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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不分贵贱都开始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人在移交手中的政府权力时应该把它交给谁。其中有许多人对此甚至兴奋到了狂热的地步。印度政界把这个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对其他都视而不见，这是促使印度抱自我中心态度的主要原因，甚至当周围的世界开始在崩溃时也是如此。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移交权力的最后阶段即将到来。威斯敏斯特议会经过长期审议以后，曾于1935年通过“印度政府法”。该法规定将在印度各省建立完全责任代议制政府，委托给省督的只有几项专门的保留权力。在各省之上，设有全印联邦议会及联邦政府，在其主管范围内也享有充分职责和自由，但后者不仅要受总督保留权力的约束，而且还因国防和外交事务保留在英国人手里而受到限制。
1937年初，整个英属印度举行了省立法机构的选举。选举权比1919年制宪法案规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扩大到识字水平以下。在各省众议院的选举中，印度国大党在一千五百八十五个议席中赢得七百一十一席，在十一个省的五个省里国大党独力赢得多数，在另两个省里，国大党在具有同样政治色彩的较小组织帮助下亦可望组成多数；在第八个省即阿萨姆，虽然国大党所得席位不及三分之一，但它是该邦的最大党派，故首先有权组织政府。只是在孟加拉、旁遮普和信德，首先组织政府的权利输给了别的党派。意味探长的是，所有这些省都是穆斯林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省。除了西北边境省以外，国大党只赢得很少几个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西北边境省的政局完全被一位亲国大党的帕坦人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所控制。穆斯林联盟是最大的穆斯林政党，但从1937年的选举中看，它还是一个少数民众的少数派，它在任何一个省里都未能单独组织政府。
国大党对这次省议会的竞选是“绝不同‘印度政府法’合作，而是跟它斗，设法废除它”。所以国大党的竞选获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大党党员是否接受该法规定的公职呢？权力欲战胜了放弃职务的论据。虽然部长级的职位起初是被拒绝的，除非是按照省督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任命，但经过几个月争论之后，国大党党员终于在十一个省的七个省组成了政府。国大党过去鼓吹的重点是，为了实现祟高的目标——独立，印度各方人士和各行各业必须团结一致，这时它使根据自己竞选胜利的情况来使用这一信条了。它否认穆斯林联盟或其他任何组织有权代表穆斯林；如穆斯林联盟或其他政党不承认国大党有权就重大问题代表全印度发言，它便拒绝同它们在省政府合作；它并且在当时的党主席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精心策动下，掀起了一个要使成百万穆斯林转而归顺国大党的运动。
穆斯林的反应非常强烈，致使这一反应在此后两年多的印度政治历史中成了支配一切的因素，而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时已给印度政治造成了完全新的格局。国大党在政治领域中的无可争辩的至上地位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场争取势力均衡的斗争。要求独立本是支持战争的代价。如果由一个团结的印度提出来，那将是非常难以抗拒的，无奈由于独立引来了内部势力之争，这就削弱了独立要求的力量和效果。
对国大党政策的最初反应是穆斯林的各级人士加强了团结。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萨姆的穆斯林总理劝说他们的穆斯林支持者参加穆斯林联盟。该联盟第一次把自己组织成为对群众具有号召力的全国性政党。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不但成了穆斯林联盟的杰出领袖，而且也是一般自信心极强的穆斯林的杰出领袖。1938年，他要求承认穆斯林联盟为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唯一组织，致使国大党和该联盟之间谋求和解的谈判破裂。据称各省国大党政府或其所属机关．都有冒犯穆斯林的事件，其中包括国大党的个别党员或官员，穆斯林联盟公布了这些言之凿凿的报道，使意见分歧又进一步炽热化。大多数对政治稍稍关心的穆斯林都愈来愈认为，国大党本质上是个印度教徒的组织，因此对穆斯林来说，为防止印度教徒的统治而进行的战斗至少必须同为结束英国人统治而进行的战斗置于同等地位。
作为此种双重斗争的必然结果，穆斯林联盟的政策到了1939年便转入一个新的方向。这年3月，联盟工作委员会指定了一个以真纳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研究确保穆斯林在印度独立后的地位的方案。那些注意事态发展的人愈来愈起劲地谈到当时几乎还未为一般公众所知道的一种概念，即巴基斯坦。自1930年以来，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间就流行着一些要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设想；1933年，已将它命名为巴基斯坦（Pakistan）或巴克斯坦（Pakstan）。随着此种概念的扎根，范围也就扩大，到后来凡是所有穆斯林占多数或由穆斯林管理的印度地区都被包括在内。但穆斯林联盟并未表态，一些较为负责的穆斯林领导人迄1939年为止所考虑的，仍然是在一个松散的印度联邦结构内建立一个穆斯林单位，而不是建立一个穆斯林民族的主权国家。可是在1939年9月，该联盟的工作委员会宣告，穆斯林印度绝对反对任何“建立联邦的目标”，因为这种联邦势必在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伪装下造成一个占多数的教派的统治。这样的政体同这个国家的多民族的精神完全不相适合，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并未构成一个民族国家。
