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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说来，西班牙内战起初似乎主要是意…法…英对抗的新篇章。1937年11月5日希持勒在同他的指挥官们举行的会议上说，德国的利益不在于佛朗哥取得全面胜利，而在于延长这场内战，鼓励它扩大为一场意、法、英之间的冲突，使德国可以趁机解决捷克和奥地利问题。看来促使德国帮助佛朗哥的，主要不是希望他取得胜利，而是想使德军在技术上取得战争经验，并在心理上使大家有一个框框，承认希特勒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保卫者，从而达到其反民主国家的政治战的目的。但德国在西班牙还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德国和民族主义者于1937年7月16日签订的商务条约有一项秘密议定书，规定德国在西班牙的经济重建中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开发矿产和原料方面进行合作，德国人很快就开始得到了它需要的东西。不久之后，一个法西斯西班牙在战略上的好处就值得认真考虑了。1938年8月，德国空军情报局正在计划使用德国在西班牙的德国神鹰军团轰炸波尔多和马赛，如果法国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投入战争的话。1939年3月27日，胜利的佛朗哥正式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3月31日，佛朗哥同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如果一方进入战争，另一方应保持最善意的中立；条约又表达了双方增强经济关系的愿望，并附有秘密协议，规定双方进行海军合作以及德国控制西班牙警察、报刊和宣传的一项措施。但希特勒总觉得同西班牙人打交道是令人厌倦的和不可靠的，一直到1940年下半年夺取直布罗陀和封锁地中海成为当务之急时，他还持有这种看法。他认为西班牙在战略上只是一个配角，所以德国的西班牙政策仍然是实验性的，对它期望不高。
意大利早在1936年11月28日便同西班牙民族主义者订立了秘密条约，保证支持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维护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完整和在西班牙重建秩序。条约还规定两国在西地中海合作，并彼此保证在另一方进入战争或遭到制裁时严守中立。佛朗哥的胜利对墨索里尼有两大好处。民族主义的西班牙将会成为一个反法的盟国，墨索里尼本已打算在巴利阿里群岛尽可能长期地保持一个海空军基地，以切断法国同北非的海上交通。但他还打算利用西班牙来实现他的“进军海洋”的计划；意大列和西班牙将瓜分北非，意大利分据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占有摩洛哥和直布罗陀，给意大利以通过摩洛哥到达大西洋的永久过境便利。墨索里尼盼望着西班牙内战一胜利就同佛朗哥结成联盟。法西斯政府使促德国人同西班牙缔结条约，但是齐亚诺感到担心，认为如果打算公布该条约，则首先应宣布业已存在1936年的意西条约，“不然的话，人们会说意大利在西班牙打仗，而德国从中取利”。这两个轴心国暗地里互相猜忌，但墨索里尼对德国在西班牙占优势并不那么害怕，他怕的是德国在巴尔干占优势，西班牙战争的结束正是他自己并吞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条件。意大利人想要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又要西班牙同罗马的关系比西班牙同柏林的关系更亲密；要是意大利在轴心国中间成了不可或缺的调停人，成了轴心国跟着它转的枢轴，那就会加强意大利在轴心国中的地位了。墨索里尼引以自傲的是，佛朗哥给他发来的文电的口气活象下属呈给上司的报告，所以在1939年初以齐亚诺的依然乐观的眼光看来，西班牙的胜利只会刻上墨索里尼的名字，在埃布罗河、巴塞罗那和马拉加，一个新的罗马地中海帝国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在插手反对它的宿敌和掠夺者的问题上是软弱无力的，是意见分歧的，所以仍然保持中立。然而葡萄牙却因同英国结盟而被拉入大国的争斗中。在1930年，西班牙由于内战的破坏，甚至比1914年时更虚弱，但是它却怀着扩张领土的希望想投入那场即将发生的大国冲突。然而，葡萄牙则打算保持中立。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对一场全面战争的反应的这种变化。标志着它们脱离了以英国为中枢的世界秩序体系，这个体系此时正在崩溃，日渐成为新的革新国家的活动范围。
这一摇摆不仅反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欧洲国家的利益，而且还更多地反映了它们的海外帝国的地位。这两个是首先发现大洋彼岸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然后它们瓜分了那个世界。葡萄牙统治了南大西洋和印度洋；西班牙统治了北大西洋、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但是这两个帝国的气质相反，命运亦迥异。葡萄牙帝国属于海洋性。正是由于葡萄牙在印度洋建立了海军优势，它就在那里遇上了（非洲东海岸一带除外）稳定的和人口稠密地区的文化，即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那是它无法征服或破坏的。因此，葡萄牙帝国仍然只能是一系列诸如霍尔木兹和果阿、马六甲和澳门等桥头堡、要塞和贸易站组成的体系。与此相反，西班牙帝国基本上是大陆性的。它是建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文明废墟之上的，那是西方在其扩张过程中所遇到的两个最孱弱的非西方文明，即阿基台克文明和印加文明。西班牙殖民者在那里统治着一群土著人民，他们的总督辖区和“高等法院”在适当时候便能转变为独立的政府；在这方面，葡萄牙帝国除一个巴西可以作为例子外，就再也举不出类似的事例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帝国都因它们的后继者争霸欧洲时的破坏而深受损害。两个帝国都参加了十九世纪对非洲的瓜分。但由于它们之间有上述的不同情况，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西班牙帝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过去一个半世纪所取得的沿非洲西海岸的几块无足轻重的领土。而卡摩因斯所歌颂的葡萄牙制海权的残骸，从亚速尔群岛一直伸展到马来群岛和中国海，虽然肌肉已经被剔得精光，但骨骸的架子尚可辨识出来。在1939年，葡萄牙有一个帝国要拯救，西班牙则有一个帝国要光复。
