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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而言，他同希特勒当然相去甚远。但是哪怕是拿破仑，他手中如果持有希特勒在1938年10月和1940年6月所有的那副牌，那么，他或许也可能使他的帝国避开莫斯科和滑铁卢这些礁石而破浪前进。因为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同，他知道在他的非法兰西臣民面前表现得不仅是一个征服者和剥削者，而且是一个带来宝贵的行政管理与文化礼物的使者，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解放者——拿破仑之所以能从他征服的土地上有所收获，正是凭了这一点。拿破仑的那些枪骑兵为他战斗到最后一息，德国犹太人海涅在其《伟人之歌》中又把拿破仑奉若神明。希特勒同样也有力量能赢得不是波兰人而是乌克兰人的效忠，并能受到不是犹太人而是俄国基督教徒和资产阶级的歌颂，因为他本来可以大发慈悲，耙平一个共产主义地狱，把这些人从墓穴中救出来，使他们重见天日。但是，这种胸襟开阔的拿破仑式业绩，却完全不是希特勒的道德和智力所能企及的。
尽管希特勒和拿破仑都不是他们成为独裁者的那个国家的土生土长的儿子，他们在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中，却都反映出了他们所归化的那个国家的传统态度。拿破仑接受了一种非科西嘉的十八世纪和十七世纪法国传统，他既是征服者，又是文化传播者，希特勒接受了一种非奥地利的普鲁士传统，他感觉取得权力而不尝点鲜血的滋味就没有乐趣。骑在外国民族的头上而不敲打他们的脑袋，让他们痛感悔恨，希特勒是不会感到心满意足的，他宁可失去一切赢得他们友情和取得他们合作的机会，而不愿放弃这种虎狼一般的乐趣。拿破仑为了设法赢得意大利臣民的忠诚，给自己戴上了伦巴底的铁铸王冠，希特勒是决不会屈尊仿效拿破仑这种手法的。从理论上说，在希特勒的欧洲，意大利人并不是被征服的乡下佬，而是罗马…柏林轴心中同德国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然而，关于怎样同这些名义上的盟友打交道，希特勒唯一的想法就是：运用德国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和效率，把意大利人降低到实际上是德国臣民的地位。而意大利人对德国统治的怨恨与惶恐却发挥了作用，随着英美攻入意大利，两者一起在1943年促进了一半成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革命和脱离轴心国的行动。何况希特勒还沉缅于他那种普鲁士式的乐趣，盛气凌人地维护他对卫星国和被征服民族的统治。希特勒一度对之稍示体恤和宽容的唯一被征服的国家，乃是维希法国，此中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希特勒自己对法兰西海外帝国鞭长莫及，所以想借此诱使维希政府在海外各地的代表不要倒向战斗的法国人和他们的英语盟友。而一旦盟军在法属西北非登陆，希特勒便立即予以报复，对维希法国实行军事占领。
希特勒的理想（以他那种固执的幻想为根据，认为这场战争是短暂的、易于取胜的）是：“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这种日耳曼“主宰民族”的理想，加上他为了蛊惑人心，不肯充分动员德国人力，或者不如说根本不肯动员德国妇女的人力（出于对这场战争的同一个根本错误的估计），使他在极其需要军队的时刻，作战兵力却陷于枯竭。在战争末期，希特勒确曾同意采用某些办法来大规模地弥补德军人力的不足：强迫属于非大俄罗斯民族的苏联战俘入伍，并接受被征服国家的“合作分子”来服兵役（这些“合作分子”心里明白，如果纳粹分子人头落地，他们自己也会人头落地的）。然而，希特勒始终不曾劝说——也始终不想劝说——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名义上的盟友或是被解放的民族，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民族利益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乌克兰人象拿破仑的忠实的波兰走狗波尼亚托夫斯基那样，公开站出来真诚地向自己的同胞鼓吹，说他们为保存希特勒的欧洲而战斗，就是为他们自己民族的事业而战斗，罗森贝格力图使乌克兰人接受这种想法，却遭到希特勒的破坏，希特勒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欧洲的一切非日耳曼人当作畜牲看待，认为他们活着只是为了供日耳曼人驱使的。
事实上，希特勒思想平庸、性格粗鄙，只因造化弄人，使他赋有煽动家与骗子手的异乎寻常的歪才，才把一个帝国弄到了他手里，可是又不告诉他怎样去处理这个帝国。希特勒在这方面的灵感似乎仅限于两种想法，而两者都是目光短浅和心胸狭窄的。只要有希望消化得了，他就会把最大量的被他征服的土地吞并入日耳曼帝国。至于他的欧洲的其余部分——盟邦，卫星国，被征服的民族，全都一样——他要使它们从属于一个臃肿的日耳曼帝国统治下的欧洲殖民帝国之内，下降到奴隶的地位，屈居最低级的非人的地位。
在希特勒的欧洲，其政治局面的改变，希特勒本人感觉兴趣的只不过是直接吞并。例如，1940年6月19日，法国沦陷的第二天，在戈林的总部里举行过一次会议，会上概括地提出了一些建议，宣称元首的意旨是：
应将卢森堡并入日耳曼帝国，挪威归给德国。阿尔萨斯…洛林则将纳入日耳曼帝国，同时成立一个独立的布列塔尼邦。至于比利时、当地的佛兰芒人的特殊待遇问题，以及建立一个勃艮第邦的问题，也在拟定一些试验性的计划。
