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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这些事情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停战协定签订以前举行的关于舰队问题的谈判，公众是不知道的，而达尔朗在6月26日的议事记录中，曾宣告停战协定并不丢脸，说对方已同意给予法国海军和空军较优的待遇。此外，英国提出的四个条件中最不令人厌恶的那个条件，即要舰艇开往法属西印度群岛或美国这一点，在7月15日以前，法国似乎也不知道。但是，即使所有这些事实都已经被人们知道了，法国的舆论对于不久以前的盟友竟对自己进行这样的攻击，也难以善罢甘休。这件事意味着，赞成投向德国的人们得到了胜利。法国海军军官中传统的反英情绪自然加强了，海军将领们在适当的时候将成为保卫维希政权的主要堡垒之一。法国的舆论也许是饱经患难，麻木过度，对于这次新的打击已无法作出强烈的反应。在政府圈子里，仇英派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点而无可再发展了。赖伐尔和达尔朗虽然极力主张进行军事报复，但是博杜安和一些比较稳健的人却表现出自我克制的精神，最后法国的行动仅限于把法国大使夏尔·科尔班从伦敦召回。于是英、法两国在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前途，就将取决于戴高乐将军，他在6月17日获悉法国即将要求停战以后，已飞到英国，举起法国继续抵抗的旗帜。
第六章 意大利：从不交战到介入战争
9月1日下午，意大利内阁通过了一项动议，阐明已经宣布的军事措施的预防性质，并申明意大利将决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讲明白，意大利不是中立，而是不交战。法西斯党本来以为，希特勒会避免在1942年底以前打一场全面的战争，在萨尔斯堡会谈粉碎了这种幻想以后，墨索里尼经过两个星期的犹豫，终于推托说，意大利尚未准备就绪；希特勒接受了他的决定，双方并且同意，应由意大利给予德国除作战以外的其他几种形式的援助。可是，这个最后一分钟的权宜之计，仍然没有解决墨索里尼的主要困难，在这种困境中，他的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软弱地位，以及他的同胞不愿打仗的心情，是同他的居心叵测的个人野心，他的忧虑，以及他对自己的足智多谋过于自负的态度是相互矛盾的，后面的几个因素，曾促使他与德国缔结了同盟，这时又使他越来越强烈地倾向于，只要看来可行，就尽早地介入战争。自从1937年9月访问希特勒以后，墨索里尼就一直深深地意识到德国的力量；盟国凭其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和松懈的组织，在战斗精神或经久耐战方面是否能够证明是纳粹的对手，他对此必然要产生怀疑。他密切地注视着法国人厌战的迹象和英法协约中出现的裂痕，他十分期望能看到，波兰战役结束后，西方国家部分地由于绝对没有能力从陆地上进攻德国的缘故，立刻会谈判议和。至于德国人，他还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强攻马其诺防线；他也很可以自我安慰（象齐亚诺报道的那样），当欧洲的那些巨人们在厮杀得你死我活时，意大利仍能自由自在地建立自己的力量。
但是，同墨索里尼的忧虑相比，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忧虑的是，如果议和的谈判在往后几个月内再不开始，如果意大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保持不交战，它就将丧失掉自己在和会上的地位，丧失掉最后的机会，再也不能对西方国家和在东南欧实现自己的要求，再也不能永远树立起自己的大国地位了。意大利也决不能跟德国疏远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危及与德国进行合作和要德国重新提出保证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在1936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部分用意在于限制德国的势力扩张得越过勃伦纳山口或向的里雅斯特扩张。意大利的地位处于互相交战的欧洲列强中间，根据墨索里尼的看法，它无法既保持绝对的中立，又不把自己的地位贬低到象一个大型的瑞土那样，结果降格为欧洲政治足球联赛的乙级队（据说他在1940年1月曾同内阁这样说过）。可是，甚至墨索里尼也认识到，意大利介入战争的时间，越迟越好。它必须要打的仗，越短越好。它能抓紧越多的时间来武装自己，它的介入能使局势发生变化和使战争结束的机会就越多。介入，只有站在德国的一边，这不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政策上的完全改变，而且也太危险了；因为，假如在西线继续进行围城战，而英法两国却不做任何事来帮助意大利，那么它就要落到波兰那样的下场。事实上，畏惧德国的心理，在墨索里尼的考虑中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这位最不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仍然继续不很认真地考虑着在地中海或巴尔干进行一场“并行”的战争，就象1937年11月间当英法忙于同意大利交战时，希特勒提议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
苏联入侵波兰，使意大利的处境更加复杂。在官方的鼓励下，作了一些努力（例如在博塔伊的《法西斯评论》中），把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看作几种殊途同归的思想体系，或是把苏维埃主义叫做“斯拉夫式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法西斯的统治集团，一旦同公众的舆论协调一致以后，就坚决地倾向于反共。此外，俄国进军东欧，威胁了意大利在多瑙河和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而德国采取的对策，则可能证明是把毛病越医越糟。一个持久的德苏协约，将不会有助于使德意轴心在德国得人心，相反，却可能贬低这个轴心在纳粹党眼中的价值，结果会使意大利再度成为欧洲的“单干户”。
