大人物怀有深刻的敬意”,他还表示他深信这位伟人既然是那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共济会和国际新闻界的死敌,他就必然会对“全世界犹太人”抱有与希特勒相同的感情,因为犹太人正是马克思主义、共济会、国际新闻界三大罪恶的幕后推动力。希特勒相信,在德国扩张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盟友的最巧妙方法,就是从其利益迫使它们暂时和德国走同一道路的那些国家中去挑选,不必问它们是否是被称为德国的传统“友邦”或“敌人”,也不必问下一个国际同盟又会是怎样的阵线。希特勒决定以意大利为英国以外的德国唯一可能的同盟者,甚至设想组成一个德…英…意三国同盟。在1933年秋末裁军会议的危机期间,他已经在期望意大利能在他和西方国家之间作调停者,因为“如果德国一旦被宣判为完全无能的国家”,那么意大利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也将宣告结束;但是据报道,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中,他没有决定站在英国一边而是站到意大利那一边去了,为此他颇感遗憾,因为他并非不知道意大利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弱点,以及意大利人对德意轴心缺乏热情。他仍然钦佩墨索里尼,可他懂得,如果墨索里尼遭到什么意外,意大利的忠诚是不可信赖的。在德国更为普遍的感觉则是,不管有没有墨索里尼,意大利对同盟的忠诚都是可疑的,人们纷纷传说一家夜总会的歌唱家的一段故事,这位歌唱家宣布流行的华尔兹舞曲“你不可能不变心”可以改作意大利的国歌。
墨索里尼方面则极力想使德国人找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指责他会重演1915年的意大利“叛变”。他决心要证明法西斯意大利已“不再是大杂脍的意大利了,不再是与民主国家勾勾搭搭的意大利了”。另一方面,他却从来不钦佩希特勒。1934年他们在威尼斯会见以后,他说希特勒是一个低能儿,他还对巴多里奥说,跟一个没完没了地谈论奥地利和发动欧洲战争的人共事是不会有好处的。在戎装辉煌的法西斯行列中,希特勒在那种场合就显得相当寒酸了,可是到了1937年9月,这一回可要轮到他的政权来显示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奇迹了。
在德国兼并奥地利以前的最后几个月内,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奥政策必然暗示墨索里尼最近见到并记在心头的纳粹实力。迟至1937年5月3日在他和牛赖特的谈话中,他还表示希望,尽管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当然不可能推行反德政策,但1936年7月11日的协定仍可准予“在强大德国的庇护下”保持独立;但是他在11月6日又对里宾特洛甫说,他打算听凭事态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