按照新的法德边界，将要划入德国版图的，不仅是阿尔萨斯…洛林，还包括法国东北部和北部的另一些领土。有一项计划，要在十年之内把某些地区——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施蒂里亚、比亚威斯托克——“德意志化”；这些地区都将被置于民政长官管辖之下。根据德国外交部1942年10月3日的备忘录，希特勒直到战争形势变得对他不利的前夕还在断言，丹麦必须成为“德国的一个行省”。早在1941年7月16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就提出了分割一只尚未被杀死的俄国熊的毛皮的计划。加利西亚将成为德国的一个区；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将成为大德意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居留区，以及巴库，都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希特勒一心所想的就是扩张他的帝国的领土，这一点造成了他在战争中的失败，因为这样一来，希特勒的欧洲便不可能有任何非日耳曼民族自愿来支持德国，从而增强德国全国的作战努力。希特勒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行政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国家社会主义的得势，使这种混乱情况在第三帝国大为发展，而随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征西讨，这种混乱情况又传入了希特勒的欧洲。
在“希特勒的革命”中，德国当时存在的主要非宗教机构——州政府，政党，工会等等——都被他毫不留情地一扫而光，借口这些机构对于元首负有使命要赐与德国人民坚如磐石的统一是不可容忍的障碍，然而，当旧秩序那种或多或少是和谐一致、富有成效的多样化被扫除净尽以后；代之而起的实际上不是全国的统一，而是一部分无政府状态和一部分真空状态。
公元五世纪时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各省里，戴克里先帝国政体的复杂结构遭到了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哥特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以及法兰克人的各帮强徒之间的一场野蛮的争斗。这帮人当时游荡在一个没落的文明的荒废领地上，彼此不断地发生冲突，并不住地剥削他们昔日罗马帝国的臣民。同这种情况一样，如今在第二帝国和被纳粹相继打垮了的欧洲各邻国的废墟上，社会旧有的结合方式，已被党卫队和新野蛮人中暴发户集团之间的疯狂争夺所代替。这些古老德国和古老欧洲的势不两立的后代之间的刻骨仇恨，并没有因为他们一律都佩戴着纳粹臂章而有所缓和。第三帝国接二连三明日张胆的侵略行径，招致了一个拥有压倒优势的大联盟与它对抗，而直到它为生存而战的最后一刻，纳粹内部的这场权力斗争，都一直恬不知耻和肆无忌惮地在元首宝座前的台阶上进行着。本卷的读者自己将能判断，纳粹内部的这场倾轧，以何种惊人的程度损伤了德国的作战，助长了德国那些敌人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希特勒麾下这个野蛮人班子里的所有著名成员，一直都在用一只手以较多的气力同国内战线上他们的对手战斗，而只留下较少的一部分精力去对付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至于元首本人，尽管这场致命的内战就在他鼻子底下进行着，他不是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存心不理会它——或是因为他不曾估计到这场内战对他赢得自己这场战争的机会所产生的有害影响，或是因为他凭经验知道：要想使自己不被手下那群豺狼吞噬掉，最稳当的办法就是眼开眼闭地让他们去相互吞噬。
在希特勒的德国和希特勒的欧洲，政治和行政方面一片混乱，而随着希姆莱的权力日益扩大，职业军人的权力日益缩小，军事方面最终也是这般情况。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希特勒在这方面不得不给予专家们较大的行动自由，因为经济事务是他和他那些党徒都一窍不通的——德国资源的组织工作和德国政策的制订工作，全都遭到希特勒的灾难性的阻挠，他为了蛊惑人心而不肯承认：如果他不对德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他势将输掉这场战争。
希特勒顽固地拒不批准动员他所支配的一切手段，这也许是他自招失败的各种原因中最为特别的一个。1942年夏季，当希特勒的欧洲达到最大范围时，第三帝国武装部队统治的地区，从大陆欧洲的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高加索山脉的西北端，从北角一直延伸到利比亚沙漠。这片辽阔的地区的潜在资源，总数非常巨大。如果有位统计学家应邀来估计一下德国所控制的潜在资源可能使它在同敌人斗争中取得什么结果——哪怕是在德国的敌人已包括美国、苏联以及英联邦成员国在内的时候——他在复核了物资状况和数字以后，也许会合乎情理地提出报告说：在当代世界资源总额中，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一个大国，是任何敌对的联盟都绝对无法打倒的，尽管它手中的资产不足以使它击败和征服当时已经团结起来同它作战的世界其余各国。
当然，任何诸如此类的预测都已被历史事态彻底驳倒了。在希特勒的权力登峰造极后的三年内，德国军队就从他们所征服的一个个国家中被驱逐出来，德国本土遭到敌方军队的进攻和蹂躏，德国政府不得不在无条件投降下自行解体。如果物资状况是唯一应加考虑的因素，那么统计学的预测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预测却引人注目地被推翻了，这当然是无法用统计数字表达出来的政治因素与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
本卷中关于经济问题的一编里谈到劳动力问题的那一章，阐明了这一令人惊异的事实：希特勒的帝国（它是为了侵略而建立起来的，而当它决心要确保它那冷酷无情的计划得以成功时，它就抛弃了一切道德，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到头来还是只好听任自己一败涂地而始终未曾进行充分动员——如果我们拿法国沦陷后英国所做到的那种动员程度作为充分动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
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当希特勒正准备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时，他不听劝告，不肯进行“深度”的武装，尽管他也预料到他对小国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