这就为联盟于1940年3月在拉合尔召开的全会所作的关系重大的决定铺平了道路，当时全会决定：任何制宪计划均属无效，除非它所体现的原则是，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各地区均组合成为“独立邦”。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这两个党代表着英属印度的绝大多数选民。到了1939年，它们出于各自不向的原因，全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促进1935年制宪法案中有关建立联邦这一部分的实现。在国大党看来，这一部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在穆斯林联盟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印度教徒的多数，而且可能便是国大党的多数，它是统一的印度的核心。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要是有个联邦，那对于实现印度的团结和稳定应是有莫大好处的。但如果在1936年或1937年建立联邦，它究竟能否起作用仍是一个颇费揣测的问题。事实上，由于许多大邦出于各自利害关系而拒绝加入联邦，这就使建立联邦在法律上行不通。结果是，印度依然由根据1919年蒙塔古…切姆斯福德宪法建立起来的一个核心进行治理，只不过由1935年的法案对1919年宪法稍作修改罢了。这就把全部执行权力交给了总督的执行委员会，而未作任何保留，不过总督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否决其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议。1941年以后，在印度人拥有该委员会的多数席位的时候，这种组织结构使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了；而在1939年，该委员会的多数还是由既是官员又是英国人的人士组成的。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并非仅有的两个政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亦非仅有的宗教人士。还有其他政治团体，其中一个是自由党，它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号召力，但缺乏民众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先前较狭小的选举权体制下残留的组织。有一个印度教的教派政党即印度摩诃萨波，在英属印度的若干小块地区颇有势力。“不可接触者”，或在册种姓的组织也不止一个，但在政治上都无足轻重。社会主义集团在国大党内部和外部都有。有势力的共产党没有出现，不过共产主义者或接近共产主义的个别人物，对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派系和其他若干左翼集团是有影响的。
当然，还没有出现在政治上活跃、能够代表全国同胞说话的印度人。应征入伍的印度军队的社会等级依然一如其传统。商人是不愿意因民族大义而使自己的买卖不去适应新前景的。人民群众或耕耘土地，或各安其业，对印度首府或世界各大办公厅所进行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印度各政党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决定其对日益迫近的战争问题的态度的。国大党多年来所抱的宗旨是：印度不应该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它把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都贴上这么个标签。1939年3月，国大党主席与国际事务主要权威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国大党的年会正成功地推动了一项决议，宣称“印度的当务之急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它自己掌握对外政策，以便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潘迪特·尼赫鲁当时的著作使人想到，他在把英法和法西斯国家等同起来时是有所踌躇的。但这并未动摇他的结论，一般说来，也并未动摇国大党的结论，即印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不应帮助英国。这一结论同印度本土不会沦为战场的估计是有关系的，其根据是绝对信任英国的海上力量，因为一个世纪来印度就是依靠这支力量的保护而未遭世界战争的灾祸。潘迪特·尼赫鲁于1938年1月写道：
谁会侵略印度呢？任何欧洲国家是不大可能进行如此鲁莽的冒险的，因为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害怕它的欧洲邻国。苏维埃俄国肯定不会，它是不会侵略别国的。……而日本，只有当中国被彻底打垮，美国、苏联和英国也确实都被制伏，这时才谈得上真实地入侵印度。这又谈何容易。
在战争全面深入，日本业已侵入印度东北部以后，潘迪特·尼赫鲁（1944年夏天）追怀往事，写下了战前形势：
世界形势看来是在走向大规模冲突，欧洲国家集团是以英法为首，苏联则联合了若干东方国家。美国对这两个集团都保持距离。……印度舆论则不可避免地站在苏俄和东方国家一边。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已普遍赞同共产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日益增多的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受到热烈的欢呼，被视为这是印度的自由行将实现、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即将消灭的征兆。我们对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西亚国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深感关注。新加坡之变成巨大的海军基地，锡兰的亭可马里海港之兴建，看来都是为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普遍准备的组成部分，英国将试图在战争中巩固并加强它的帝国主义地位，粉碎苏俄和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虽然是尼赫鲁个人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国大党知识界的代表性意见，而国大党是印度最大的和最全面的政党。许多国大党党员甚至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冲突抱着更消极的态度，他们采纳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主义。甘地这时以非官方身份在印度政治幕后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必须记住，绝大多数印度人是文盲，又加上十分贫穷，对这类事情是毫不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