甚至在西班牙已不再是一个强国以后，英国仍然认为有必要控制大西洋，这样葡萄牙的独立才会在英国的保护下得以保持。但在欧洲以外，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利益在十九世纪还是象在十六世纪那样发生冲突。葡萄牙人想穿过现在的罗得西亚把安哥拉同莫桑比克连接起来这个想法同英国人想把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领土达成一长片的愿望有抵触，由此招致英国人于1890年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不但是葡萄牙的扩张计划，而且甚至是保持葡萄牙海外领地的完整，也得以英国的利益放在全世界殖民势力的天平上加以权衡。在1898年，英国同德国订立了秘密协定，把葡萄牙的殖民地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作为可能瓜分的前奏。1899年英国重申古老的条约，其中包括对葡萄牙殖民领地的保证，这既不能维护英国政策的先后一致，也没有减轻葡萄牙人的忧虑。推翻葡萄牙君主政体的1910年革命削弱了葡萄牙的国际地位，德国的压力再度出现；在1912年和1914年之间，英德重开谈判，讨论预期的瓜分葡萄牙帝国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葡萄牙解除了这些危险，它被拉去站在它的传统保护者一边而卷入了那场冲突。
葡萄牙得到的报酬是德国战争赔款的百分之零点七五，并收复1894年被德国夺走的莫桑比克北面的基永加三角地。但它从协约国胜利中得到的真正好处是把德国从非洲赶走了。同莫桑比克北面交接的德属东非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同安哥拉南面毗连的德属西南非洲则成了南非的委任统治地。葡萄牙帝国就这样解除了压在它身上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最危险的压力，同英国联盟一事也就相应地不那么紧迫了。与此同时，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即如果联盟不体现共同利益，也就不会有多大的心思去保持这种联盟了。在萨拉查领导下的葡萄牙民族复兴时期，一种反对依赖外国的反应很自然地产生了，这又恰好发生在那个外国的国际地位下降的时候。萨拉查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以及对类似德国和意大利缔结的那种不干涉协定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篇脱离英国的独立宣言。
尽管如此，葡萄牙同轴心国是没有共同利益的。如果说，它支持佛朗哥是因为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和独裁的国家，那么同样地，它作为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和作为一个弱小的殖民国家，又必然会害怕纳粹德国崛起。德国在非洲确实已不再有立足点了，但有可能的是，同英国达成某种殖民地安排就会让德国又回到那里去——某种在没有葡萄牙充分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涉及葡萄牙利益的安排，也就是类似于1914年以前英德谈判的那种做法。此种担心在德国夺取布拉格的时候已经逐渐减少，可是在西班牙内战结束时，在佛朗哥对轴心国的依靠中又出现了一些暖昧不明和招致不安的情况。如果葡萄牙政府还不能确切知道，至少它会猜疑西班牙民族主义者认为“把葡萄牙逐出英国势力范围之外，对西班牙的政策和对轴心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葡萄牙一面同取得胜利的佛朗哥签订友好条约，一面却又关注于谨慎地强调它原有的纽带。1939年3月，葡萄牙正在开始执行既要同西班牙建立新的友好关系、又要同英国保持古老的联盟这样一个困难的平衡政策。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它始终将维持这一政策，它是同两个互相争斗的联盟都保持了条约关系的唯一小国。
瑞士、三个低他国家和四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939年是西欧特别典型的中立国。除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受到德国的侵犯外，它们都幸免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也曾是个中立国家，但上述这些国家和西班牙有所不同，那是由于它们全都成功地保持议会民主，它们的对外政策又都有爱好和平和国际主义的特征，考虑威望和争夺权力的成分在它们的政策中所占的比重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少。它们同当代大国以及象西班牙那样怨天尤人的前大国之所以分道扬镳，并非因为它们无知，也不是因为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缺乏经验。这些小国之中的四国，即瑞士、荷兰、丹麦（挪威和冰岛当时同丹麦联合）和瑞典，在早几个世纪的近代史上曾处于接近大国的地位。比利时和卢森堡无论是作为西班牙帝国的组成部分，或作为奥地利帝国的组成部分，或分别作为独立国家，它们在每一次全面战争中都是北方的斗鸡场。如果说这八个国家显得要置身于国际权力斗争之外，而试图把它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理性的和合作的原则之上，那末在不小程度上，也只是因为它们具有强者受挫折、弱者被掠夺的历史经历而已。
在1939年的世界上，它们在两个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和共同的利益。它们都是楔在强国侧翼之间而又岌岌可危的缓冲国，它们没有能力自卫。其中一半国家在欧洲以外又有着广大的领地，这些领地也是它们无法各自独力保护的。它们维持独立的传统政策便是中立政策；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采取了另一种政策，所根据的希望是它们当前独立所依赖的实力均势可以永久保持不变，并发展成为一种集体安全体系。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随着国联的盛衰，使成了它们的外交史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