其他一些更加出于个人的考虑，也对墨索里尼的心理起了影响。他过去经常鼓励意大利人铤而走险，1937年9月，他在五月广场曾向德国的民众保证，法西斯主义将同其盟友并肩进军，战斗到底，他在不久以前还引用过但丁在蔑视那些罚入地狱的人们时所说的话，认为这些人由于摒弃了采取行动的机会而“被上帝也被他的敌人所憎恶”，然而这时却被迫断然拒绝介入，袖手旁观，让希特勒去独力作战，这样，自己究竟算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使他更加痛苦的是，他不久就发现，尽管希特勒几次作了声明，德国人仍在指责意大利背信弃义地背弃盟友，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叛离了。齐亚诺描述，墨索里尼被德国人取得的胜利深深地震动了，对德国时而不满，时而怀疑，他渴望自己在东南方进行冒险；他一会儿准备宣布中立，一会儿又准备同希特勒讨论介入的事。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的特点是，每逢他觉得自己面临僵局，或者需要在两种祸害中作出选择时，他就要发泄一通好战的情绪，不过，甚至在这种场合，齐亚诺可能也有些言过其实。齐亚诺自称，他曾希望发生一场长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意大利将隔几年再介入，也许站在盟国的一边介入，以反对德国和俄国，这使人们有时得到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之所以在《日记》中记下上述内容，是由于他希望，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他已早有准备，好用这些内容来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并取悦于人。
在宣告不交战的时候，是非常强调以下各点的：强调意大利的行动自由；强调它决心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强调在对德国承担的义务方面是问心无愧的；强调它为防止战争和在公正地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和约所作的努力；以及强调它在稳定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局势方面所起的影响。墨索里尼在9月23日向波伦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讲话时，宣称意大利将武装自己，准备应付任何挑战，并将支持任何恢复和平的努力；宣称与此同时他的同胞必须沉默、警惕、勤勉，并要克制，不要在船的航向问题上与领航员纠缠。虽然，他在9月30日向热那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发表的一篇“非正式”讲话中，反复地谈到意大利在地中海“受监禁”的情况和战争的可能性，然而他坚决主张，意大利需要经过长期的准备才能打仗。
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以极其宽慰的心情接受了不交战的方针，并十分希望能够立刻得到繁荣和持久的和平。可是，政治形势却使墨索里尼有些担心。不久以前的紧急情况，尤其是部分的动员，已使一般民众中普遍流露出惊恐和不满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只是暂时很剧烈，同时，对于法西斯党内的亲德派别，仍然需要加以约束，遏制其强行加快介入战争的步伐。据说，法西斯党的书记阿基莱·斯塔拉切、陆军部副大臣阿尔贝尔托·帕里亚尼将军、大众文化部大臣迪诺·阿尔菲耶里，在9月3日或9月3日以后不久，确实企图迫使这位领袖反对齐亚诺。因此，在秋天，当墨索里尼象以往一样痛斥漫骂“反法西斯主义的犹太的、共济会的、媚外的残余”时，却把政府的控制稍微放松了一些，同时也准备好，一俟发生紧急情况，就重新再加紧控制。
10月31日的“换防”，是意大利内阁在1935年1月以后第一次普遍的改组，使即将离任的大臣中有六人蝉联原职，即：齐亚诺（外交）；保罗·塔翁·迪·雷韦尔（财政）；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海军）；迪诺·格朗迪（司法）；朱泽培·博塔伊（教育）。其他的人中间，帕里亚尼将军和空军副大臣朱泽培·瓦莱将军，由乌巴尔多·索杜将军和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将军接替；阿尔菲耶里（大众文化）由阿莱桑德罗·帕沃利尼接替；费利切·瓜尔尼埃里（外贸和通货）由拉法埃洛·里卡迪接替。从1931年以来就担任党的书记的斯塔拉切，调任法西斯民团参谋长，民团这时正在编入正规军（改编的确切日期是1940年3月）。继任他的埃托雷·穆蒂——一个由于勋章而不是由于才智而引人瞩目的飞行员——是受到齐亚诺保护和资助的人之一，齐亚诺本想通过他来间接地控制党，但是这个希望不久就落了空。在冬季的时候，党的统治集团内有了许多新的任命，再加行政上的变动，把党更严密地置于执行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党员的人数在1939年10月为二百六十三万三千五百十四人，从1932年以来，几乎全部是从各个青年团体中吸收的，在1939年12月间，扩大向退役军人和参加过阜姆战役的军人开放，据报道，到次年3月底为止，已有七十四万多人申请入党。
内阁改组以后，允许有稍微多一点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反犹的法律执行得比较宽大，报纸上开始比较全面和更客观地报道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的消息，虽然还没有达到把优先采用德国方面的材料一反而为优先采用盟国的材料。评论外交事务的文章仍然罕见，而且语调是克制的，只是偶尔有几篇授意写的文章，以对意大利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内容为主题。
墨索里尼曾对他的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副大臣表示不满，因为这两人谄媚地向他作出许多保证，结果却办不到，他改组了总司令部，留任巴多里奥元帅为参谋总长，把帕里亚尼的权力分给索杜将军和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由索杜担任副大臣，格拉齐亚尼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一搭配后来证明是最不协调的。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