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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了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有50℃，太阳照在沙漠上，朦朦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
车到卡迪西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小朱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库”（没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挂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大使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肯接受两罐茶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机场，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直到卫星厅的第三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7·14大桥、饥饿的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个“OK”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的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中国脸”，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耽心自己身上的新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了张10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见方的3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小邰在人群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最美的一顿饭。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鸭皮”。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了，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就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27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两年前，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更应该如此。”张郇和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的硬羽毛的两个多梦青年，是历史的幸运儿，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们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们干得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徐老板、林老板，帮我保障传真线畅通的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见到了我的老板徐佑珠，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全书完