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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的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了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其一，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各大战国不敢侵犯，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然则，譬如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出让上党、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也。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
第六章 乱政亡赵
一、秦国朝野发力 谋定对赵新方略
灭韩快捷利落，秦国朝野却淡然处之。
多年下来，老秦人对韩魏两国渐渐没了兴致。韩国君臣被押进咸阳的那日，南门外车马行人如常，除了六国商旅百感交集地站在道边遥遥观望，老秦人连看稀奇的劲头都提不起来。灭韩消息一传开，秦人的奔走相告别有一番气象。无论士农工商无分酒肆田畴，但凡相遇聚首，十有八九都是各自会心地笑呵呵一句，拾掇了一个；而后便挥舞着大拳头咬牙切齿，狗日的等着，这回教他永世趴下！其中意蕴谁都明白，前一笑说得是韩国，后一怒说得是赵国。秦国朝野人人都有预感，下一个准定是对老冤家赵国开战。
长平大战后，秦赵之间遂成不共戴天。其后数十年，赵军渐渐复原，对秦军战绩胜多败少。尽管赵军之胜都是防御性小胜，秦人依然怒火难消。尤其近两年之内，秦国又遭两次大败。尽管战败的秦军是桓龁老军而不是秦军主力，老秦人也是大觉蒙羞。大争天下，战场胜败是硬邦邦的强弱分野。秦军第一强乃天下公认，却在赵军马前连遭败绩，老秦人如何不愤愤然？秦人族群之特异，愈挫愈奋，愈败愈战。这种部族秉性，曾经在秦献公时期发挥到极致。其时秦以穷弱之国成军二十余万，死死咬住强大的魏国狠打进攻战，使强大的魏国很是狼狈了一阵。若非那个拼死要收回河西失地的秦献公突然死于战阵之上，秦国就此彻底打光打烂亦未可知。秉性风尚所致，立国传统所在，秦军接连被赵军击败，老秦人焉得不雄心陡起！由此，一股与赵军再次大决的心气浓浓地酝酿生成，进而弥漫了秦国朝野。是秦人都看得清楚：灭韩之战不出主力大军，为的便是以主力大军对赵大决。而今韩国已灭，秦军锐师但出，只能是对赵大战。
正当此时，秦国陡起波澜。
春夏之交，灭韩消息堪堪传开，秦国陇西、北地两郡突发地动地动，地震的古代说法，史书多有记载。！其后，两郡又逢连月大旱，夏秋两料不收，田野荒芜牧场凋敝，牛羊马群死伤无算，大队饥民连绵不断地流入关中。与此同时，秦王嬴政的祖母华阳太后也不期然病逝了。随着突发灾难，秦国情势顿时为之一变。期间真正具有冲击力的，与其说是天地灾难，毋宁说是汹汹流言。随着饥民流入，发自山东的流言铺天盖地传来：秦国欲吞天下，此上天之报应也！秦王暴戾，逼死太后，秦若再兴兵灭国，必遭灭顶之灾！陇西地裂三百丈，秦人地脉已断，秦人将绝矣！秦国已成危邦，将大肆杀戮在秦山东人氏以泄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灾情被夸大得离奇恐怖，各种有关天象的预言、占卜、卦象、童谣纷纷流传，言之凿凿。大咸阳的山东商贾们开始纷纷离秦，朝野人心一时惶惶不安。
“欲以卑劣流言挽回颓势，山东六国异想天开也！”
一则则流言涌到案头，秦王嬴政不禁一阵大笑。
李斯极富理乱之能，此时颇为冷静，先与丞相王绾会商，再邀尉缭计议，而后三人共同上书秦王：请暂缓对赵战事，先行稳妥处置不期之灾，而后再慎谋战事方略。秦王一番思忖，立即召集王绾、李斯、尉缭、郑国等几位在国大臣会商救灾对策。就实而论，其时关中大富，蜀郡大富，秦拥两个天府之国，财货粮草充盈，两郡灾难并不能削弱秦国实力，饥民也不会给秦国腹地带来多大冲击。然则，若无大张旗鼓的应对之策，秦国局势仍然很有可能被流言搅乱。一番会商后，嬴政君臣迅速做出了三则决断：其一，基于秦法治灾不救灾之传统国策，特许陇西、北地两郡征发饥民修筑就近长城，粮草均由郡县府库支出，一俟旱象解除民即回乡；流入关中之饥民，一律进入南山狩猎采药自救，灾后得回乡耕耘放牧。其二，华阳太后高年病逝，依古老风习作喜丧待之，公告太后病情而后隆重发丧，特许国人不禁婚乐诸事。其三，在秦六国商贾、游士与移民去留自便，不加任何干预。朝会一散，秦王王书与丞相府令连番飞抵各郡县，同时在咸阳四门张挂公告。秦国法度森严令行禁止，书、令一到，上下所有官署立即实施。如此未及一月，突发灾情与惶惶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